普里莫·萊維不認為在奧斯維辛里挺過11個月并幸存下來堪稱英勇。和集中營其他的見證者一樣，他哀嘆最優秀的人都喪命了，最糟糕的人卻幸存了下來。但我們這些在相對意義上幾乎完全沒有經歷過生存考驗的人發現很難相信他。進入地獄卻不被其吞噬，這怎么不能算是英勇呢？更何況，他帶著如此微妙的清醒、如許多的諷刺幾乎是平靜見證了這個地獄？我們的一知半解加上懷有的仰慕，導致我們將作者簡化為一個有著極度渴求的真誠的混合體：英雄，圣徒，見證者，救贖者。他記錄奧斯維辛生活的《這是不是個人》（If This Is a Man，1947）的標題帶著一種明顯的躊躇和顫栗，被他的美國出版商改成更親和的、有教導性（How-to-ish）的《活在奧斯維辛：納粹對人性的摧殘》。該書的美國版夸贊萊維的文本是“對不可摧毀的人類精神的永恒證詞，雖然萊維不時強調集中營能如何迅速、高效地摧毀人類的精神。另外一位幸存者——作家讓·埃默里（Jean Améry）將“理解”誤讀為“讓步”，非難萊維是個“寬恕者”（pardoner），雖然萊維一直爭辯自己關注的是正義，而非無差別的寬恕。 一個曾經在集中營化學實驗室里遇到萊維的德國軍官在《這是不是個人》中讀出了“對猶太教（憤怒）的克服，一種對基督教愛鄰人觀的踐行，也是一份對人之信念的證詞。”當萊維于1987年4月11日自殺時，很多人似乎都覺得作家在某種程度上否認了自己的英雄氣概。

《這是不是個人》（If This Is a Man，1947）

萊維確是英勇的，同時他還保持著謙遜，注重實際，難以捉摸，帶著一種冷酷的激情，又具有實驗性。有時候他帶著局限，文質彬彬；有時候他又帶著地方習氣。（他與來自和自己相同的階級和背景的露西亞·莫珀戈結婚，并且最后死在他降生的那間都靈的公寓里。） 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是一名工業化學家；他的第一本書《這是不是個人》的部分內容是在他每天坐火車通勤的路上寫出來的。雖然他在奧斯維辛的經歷迫使他開始寫作、并成為其作品的核心主題，萊維的寫作一直是多變而世俗的，往往還帶著一種喜劇的基調，即使在他面對恐怖的困厄時也是如此。除了他的兩本戰時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和《終戰》【（Truce），出版于1963年，在美國被改名成《再度覺醒》（Reawakening）出版】，以及最后那本焦灼地探尋集中營生活和后續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現實主義和思辨風格的小說——其中一本關于二戰時期的一群猶太革命黨人，題為《如果不是現在，那么何時》（If Not Now，When？）。另外，他還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報紙專欄和那本優美、無從歸類的《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1975）。

《終戰》【（Truce），出版于1963年，在美國被改名成《再度覺醒》（Reawakening）出版】

三卷本《普里莫·萊維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Primo Levi，Liveright）的出版，對它的出版商、總編輯安·戈德斯坦（Ann Goldstein）和讓萊維的工作得以以全新面貌出現的譯者們來說，是一種不朽而榮耀的努力。雖然他最著名的作品已經受益于之前已出版的一些英譯本，但這一次他的全部文字得以匯總、并且涵蓋了那些從未被譯成英語出版的文字（尤其是他在1949年至1987年間完成的一組散佚的散文）

《普里莫·萊維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Primo Levi，Liveright）

普里莫·萊維于1919年出生于都靈一個開明的家庭，他在一個被同化的、富有教養的意大利猶太人世界里長大。 在《這是不是個人》中，他會寫到當他第一次聽到那個致命的目的地的名字時，“奧斯維辛”這個詞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他只是模糊地知道意第緒語（譯注：猶太德語），且“只從曾在匈牙利工作過的父親那里聽說過一些意第緒語格言或笑話”。那個社區大概有13萬意大利猶太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支持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至少在1938年的種族法案被通過之前，這一法案標志著一種全新的激進的反猶主義）；萊維的一個堂兄尤卡迪歐·莫米加里亞諾（Eucardio Momigliano）在1919年就曾是法西斯黨（Fascist Party）創始人之一。萊維的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雖然他更多是想從中撈到便利、而非出于信仰。

《元素周期表》

在《元素周期表》一書中，萊維熱情洋溢地復活了這個舒適的、有時頗為古怪的世界——這本書是一本回憶錄，一段歷史，一曲挽歌，同時也是萊維磅礴的文學才華的最佳例證。讓萊維的文字有別于其他大屠殺見證文字的，正是他對刻畫人物的迷戀、他在認知他人的過程中體驗到的愉悅，以及他這種關注所具有的人性的遼闊。

《元素周期表》里充斥著對萊維的親友們有趣的勾繪。他在《氬》這一章節里微微地對他們進行了輕嘲，因為和這種氣體一樣，這些親戚們普遍具有一種惰性：這些懶惰、“靜態”的人物們言語詼諧，充滿無用的玄想。盡管他們也許是充滿惰性的，但絕非黯淡乏味之人。巴伯布拉敏（Uncle Bramin。譯注：希伯來語用barba指叔叔）愛上了一個異教徒（goyish）女傭，宣告要娶她，卻遭到了父母的反對；和奧布羅莫夫（Oblomov）一樣，此后的二十年里他選擇一直待在床上。 諾曼·瑪利亞（ Nona Màlia）是萊維的祖母，在年老時有著令人生畏的威嚴，和家庭很疏離，還嫁給了一個信奉基督教的醫生。 也許“因為害怕自己的選擇錯誤”，諾曼·瑪利亞會輪流去猶太會堂和基督教教堂做禮拜。萊維回憶起小時候，他父親每個周日會帶著他拜訪瑪利亞祖母。 他們會沿著坡街走過去，萊維的父親會停下摸摸貓咪，聞聞蘑菇，翻翻舊書：

爸爸是工程師，口袋里總裝著書，認識所有豬肉販子，因他用計算尺算所買的豬肉。他買豬肉時并不輕松，并非宗教原因，而是由于迷信。打破食物禁忌令他不自在，但他愛豬肉，只要看到豬肉店櫥窗，每次都無力抗拒。他嘆一口氣，閉嘴詛咒兩下，以眼角盯我三次，似乎怕我批評或期望我的贊同。

萊維在很小的時候就顯示出他后來在散文里顯露的許多種特質——嚴謹、好奇、激烈、靈活，井然有序到自負的程度。在小學時，他就是班里的優等生（他的同學們會歡呼“普里莫萊維優等”——譯注:原文Primo Levi Primo！中是取萊維姓氏Primo的雙關含義）。在 都靈頂尖的公學Liceo D’Azeglio，十幾歲的萊維以其聰慧、并不魁梧的身材和猶太人的身份鶴立雞群。他受到同學的欺凌，健康惡化。他的英文傳記作者伊恩·湯姆遜（Ian Thomson）暗示萊維認為自己在身體上和性能力上都是有缺陷的，所以他后來著迷的那些粗獷的運動——比如登山和化學，都代表了一種自我改進的努力。湯姆遜注意到，萊維日后回憶校園歲月時會將自己經歷的不公視為“獨特的反猶主義”，并且補充道，“這種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萊維最后經歷的迫害的影響，還不得而知。”但是，有可能湯姆遜徹頭徹尾弄錯了。也許萊維在奧斯維辛展現出的生存韌性和他堅定不讓自己再受欺凌的決心有關。

只要讀完《元素周期表》第一章，你就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有著永不饜足和如索引般排布的記憶，知道如何讓細節變得生動、設置場景，以及如何配置他的佚事。這是一本始終讓人有引用沖動的書（萊維的所有作品幾乎都如此，奇怪的是他的小說除外）。《元素周期表》生機洋溢地橫貫了萊維一生的不同階段：十幾歲時對化學的興奮探究；在都靈大學上嚴厲卻不無趣味的“P教授”的課，P教授對法西斯要求穿黑色襯衫的規定嗤之以鼻，“卻套個可笑的巴掌大的圍兜”，猝然走動時圍兜會不斷從他的外套翻領抖出來。萊維欽佩自己的老師所撰寫的化學教科書“清楚到固執的地步，簡潔”,“充滿對一般人及愚懶學生的蔑視”，并且還憶起自己唯一一次進入教授的辦公室，看到黑板上寫著一句，“不管死活，別為我舉行葬禮。”

整本《元素周期表》都充滿著對礦物、氣體和金屬既實用、又獨特機智的描述。比如在他描述鋅時，“鋅，鋅板，鋅塊，他們用來做洗衣盆。這不是個讓人有想象力的元素，這元素是灰色的，化合物則是白色，無毒，也缺乏有顏色的化學反應。簡單地說，這元素很乏味。 ”萊維充滿柔情地寫到他的朋友和同事們，其中一些人我們還會在他的其他作品里遇到——喬麗亞·文耐斯（Giulia Vineis）“待人親切、慷慨而幽默，是天主教徒而不僵硬，講話懶洋洋的像活得不耐煩”;阿爾貝托·達拉·沃爾特（Alberto Dalla Volta）后來成了萊維在奧斯維辛的朋友，似乎很神秘地保持了對集中營生活毒素的免疫：“他是個心腸好但意志堅定的人，奇跡似的超脫。他沒低頭，也不折腰。他的舉動、笑顏有種解放的力量，是營網的裂縫……我相信沒人比他更受愛戴。”

《元素周期表》最動人的一章也許是《鐵》。這一章回顧了和萊維一起學習化學的朋友桑得多（Sandro），萊維和他一起體驗了登山的樂趣。和萊維崇敬的很多人物一樣，桑得多擁有強健的體魄和精神，并且被描繪成杰克·倫敦（Jack London）小說里頑固的自然之子那樣的人物。桑得多看上去似乎是鐵打的，祖上和鐵的關系也不淺（他祖先是鐵匠鍋匠），他學習化學是為了營生，不帶明顯的思考；在周末，他就會去山里滑雪或者攀巖，有時候會在干草棚里度夜。

萊維和桑得多一起品嘗了“自由”的味道——也許是一種來自思考的自由；一種征服了身體、矗立于山巔的自由；一種“主掌自己命運”的自由。桑得是這本書里有力的存在，萊維意識到這一點，最終用他的不在場沖擊了他的在場——在這一章結尾凄美的哀悼中，萊維告訴我們，桑得多的全名是桑德多·戴馬斯楚（Sadro Delmastro），參加了（皮埃蒙特）行動黨游擊隊。1944年，桑得多被法西斯俘虜，并試著從法西斯黨部逃走，卻被（譯者贅注：墨索里尼從少年感化院招募的）一名15歲的兒童行刑隊隊員打穿了脖子。這首哀歌的結尾是：

今天我知道想用文字編織一個人，讓他在紙上活起來，尤其桑德多，是完全無望的。他不是那種你可以說故事的人，也不是那種你可以立碑的人——他嘲笑石碑。他活在行動中，當行動結束，他什么也沒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

這些文字成了石碑，即使萊維否認自己樹立了它。

萊維的修辭風格最動人的一點在于他在聲音和沉默、出場和離席，以及生與死之間的切換。萊維一再鳴起喪鐘：這些鮮活的人類存活過，然后又消失了。但最終，他們存在過。《元素周期表》里的桑得多“什么也沒有留下”；而最受集中營難友愛戴的阿爾貝托死在了嚴冬從奧斯維辛撤離的死亡之旅中（“阿爾貝托沒回來，沒有留下任何蹤跡”）；“小矮個兒”埃利亞斯·林京（Elias Lindzin，“對他當自由人時的生活，無人知曉 ”）；“希臘人”摩多·內厄姆（Mordo Nahum）在萊維在回意大利的歸途上幫助了他一段兒、讓他活了下來（“我們進行了友好的交談之后就分手了；從此之后，那震撼了古老的歐洲，將其拽入分離和重聚的野蠻對面舞的旋風終于偃息，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的希臘語老師，也沒有他的音訊。）而那些“被淹沒的”，則是“沒有在任何人的回憶里留下蹤跡的”亡者。萊維甚至也為自己鳴響了喪鐘，因為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湮滅在那個刺在他身體上的編號里了：“事隔三十年，我很難說清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那個有我名字，號碼是174517的是個什么樣的人。 ”

1943年11月，萊維和他的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反法西斯游擊隊。那是一支業余的隊伍，只有可憐的裝備，訓練也不專業。法西斯士兵在12月13日那天的凌晨抓捕了他的部分隊友。萊維的身份證明顯是偽造的，他把它吞了下去（“照片特別難吃”）。但是這個舉措幫了他：審訊的士官告訴他，如果他是游擊隊員，就會即刻被處決；如果他是猶太人，他就會被送到鄰近卡爾比（譯注：Carpi，意大利北方重鎮摩德納附近的小鎮）的一個集中營。萊維堅持了一會兒，然后選擇坦白自己猶太人的身份，“部分出于疲憊，部分由于非理性的自尊”。他被送到摩德納（Modena）附近的褔索利（ Fòssoli）的集中營。那里的情況還是可以忍受的：那里有戰俘還有不同國家的政治犯們，還可以和外界有通信，并且沒有強迫勞動。 但是在1944年2月，德國黨衛軍接管了這個集中營，宣布所有的猶太人都要離開：猶太人們被告知自己要準備兩個星期的旅行。一輛有12節封閉貨運車廂的火車在2月22日那天晚上擄走了650人。 他們一到達奧斯維辛，就有500多人被“淘汰”殺死；其他96個男人和29個女人進入了集中營（Lager，萊維一直傾向于用這個德語單詞來指代集中營。譯者贅注：lager是德語Labeitslager的縮寫，指勞動集中營）。在奧斯維辛，萊維被囚禁在一個負責制造一種叫“布納”（Buna）的橡膠的勞改營里，盡管這種橡膠從未被生產出來。他被囚禁了將近一年多，然后花了將近9個月才最終返回家。“在那650人中間，”他在《終戰》一書中寫，“只有3個人生還。”這些就是事實，讓人憎惡卻珍貴的事實。

《塔木德經》中有一個注釋，辯稱說“約伯從未存在過，只是一個寓言（parable）。以色列詩人、集中營幸存者丹·帕吉斯（Dan Pagis）在他的詩歌《訓誡》（Homily）中回應了這種輕而易舉的抹消。帕吉斯說，盡管在這種神學上的競爭中存在明顯的不對等，但約伯還是不自知地通過了上帝的考驗，他用自己絕對的靜默打敗了撒旦。帕吉斯繼續寫，我們也許會想象這個故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約伯沒有意識到自己打敗的何許人也、甚至都沒有自己意識到自己獲勝了。這不是真的，因為后面就是（帕吉斯）超凡的末句：“但實際上，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約伯從未存在過，只是一個寓言。”

帕吉斯的詩句意思是：“約伯的確存在過，因為約伯在死亡集中營里。受難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一個人受難的事實被抹消了。”就是這般，萊維的寫作堅稱約伯存在過，不只是一個寓言。他的明斷是本體論的、有道德意味：這些事情都發生過，一名受害者見證了這一切，這些苦難永遠不該被抹消或者遺忘。在萊維完成“見證”的那些書中，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事實。讀者們很快就被告知了各種匱乏的法則，每樣東西——每一種細節、物品和信息——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有可能被偷走：電線、破布、紙張、碗、一把勺子、面包。 囚犯們學著在吃飯的時候把飯盒托在下巴底下以防止面包屑掉落。他們用牙齒把指甲啃短。“死亡往往是從鞋子開始的。”感染往往是從腳上的傷口、水腫開始的；不合腳的鞋子可能是致命的。饑餓是永恒、壓倒一切的，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是毀滅性的：“集中營就意味著饑餓”。在睡夢中，很多囚犯砸吧著嘴唇，磨著牙床，夢見自己在吃東西。而起床號早得殘忍，總是在黎明之前。當囚犯們拖著步子去勞動時，虐待狂式的、可憎的音樂會一直伴隨他們：一組囚犯被迫演奏進行曲和流行的抒情曲，萊維說那單調乏味的擊鼓聲和銅鈸的敲擊聲是“集中營的聲音”，也會是他最后忘卻的東西。而他稱為集中營的“毫無意義的暴力”（useless violence）則無處不在：尖利的呵斥、毆打和侮辱；被強迫的赤裸；荒謬的管理規則，帶著施虐狂式的悖論——比如，事實上每個囚犯都需要勺子，但集中營卻不給他們發放，囚犯只能去黑市上為自己搞到一把勺子（萊維寫道，當集中營被解放時，人們發現了大量全新的塑料勺被藏起來了）；抑或是每天狂熱、冗長的點名，不分季節天氣，向一群衣衫襤褸、奄奄一息的幽靈索要軍國主義的精確。

很多諸如此類恐怖的事實都可以在別的見證者的證詞里找到。萊維的作品卓越之處在于他非凡的敘事能力，這一點因為很多幸存者們并不去講述故事而更加突出；很多人經常會選擇詩歌的形式【保爾·策蘭、丹·帕吉斯和耶西勒·德-努爾（譯注：Yehiel De-Nur 原名是Yehiel Feiner，亦常用筆名Ka-Tzetnik寫作——這個名字是集中營的看守稱呼他的。他在奧斯維辛的編號是13563，De-Nur是希伯來語中“從火中所生“的意思）；或者從分析性的、報道的、人類學或哲學的視角來講述這段經歷【讓·埃默里，日爾梅娜·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 歐根·科貢（Eugen Kogon）和維克多·弗蘭克（ Viktor Frankl）】。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的重點落在了哀悼和充滿血淚的禮拜儀式上，要么則是講究快速精確，向外界呈現確鑿的信息，并試圖理解這一切。當維克多·弗蘭克在《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中介紹奧斯維辛的食物時，他是這么寫的：“因為重度營養不良，很自然地，對食物的渴望成了囚犯們的首要本能，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建立起來的。”在這種對材料的科學處理背后，是一種基于敘事的生澀（narrative na?veté）而產生的謹慎：這些作家們在不同時間里穿梭，從集中營內外的不同年代里，基于某個主題挖掘、遴選出大量細節。當然，弗蘭克的行文平靜地堅稱，“這些材料沒有掌控我；我掌控著它們。”【這種姿態甚至也出現在某些關于大屠殺的小說中：豪爾赫·桑潘（Gorge Semprún，1923-2011）是布赫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的幸存者，他的小說《長旅》（The Long Voyage）也體現了這種掙脫時間性（temporality）的自由。這本書的場景設置在去集中營的火車上，但情節會一直快進，涵蓋了整個集中營的經歷。】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

萊維的散文有著一種類似的篤定。在他的最后一本書《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他的分析是如此透徹，按照主題分類歸置材料，而不再是講述一個個故事。萊維也并不總是按照常規的時間順序來講故事。但《這是不是個人》和《終戰》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為它們并不鄙棄故事。它們游刃有余地鋪展著自己的材料。我們在《這是不是個人》的一開始讀到的是萊維1943年被捕的經歷，而結尾則是1945年1月俄國人解放集中營。我們在《終戰》里繼續讀到萊維這段漫長的、尤利西斯般的歸鄉之旅。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是某種引介（introduction），讀者似乎也在用萊維那雙不敢置信的雙眼打量這一切。當他介紹“口渴”這種狀況時，會這樣寫：“他們會給我們水喝嗎?不，他們又讓我們站成一排，把我們帶到勞改營中央的一個寬闊的空地上 。”他第一次提到如今已臭名昭著的、常被引用的老調————“惟有進‘爐子’的人才能從這里出去”：“這是什么意思呢？后來我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為了記錄自己的發現，他的句子經常從過去式跳脫到當下的日記體例。

由此產生了一種倫理學，當作家持續在記錄他從諸多細節中發現的道德（在這種境況下，也即，不道德的）新奇。這就是盡管其中的材料細節堪稱恐怖，每一位閱讀《這是不是個人》的讀者卻不忍釋卷的原因。萊維似乎也和我們一樣不解，這既是敘事帶來的驚詫，也是一種道德的震顫。受難者們對“奧斯維辛”這個名字的一無所知，從現實、象征層面為我們道明了一切。對于萊維而言，直到此刻，“奧斯維辛”才真正存在。它必須被被發明出來，被引入他自己的生命。正如神學家們和哲學家們有時堅稱的那樣，邪惡不是善的缺席。邪惡是惡的發明：約伯存在過，而不是一個寓言。在第一次被一個德國軍士毆打時，萊維體驗到了相同的震顫：“惟有一種深深的愕然: 怎么能不帶憤怒地毆打一個人呢? ”或者，因為極度的饑渴，他掰斷一根冰凌，卻被一個守衛粗暴奪走。“為什么？”萊維問。他得到的回答是：“Hier ist kein warum（這里沒有為什么）。”又或者，當勞改營的囚犯頭目（kapo）阿萊克斯（Alex）獲得了凌駕于其他囚犯之上的有限權力時，將自己沾滿油膩的手在萊維的肩上蹭擦干凈，好像萊維并不是一個人。又或者，當萊維足夠幸運地被選中在集中營的橡膠實驗室擔任化學家時，他遇到了監管化學考試的潘維茨教授（ Dr. Pannwitz），后者抬起眼睛看看自己的犧牲品，“那種目光并非人與人之間的目光，倒像是人隔著魚缸的玻璃壁看魚時的目光，是兩個不同世界的生物之間的目光，而要是我能解釋那種目光的本質所在，我也就能解釋的德意志第三帝國的瘋狂了。”

萊維經常強調自己從奧斯維辛生還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年輕和體力；以及自己粗通一些德語（他觀察到，很多不懂德語的囚犯在前幾周都死去了）；還有他受過的化學訓練，讓他大大提高了好奇和觀察的能力，并得以讓他在被囚禁的后期能夠在一間溫暖的實驗室的室內工作，與此同時，波蘭的嚴冬正完成對不那么幸運的囚犯們的致命篩選）；其他的一些意外則可以歸結為運氣。而在這些因素中，排名最后的是時機（他相對較晚地在二戰末期加入戰斗），還有他和他人締結友誼的能力。他在《元素周期表》中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大家都信得過、會來吐露故事的人。”在一個終極個人主義的世界里，每個人都必須為生存抗爭，他沒有讓自己傷痕累累的機會主義（scarred opportunism）成為求生的唯一模式。他和其他人一樣被戮傷，但又擁有對他的大部分讀者來說奧深而不可思議的智謀，因而未曾失去治愈他人和被治愈的能力。他幫助他人，也被他人援助。《這是不是個人》和《終戰》中都有關于善行和施舍的美好描述，不是那些制裁者和施虐狂、而是這些生命賜予者（life-givers）——這些支柱（fortifiers）、忍耐者（endurers）、那些支撐萊維幸存下來的男男女女們——的形象躍然紙上。年近五十的施泰因洛夫（Steinlauf），是一位曾效力于奧匈帝國軍隊、參加過一戰的退伍軍士，嚴厲地告訴萊維他必須按時洗澡、擦鞋子、挺起腰桿走路，因為集中營是使人淪為畜生的一架大機器，“我們不應該變成畜生”。

尤其是洛倫佐·佩羅內（Lorenzo Perrone），他和萊維一樣來自皮埃蒙特地區，是個泥瓦匠，非猶太人，萊維將他視為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們在1943年6月相逢（萊維當時在砌磚的勞動隊勞動，而洛倫佐是主要的泥瓦匠之一）。在接下來的6個月里，洛倫佐會偷偷帶額外的食物給他的意大利同鄉，甚至還冒著更大的危險，幫忙送信給萊維在意大利的家人。（作為一個第三帝國的“志愿勞工”——也即奴隸民工——洛倫佐擁有任何猶太囚犯都無法企及的特權）。而和洛倫佐的物質救援一樣關鍵的，是洛倫佐的存在，提醒著萊維，“ 以他那種簡單又淡定地做善人的方式，令我經常記住在我們當時那樣的生活天地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正義的世界…… 多虧了洛倫佐，使我沒有忘卻我自己是個人。”

你能在字里行間感受到這種道德的反抗。萊維寫道，他的寫作是保持他的鞋子擦得發亮、他的儀態傲然端正的一種方式。他的風格乍看像窗玻璃一樣清澈，但其實波瀾起伏、充滿策略。他因風格的純粹而受追捧，有時又會因其沉默和冷漠被怪咎。但是萊維的“冷漠”，也只是如同你稍稍遠離旺火、遽然感受到的那種寒意。他的鎮靜是激烈的哀悼、抵抗和確信。他也不是那么平易。他不懼怕滔滔洋溢的修辭，尤其在撰寫哀歌時。“黎明仿佛背叛了我們似的驀然而至；似乎新升起的太陽伙同那些人決意要毀滅我們……在訣別的時刻，我們彼此說了些活著的人互相不說的話。”他喜歡形容詞和副詞，崇拜康拉德，有時候他的口吻聽起來也像是康拉德的——除卻有時候康拉德會像拳擊手那樣將他的修飾語掄得到處都是（詞語越重越好），萊維則整齊妥當地處理這些詞。祖母諾曼·瑪利亞最后嫁的天主教徒被形容為“堂皇、寡言、大胡子”；他的同學麗塔“衣衫破敗，目光堅毅，悲哀而篤定”。切薩雷（Cesare）是那些道德強大、身體健碩的人之一，他在萊維需要的時候幫助了他，“非常愚昧，非常無知，又非常文明”。而在奧斯維辛，那些被淹沒的、滑向死亡的人，會在“內心無比孤寂”中漂走。

這是一篇古典的散文，一個有教養、從未想過自己仁慈的反語（humane irony）要去鏖戰它的道德對立面的男人的書寫。但是，一旦加入戰爭，萊維就將反語變成一件強大的武器。想想這些詞，“幸虧是”（fortune）、“冷靜的探討”（detached study）、“慷慨地”（charitably）、“魔力”（enchantment）、“謹慎莊重”（discreet and sedate）、“鎮靜”（equanimity）、“經歷”（adventure）和“大學”（university）。這些詞都被萊維令人矚目地用來描述他在集中營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幸虧是在一九四四年才被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這就是他帶著被人詬病的冷漠，寫下的《這是不是個人》的第一句。他冷靜地借用了fortuna這個詞在意大利語里的雙關含義——既表示好運，也有命定的意味。在同一本處女作的前言中，萊維承諾對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進行“冷靜的探討”。而集中營地獄般的進行曲則是一個人必須得擺脫的“魔力”（enchantment）。在《被淹沒和被拯救》一書中，萊維描述了當他得知自己要接受生死淘汰時的一個危機瞬間。他微微顫抖，幾乎要乞求那個他并不相信的上帝的幫助和庇護。但是“卻開始鎮靜下來”，他寫道，后來他抵制住了這種誘惑。鎮靜（equanimity）！

在同一本書中，他收錄了自己在1960年寫給他的德國譯者的一封信。他寫道“集中營以及去記錄集中營，是一種重要的經歷（adventure）并深刻地改變了我。”意大利原文是“una importante avventura，che mi ha modificato profondamente”，雷蒙德·羅森塔爾（Raymond Rosenthal）在1988年最早的英文譯本里保留了這層意味；新的這套“全集”弱化了這種反語的諷刺力量，將這句話轉化成“深刻改變我的嚴酷考驗”。因為萊維這些無懈可擊的文字，和他的其他文字一樣，是有道德意味的。首先，它們記錄了那他們所遭遇的玷污（我們會想，不應該稱其為“經歷”，而應該稱其一場“嚴肅考驗”）；其次，它們冷淡地抵制了這種玷污（不，我們堅持帶著一種強大的諷刺力量，把這段經歷稱作一段“經歷”）。

出于同樣的一種平靜而反叛的諷刺精神，《這是不是個人》有著幾乎隨意的結尾，就像一部傳統的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那樣，帶著書本之外的一連串幸福的好消息：“四月份，我在卡托維茨（Katowice）遇上了申克（schenck）和阿爾卡法伊（Alcalai）。他們都挺健康。阿爾圖爾（Authur）與家人幸福地團聚了，夏爾（chareles）重新當回老師了。我們相互寫過很多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見到他。” 這種對（諷刺的）抵抗的側重，讓《這是不是個人》的續篇《終戰》不但有趣，而且幾乎充滿歡樂色彩：集中營不復存在，德國人被戰勝了，而更溫柔的生活猶如精神的太陽，也在回歸。萊維所有的作品中沒有比《終戰》開始的一個瞬間更動人的了：在經歷了奧斯維辛幾個月的蹂躪之后，奄奄一息的萊維被兩個俄羅斯護士攙扶著下了一輛馬車。他聽到第一個護士說“慢點，慢點！”(“Po malu，po malu!”);這句話用意大利語表述起來更妙：“Adagio，adagio! ” 這樣溫柔的仁慈，宛若覆在文本上的一層香膏。

索爾·貝婁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現代作家都試圖定義人性，以便證明還有延續生命與寫作的必要。這句話用在普里莫·萊維身上尤為正確，即使我們不時會覺得這是命運強行賦予他的一項事業。從某些角度看，萊維是悲觀的，因為他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生來就平等的神話是多么空洞”。在奧斯維辛，那些本身就是強者的人成功了——因為他們從身體或道德上都比其他人強硬；又或者只是因為他們不如別人那么敏感和貪婪，在生存意志上更為犬儒。（讓·埃默里曾經在比利時遭到德國黨衛軍的拷打折磨，就曾斷言：在痛苦面前，我們也不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萊維并不是悲觀的神學家。他并不相信“可憐的自然選擇過程”，正是這種觀點統治著集中營，并且證實了人類本質的殘酷。哲學家哲貝雷爾·蘭（Berel Lang）最近在一篇對萊維的導讀中提出，正是這種道德樂觀主義讓萊維堪稱非凡。蘭寫道，萊維既不能被轉化成一個霍布斯主義者（Hobbesian，對于這種人來說集中營代表了終極的自然狀態），也無法成為一個現代達爾文主義者（這種人必須奮力解釋純粹的利他主義只不過是生物性的利己主義的一種偽裝）。對于萊維而言，奧斯維辛是一間例外、反常、不自然的實驗室。“我們不相信想當然的輕易的推論:當一切文明的上層建筑被取消時，人從根本上來說是野蠻的、自私的、愚蠢的，”萊維直率地寫道，“我們反倒認為，就這個問題，唯一的結論是， 當人類面臨身體的生理需要和痛苦的折磨，許多習俗和社會本性都無所適從。”

萊維指出，在日常生活里，在勝和負、利他和利己、被拯救和被淹沒之間都存在著“第三條道路”，這三條道路事實上即是“規則”（rule）。但是在集中營里，并沒有第三條道路。正是這種理解讓萊維拓寬了對那些被困在他稱為“灰色地帶”（gray zone）里的人的理解。他把那些進行了道德妥協、在某種程度上和納粹合作的人都歸到這個區域——從最低等的（那些囚犯通過從事諸如清潔工或者守夜人這樣卑微的勞動，從而獲得額外的食物）；到稍有野心的（kapos——囚犯頭頭，也是勞動隊長，這些自身也是囚犯的人往往成了屠夫和看守）；到極端悲慘的（the Sonderkommandos——特遣隊，即被黨衛軍選中的猶太人，負責在幾個月里運營毒氣室和焚尸爐，直到他們自己也被消滅）。這個灰色地帶可能會被誤認為“第三條道路”，但其實是一種失常，一種因第三條道路的“缺席”而催生的絕望的極限狀態。與用臭名昭著的輕蔑（infamous disdain）評價那些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的漢娜·阿倫特不同，萊維明顯試圖去抵達某種理解和較溫和的審判。他發現這些人既可憐，又有罪責，因為他們（在進入集中營后）立刻荒謬地變得同時無辜和有罪。而他也沒有讓自己逃脫這塊斑駁的道德圖景：一方面，他堅定確信自己是無辜的；但另一方面，他為自己幸存下來而羞愧。

萊維有時候會提到他感到一種更大的羞恥——恥于生而為人，因為正是人類發明了集中營。但是，如果說這是一種普遍羞恥的理論，它卻無關原罪。 萊維的寫作最讓人愉悅的一個特質就是，它獨立于各種宗教誘惑的自由。他不喜歡卡夫卡的視域的陰暗，且在一句著名的駁論中，抵達了卡夫卡的某種神學性的不安的核心——“他恐懼懲罰，而與此同時又渴望它……這是卡夫卡內在的某種病態。”對于萊維而言，善本身是可感知、可理解的，但是邪惡是可感知、卻不可理解的。這就是他內在的健全。

1987年4月11日早晨，這個健全的高尚的人，在他67歲的這一天，走出了他位于四樓的公寓，跌到（或是將自己拋向）公寓樓梯的欄桿上。如果這是場自殺，那么這一行為就撕開了他生還的縫線。一些人很憤慨，另外的人則拒絕認為這是自殺。盡管從未言明，但這些姿態的意味幾乎令人不安地近于某種沮喪，那就是納粹最終獲勝了。“普里莫·萊維在40年后死于奧斯維辛。”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寫道。然而，萊維是一名選擇自殺的幸存者，絕非無法幸存的自殺者。萊維自己就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關于讓·埃默里那一章中反駁過這種病態（morbidity）的爭論。埃默里在65歲那年自殺，說自己在集中營里花了很多時間考慮死亡；萊維相當尖銳地回應道，在集中營里他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忙，沒時間來體驗這種內心的動蕩。“生活的目標是對死亡最好的防御，這不僅適用于集中營的生活。”

很多當代的評論家們對萊維的抑郁癥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萊維和抑郁癥抗爭多年，直到最后病情變得極度嚴重。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感覺自己無法寫作、身體惡化，同時還擔憂著母親的健康。那年2月，他告訴自己的美國譯者露絲·費爾德曼（Ruth Feldman），在特定的層面上，自己的抑郁癥“比奧斯維辛還要糟糕，因為我已不再年輕，已經缺乏彈性了。” 他的家人對此卻未曾存疑。“不！他完成了他說一直想去做的事！”他的妻子在聽到事故時哀號。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萊維看作是個兩度生還的人：第一次是從集中營生還，第二次是從抑郁癥中幸存。他幸存了很長時間，然后選擇不再幸存。這最后的行動也許并非和他的幸存相悖，而是這種幸存的延伸：他決定在自己選擇的時間離開他自己的監獄。他的朋友伊迪斯·布魯克（Edith Bruck）同為奧斯維辛和達豪集中營的生還者，說：“萊維的寫作中沒有怒嚎——一切情緒都是克制的——但是萊維卻通過自己的死發出了如此自由的怒吼。”這種描述必定讓人動容，也許也是正確的。因此一個人只能自我安慰，且這種安慰是必要的：和很多自殺者一樣，萊維的死只是一聲沉默的怒吼，因為它吞噬了自身的回音。困惑是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不要道德化。因為，最重要的是，約伯存在過，不是一個寓言。

翻譯說明：

本文譯自《紐約客》雜志2015年9月28日刊。引文部分參考了《元素周期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99讀書人出品）和《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聯書店，三輝圖書出品）。文中《這是不是個人》的引文來自99讀書人即將出版的《這是不是個人》中文版。《終戰》的中文版《再度覺醒》也即將由三輝圖書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