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路上多穆斯林，與藏區有關系嗎？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副書記徐強看來，答案是肯定的。

2015年9月下旬，甘南州進入草黃牛肥的季節，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的“網絡媒體絲路行”系列采訪活動中，徐強向包括鳳凰網在內的多家媒體介紹，甘肅地處古絲綢之路的黃金段，甘南是其中一個重要板塊。

作為大陸十個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處，也是距離東部中國最近的雪域高原。24個民族聚居在這里，74萬人口中藏族占54.2%。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甘南州與其他絲路名城的不同。徐強說，甘南州委州政府除了發展區域經濟，還要肩負抵制分裂勢力的責任。

他同時透露，地方政府與分裂勢力的對抗從未終止，“我們與達賴集團的斗爭表面風平浪靜，實際是暗流涌動。”

對抗更多的表現為能否贏得藏民的支持。這位出身漢藏聯姻家庭的中共官員認為，抵制分裂的根本在于改變甘南經濟現狀，讓包括藏民在內的各族民眾受益于經濟發展。

“我們的工作重心是改善民生，讓他們在中共領導下過得更好。”

一

與中國其他區域的地方政府一樣，發展區域經濟始終是甘南州政府的重要責任。長期以來，這個風景秀美的藏區同樣以貧窮聞名，糟糕的交通狀況惡化了這里的經濟環境。

官方文件里，全州7縣1市轄99個鄉鎮（街道）、663個行政村，農牧人口55萬，占全州總人口的75%。“甘南是全國、全省扶貧開發的重點區域。”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央政府和甘肅省府加大了對甘南州的投資規模，高速公路開通，機場落地，航線可直飛拉薩、成都等地。

2013年，甘南建州60年周年，蘭州至甘南鐵路項目獲批。次年12月，項目正式開工，全長180.093公里，總投資104.57億元。州委副書記徐強說，甘南州因此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

現代交通拉近了甘南州與東部地區的距離，但貧困仍然是這個4.5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最急迫的問題。

在過去幾個世紀里，這里的牧民一直以游牧為生，逐水草而居。甘南州的瑪曲、碌曲兩縣和夏河、合作、卓尼及臨潭大部分地方的鄉村為純牧區，民生艱難成為生產方式落后的必然結果。

地方政府試圖從改變藏民生存方式中尋求突破路徑。

官方統計，從2008年至2012年，甘南州投資13.33億元，通過采取縣城集中定居、鄉鎮集中定居、公路沿線集中定居、半農半牧區集中定居等方式，建設176個定居點，讓這6縣市的14524戶（共73708人）從游牧走向定居。

既往經驗教訓表明，改善民生不能寄望于單向施予。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要求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扶貧開發。

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視當地民眾的參與，尊重當地民眾的主體作用，體現其發展意愿。

如何促使當地民眾主動參與由政府主導的扶貧項目？中國政府借鑒了格萊珉（Grameen）模式。

在諸多脫貧致富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格萊珉模式被證明較為成功。尤努斯主張針對貧困人口和貧困程度集中的鄉村提供小額信貸，為貧民脫貧提供經營資金。

甘南州政府把貸款融資作為破解發展資金短缺難題的根本途徑。官方文件稱，自2012年以來，甘南州發揮雙聯惠農貸款“火車頭”作用，全州累計投放貸款18.2億，惠及全州3.86萬戶游牧民，另外，還對貧困戶實行全額貼息，重點解決貧困戶貸款貴的問題。

徐強說，甘南州當下有12萬貧困人口，政府必須加快扶貧工作，改善民生，方能贏得最廣泛的支持。

二

夏河縣城西部的群山之間，有一座宏偉的藏傳佛教寺院。這里是拉卜楞寺，設有六大學院，如今是甘、青、川地區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

這座創建于18世紀初的寺廟經過300年擴建，占地1234畝，其中經堂6座，佛殿84座，僧舍千余間，常駐僧侶超過3000人。

甘南州統戰部副部長阿班（藏族）介紹，甘南州現有藏傳佛教寺院123座，其中格魯派寺院107座，寧瑪派寺院8座，笨教寺院7座，薩迦派寺院1座，僧尼1萬余人，活佛119人，信教民眾40余萬人。

相對于拉卜楞寺宏偉壯觀的建筑群，更多的藏傳佛教寺院地理位置偏遠，寺僧和教眾相對貧困，一些寺院建筑因年久失修成危房。

官方調查資料稱，大部分寺院自自養能力弱，僧尼主要靠家庭自我供養，僧人生活普遍困難，教眾供養負擔沉重。

信教民眾供養僧人源自藏區傳統。

2015年4月1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

白皮書稱，20世紀50年代，西藏社會依然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在舊西藏，神權至上，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封建領主的統治。據統計，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廟2676座，僧眾114925人。僧眾人數約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遠超歐洲中世紀神職人員，世所罕見。

60年后，寺院對教眾的影響依然不容忽視。徐強說：“達賴集團通過寺廟滲透群眾，他們提出管住一個活佛就管住一個寺廟，管住一個寺廟就管住一片信教群眾。”

宗教管理部門認為，寺院穩則藏區穩，寺院安則藏區安。

地方政府的措施是加大與寺院的聯系。徐強說：“我們單位聯系寺院、村子，干部聯系僧尼、貧困戶，幫助他們發展經濟，了解民意，化解矛盾。這是我們的雙聯。”

在甘南州的39848名干部中，其中22778人為藏族。官方要求藏族干部必須學漢語，漢族干部必須學藏語。藏族干部占大多數和語言的無障礙化，增加了地方政府與寺廟的聯系。

在地方政府針對寺廟的諸多措施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甘南州政府計劃把登記在冊的教職人員逐步納入社會保障范圍，8114名宗教教職人員獲得醫療保險，6249名教職人員獲得最低生活保障，5872名教職人員參加養老保險。

徐強認為，分裂勢力不會放過甘南州，這是甘青川交界的結合部。“在這里搞出事情，會立即影響其他地方，因此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三

2008年，一位中國青年學者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任教，開設了一門“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的課程。在美國，只要是與中國歷史文化相關的課程，“西藏”似乎是永恒的話題之一，美國學生總會提些刁鉆的問題或展開熱烈的討論。

這位歷史系教授回憶，自己曾試圖展示中國的歷史文獻，來幫助美國學生了解西藏歷史，但效果并不理想。學生們不懂中文，即便中國教師翻譯出來，他們也將信將疑，總以為這些文獻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其背后是中國人的某種“立場”。

程龍試圖用學生們認可的西方歷史文獻來講述西藏歷史和文化。在圖書館收集資料時，前美國外交官、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

中國學者發現，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柔克義登上了中美關系歷史舞臺的中心。1888到1889年，1891到1892年，他兩次考察西藏，雖沒到達拉薩，但對西藏北部和東部地區的地理，風俗、文化和民族人類學進行了深入研究。

1899年，柔克義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面對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這一外交策略的前提是“保證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

5年后，英軍入侵西藏，打破了“門戶開放”預設的前提，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1906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柔克義積極斡旋西藏危機，他幾度會見因英軍占領拉薩而流亡在山西五臺山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力勸他到北京覲見光緒皇帝，與中央政府一道維護領土主權、反對英國對西藏的入侵。

在參考了柔克義的意見后，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聯合其他列強，向英國施加壓力，迫使其退出西藏，從而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遞了美國政府的態度：“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應得到保證。”

在《柔克義與中國》（2013年6月刊發于《讀書》雜志）一文中，中國學者回憶，美國學生在了解到上述史實之后的表情可用“驚愕”兩字來形容，這跟他們平時在《紐約時報》和CNN等媒體上看到的介紹大相徑庭。

由于歷史及當下的諸多原因，在西方輿論場，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直面達賴及其支持者時，往往處于不利位置。這種情況甚至出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3.14暴亂”中分離主義者燒殺平民時。

徐強說，此后發生在甘南州的數起極端案例中，鑒于國內媒體集體失聲，國外媒體的報道往往在真相的另一面，自治州政府百口莫辯。

“關于自焚，我們的媒體一直不報道，結果他們在外面說什么就是什么了。去年一個婦女身患絕癥，被達賴集團煽動去自焚。反正無法治療了，就自焚吧。”

地方政府的調查結果認為，自焚往往是生活處于絕境的人們，被他人煽動后采取的極端做法。

2012年10月8日，達賴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說：“我非常肯定的是，這些自焚者之所以犧牲自己是因為懷著真誠的動機，是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從佛教的觀點看，是積極的。”

2013年10月22日，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在意大利羅馬接受了《快報》記者比安吉的專訪，就達賴集團與“自焚”事件的關系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朱維群稱，“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把自焚說成是崇高的、利他的行為，菩薩的行為，是有極大功德的。奇怪的是自焚者幾乎都是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和小喇嘛，鼓吹自焚的人中卻沒一個有錢人、一個大喇嘛去自焚，成就這番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