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任首相里，僅有一人的軍事成就勝過作為政治家的名氣。這位首相就是威靈頓公爵，阿瑟?韋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Wellington）。他發(fā)跡于印度和西班牙半島的戰(zhàn)爭，在赫赫有名的滑鐵盧戰(zhàn)役中打敗拿破侖，最終成為大英帝國陸軍元帥，并獲得法蘭西王國、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和荷蘭殖民帝國六國授予的元帥軍銜，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獲得7國元帥軍銜者。

盡管有不少美國總統(tǒng)是借助卓著軍功走向政治巔峰，如華盛頓、杰克遜和艾森豪威爾，世界歷史上也有數(shù)不清的軍政府領(lǐng)袖，但放眼英國史，軍人首相少之又少。雖然丘吉爾也曾在軍校學習，并以帶領(lǐng)英國民眾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著稱，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前線戰(zhàn)績卻相當糟糕。

威靈頓公爵氣宇軒昂的形象，和薩拉曼卡戰(zhàn)役場景一起，被放到了D系列的英國紙幣上。戰(zhàn)功似乎是解讀威靈頓一生的最重要線索。但軍人首相和其他首相的不同之處在哪里？為什么其他國家的政治高層中有很多軍事領(lǐng)袖，而英國特別少？

來自愛爾蘭的軍人走向政治巔峰

相比其他英國首相，威靈頓公爵除了軍功卓著之外，還有一點很特別，那就是他的出生地。作為僅有的兩位出生在愛爾蘭的英國首相（另一位是謝爾本伯爵威廉?佩第－菲茨莫里斯［William Petty-Fitzmaurice, Earl of Shelbourne］），威靈頓公爵短暫的首相生涯里也展現(xiàn)出了愛爾蘭經(jīng)驗對他的影響。

威靈頓從政的起點是愛爾蘭的下院議員職位。和丘吉爾這類英格蘭望族長子相比，因為家中財力有限，他沒有在牛津、劍橋大學求學，攀不上政府核心人士的校友圈。但即便如此，韋爾斯利家族在都柏林的勢力，依然足以讓這位中等貴族家的幼子以不到21歲的低齡獲得一個愛爾蘭下院議席，延續(xù)家族在當?shù)卣沃械挠绊懥Α０⑸?韋爾斯利競選時不必花費太大的力氣，因為他連競爭對手都沒有。

在阿瑟?韋爾斯利的議員生涯之初，他并未表現(xiàn)出很強的政治抱負。和其他從下院議員成長起來的首相相比，他沒有在議會辯論中表現(xiàn)出能言善辯、八面玲瓏或是縱橫捭闔，自然也從未成為過愛爾蘭或威斯敏斯特下院的真正領(lǐng)導人。議員的工作甚至都沒讓他忙起來。家里很快又給他在軍隊里謀了個閑職，再花錢給他晉升。此時，二十出頭的阿瑟?韋爾斯利游手好閑，也未表現(xiàn)出什么領(lǐng)兵打仗的天分。

改變阿瑟?韋爾斯利的人生選擇的人也在這時出現(xiàn)，那就是貴族小姐凱瑟琳?帕克南（Catherine Pakenham）。當韋爾斯利向自己愛慕的帕克南小姐求婚后，遭到小姐的哥哥拒絕，理由是這個年輕人看起來毫無前途。情感上的挫折讓這位年輕人決心發(fā)奮。他離開了英國，到達法國革命后戰(zhàn)亂的歐洲，立志以職業(yè)軍人的身份成就事業(yè)。他的生活方式也發(fā)生巨大變化，從散漫的紈绔子弟變成了極為自律的軍人。

此后，作為軍事名將的阿瑟?韋爾斯利的人生緩緩展開。從歐洲戰(zhàn)場歸來后，他前往印度，和家族里的兄弟們共同擴大了英國在印度的影響力，驅(qū)逐了法國的影響。財富、榮耀和地位紛紛向韋爾斯利招手。凱瑟琳?帕克南小姐雖然容顏老去，依然成為了威靈頓公爵夫人。

之后的滑鐵盧戰(zhàn)役更讓威靈頓公爵聲名顯赫，路上時常有人對他揮舞手帕，或脫帽致意，得享國王般的尊貴禮遇。他的官銜也步步高升，1827年就任陸軍總司令，并進入政府核心。次年，當英王喬治四世面對首相空缺的難題時，他選擇了威靈頓這位國家英雄出任。就這樣，著名的戰(zhàn)爭英雄成了英國首相。

軍人首相的難題

雖然威靈頓公爵的行政經(jīng)驗不能算一張白紙，但遠談不上豐富。誠然，威靈頓在愛爾蘭當議員的時候參與過一些決策，擔任過愛爾蘭首席國務大臣，在印度時管理過5萬人規(guī)模的軍隊，偶爾也參與決定行政和外交方面的事務。但成為首相之后，威靈頓公爵對政治的興趣依然匱缺，和他二十多歲時差別并不大。黨派政治和在軍隊中的至上地位相比，威靈頓公爵對后者情有獨鐘。

管理軍隊和管理英國這樣的國家確實很不一樣。威靈頓公爵在軍中的下屬不敢對他說不，士兵們對將官唯有服從，尤其是這樣一位在軍事領(lǐng)域極有建樹的將領(lǐng)。但當時的英國政府運作，則需要平衡不同派系的力量。

喬治四世選擇威靈頓公爵，是希望他的國家英雄形象能凝聚內(nèi)閣，提升政府形象。但出身托利黨的威靈頓公爵一旦成為首相，內(nèi)閣中就有一大批天然的反對者。而且，這批反對者控制了戰(zhàn)爭、殖民地事務、貿(mào)易、外交等領(lǐng)域，讓威靈頓公爵的政策頻頻受挫。出任首相后，威靈頓公爵也未將自己的親信和親屬帶入政府。一旦他遇到困局，可以得到的支持力量非常有限。

此外，貴族身份也是威靈頓公爵的“阿喀琉斯之踵”。身為上院議員，他無法在下院積極活動從而實施有效控制，也不懂得如何操縱下院選舉和民意。換言之，無論在政府的基層、中層還是上層，威靈頓公爵都只有非常薄弱的控制力。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他的兩任首相生涯加起來不滿三年。

實用主義的決策風格

由于軍人出身讓威靈頓公爵對“黨派利益”不夠敏感，因此，他的首相生涯一開始就挑戰(zhàn)了托利黨內(nèi)保守派人士的訴求，實現(xiàn)了輝格黨人的目標。促使他完成這一決策的，是他的實用主義。

在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前，輝格黨成員力主廢除《市政機關(guān)法》和《宣誓法》。根據(jù)這兩部法案，非國教徒長期無法出任公職，政府中的工作崗位全部由國教徒占據(jù)。由于托利黨成員絕大多數(shù)是堅定的國教捍衛(wèi)者，不想看到非國教徒進入政治高層，也就長期抵制輝格黨的改革建議。而此時在政府內(nèi)勢力龐大的輝格黨成員，則希望通過廢除這兩部法案，實現(xiàn)改革的目標，讓國家的政治更為自由，民眾的權(quán)利更為平等。

就宗教立場來說，威靈頓公爵本人對非國教徒并無太多好感。還是愛爾蘭下院議員時，阿瑟?韋爾斯利就遇到過是否要賦予愛爾蘭天主教徒投票權(quán)的討論。在彼時的韋爾斯利看來，賦予天主教徒投票權(quán)并無不可，但如果這些人要進入下院就讓人頭疼了。換言之，比起多數(shù)托利黨成員，威靈頓公爵向來不是那股要褫奪天主教徒權(quán)利的力量，但他也不是帶有改革目標的輝格黨成員，無意改變新教徒占據(jù)政治主導的現(xiàn)狀。

廢止《市政機關(guān)法》和《宣誓法》的問題，可以看成是韋爾斯利在愛爾蘭遇到的投票權(quán)問題的升級版。在阿瑟?韋爾斯利成長為威靈頓公爵的同時，愛爾蘭和不列顛在法律層面合并，愛爾蘭議員得以進入威斯敏斯特下院。如果廢除了《市政機關(guān)法》和《宣誓法》，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就很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議會與堅信國教的英格蘭政治家發(fā)生直接對抗了。

威靈頓公爵此時的身份也和幾十年前大相徑庭。作為愛爾蘭議員的威靈頓公爵只是初入政治的家族棋子，此時他是已經(jīng)在軍事上為國家創(chuàng)造奇跡的英雄，并被賦予了要在政治領(lǐng)域繼續(xù)創(chuàng)造奇跡的厚望。在廢止《市政機關(guān)法》和《宣誓法》這一具體問題上，由于支持和反對的兩方勢均力敵，君主又舉棋不定，首相的選擇將最終左右事件的結(jié)果。

讓托利黨成員意外的是，算不得是改革派的威靈頓公爵非但支持廢止兩部法案，還說服國王站在他這一邊，讓輝格黨的目標得以實現(xiàn)。這讓托利黨人中反對天主教徒的人表現(xiàn)出了對威靈頓公爵的不信任，紛紛離職。他們擔心新首相的下一步就是賦予天主教徒進入愛爾蘭政府的權(quán)利。

在黨內(nèi)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下，威靈頓公爵的下一步政策是推動帶有宗教寬容性質(zhì)的法案付諸實施。原因并非是他對宗教寬容抱有熱忱，而是在當時形勢下作出的選擇。早在1825年，已經(jīng)有改革派的英格蘭議員向下院提案，意在改善天主教徒的政治地位。1828年7月的一次補選風波讓議定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一事迫在眉睫。威靈頓公爵原本看好的人選想利用這次補選獲得愛爾蘭克萊爾選區(qū)的議席，借此進入下院，成為輔佐他的力量。不料，愛爾蘭天主教徒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以絕對優(yōu)勢贏得了克萊爾選區(qū)的議席。

根據(jù)當時的法律，奧康奈爾有資格參加選舉，但當選后無法進入下院。作為彼時愛爾蘭極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活動家，奧康奈爾建立了為天主教徒爭取政治權(quán)利的地方組織，他勝選卻無法當選的情況引起了大量支持者組織地方起義，以示不滿。

玩不轉(zhuǎn)的黨派政治

經(jīng)過了年輕時代的多次重要戰(zhàn)役，威靈頓公爵的軍事才能毋庸置疑。如果他選擇舉兵鎮(zhèn)壓此時愛爾蘭爆發(fā)的起義，勝算極大。但作為成長在愛爾蘭的新教徒，自然不會選擇舉兵鎮(zhèn)壓這個方案。他也非常不愿意看到愛爾蘭出現(xiàn)地方起義，擔心這是爆發(fā)全國范圍革命的前兆，擔心法國大革命會在英國重演。

威靈頓公爵認為，解決之道只有化解愛爾蘭天主教徒的不滿，讓他們得到想要的權(quán)利，同時讓愛爾蘭的天主教會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不列顛。如果允許天主教徒進入威斯敏斯特議會，那么這群人也就被不列顛政府控制，對國家統(tǒng)治而言是好事。宗教寬容本身并不在他考慮之中。

1828年8月至12月，威靈頓公爵為允許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一事奔走，希望喬治四世也能按照他的理解來認識這種變革。最終，1829年4月，英國政府準許天主教徒進入公職，也讓奧康奈爾順利成為克萊爾選區(qū)的議員。

如果從英國政治的世俗化和現(xiàn)代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威靈頓公爵算是“順應歷史而變”的“改革派”，在沒有引起太多社會動亂的前提下緩解了與愛爾蘭天主教徒的矛盾。從動機來看，他是為了維持現(xiàn)有政府，避免社會動亂引發(fā)革命。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此后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地位得到提高，可以在威斯敏斯特議會發(fā)聲，進一步要求權(quán)利，推動了愛爾蘭民族主義力量的發(fā)展。

但是，就黨派政治而論，這是輝格黨的勝利。威靈頓公爵不僅因此失去了越來越多同黨的支持，也讓托利黨在政府中的力量進一步減弱。

通俗歷史中談論更多的也是作為戰(zhàn)爭名將的威靈頓，而非作為英國首相的威靈頓。若不是因為軍事方面的成就，他甚至連自己年輕時欽慕的女性都無法娶進門。作為首席財政大臣的首相，威靈頓公爵也不太擅長處理經(jīng)濟事務，這也是他執(zhí)政的軟肋之一。而在被迫下野后，曾經(jīng)的國家英雄在出行時甚至被人襲擊，被拽下坐騎，還有人向他在倫敦的住所投擲石塊。

然而作為國家英雄，在威靈頓的人生謝幕后，民眾對他的愛戴則依然延續(xù)。英國有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維多利亞女王也將他奉為英國特性的代表，對他的品格給予極高評價。

只是在19世紀這個英國政府不斷走向成熟的階段，軍事上的成功固然能鞏固國家統(tǒng)治，但政治運作需要職業(yè)政治家，需要能控制議會下院的議員領(lǐng)袖，而不是軍功卓著的國家英雄，也不是時代偶像。威靈頓公爵之后的英國首相們都沒有復制他的發(fā)跡道路，或許正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資料：

1. Dick Leonar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remier: Pitt to Rosebe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 Kevin Theakston, After Number 10: Former Prime Ministers in British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 Robert Eccleshall and Graham Walker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London: Routledge,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