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世界都在關注美聯儲是否會做出加息決定的時候，美國國內事實上還在進行另外一項經濟政策議題的討論。而且其重要性可能絲毫不亞于美聯儲加息，特別是當考慮到其長期影響的時候。

今年9月1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能源和電力分委員會投票通過了廢除原油出口禁令的“HR-702號法案”。原油出口禁令是1975年美國在石油危機之后為了保障國內石油供應而采取的一項措施。這項議案接下來會被送至眾議院和參議院投票表決，如果投票通過并得到總統簽署的話，將為未來美國新興油氣產業的擴張和走向國際市場鏟平法律障礙。

盡管禁令解除對當下原油市場的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筆者認為，其在另外一個方面卻具有堪稱標志性的意義——如果說2014年下半年石油價格的“腰斬”標志著過去二十多年以來“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出現拐點的話，那么美國石油出口禁令的解除則極有可能標志著美國將對其中東外交戰略進行大調整。

像其他眾多歷史事件一樣，如果單獨拿出來看，意義并不見得明顯，或許就像是歷史長河中一塊不太起眼的普通石子。但是如果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環境、放在時空脈絡中與其他事件結合起來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其非同尋常的意義所在。我們不妨來梳理一下過去一年多時間以來發生的幾個相關事件。

第一件事是也門戰爭。今年3月26日，沙特阿拉伯聯合十個海灣國家對也門胡塞反對派武裝展開了空襲。戰爭伊始，大部分觀察家的判斷是，這將會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認為雙方武力對比不成比例，認為胡塞武裝很快會被沙特聯軍擊潰，然后也門局勢會恢復穩定。當時，筆者撰寫了《三“圈”兩“線”理解也門亂局》一文，闡述了也門亂局背后的復雜地緣政治背景。正如筆者當時預計的那樣，也門事態后續的發展超出了大部分觀察家的預測，從空襲開始至今已有半年之久，戰事仍在升級。至少從目前來看還尚未出現任何跡象能夠表明也門亂局會在短期內終結。即便沙特多國聯軍退出也門，筆者預計，也門國內的混亂局勢仍將持續較長時期。

第二件事是伊朗核談判。今年7月14日，伊朗與美英法俄中德六國就伊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前后僵持十二年之久的伊朗核談問題終于取得了重大階段性進展。按照該協議，國際社會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將逐步取消。伊核問題取得歷史性進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態度的轉變——多年以來，由于美國的強硬態度，伊朗核問題談判鮮有進展，而近期美國對伊朗態度出現了明顯的緩和跡象。

第三件事是“伊斯蘭國”（即“IS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迅速擴展。IS組織引發的戰亂已經造成了超過400百萬難民向世界各地尋求庇護，特別是向鄰近國家以及歐洲地區。IS組織活動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于敘利亞和伊拉克，而是大有向中東其他國家擴散之勢。例如，上述也門戰爭中，就不乏IS組織的身影。與此同時，受戰火影響的大量難民流離失所，對周邊國家的社會穩定也造成了強烈沖擊。

第四件事情是去年11月27日，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油價已經大幅下跌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對外宣布將維持原產量3000萬桶/天不變的決定。沙特等OPEC傳統石油輸出國巨頭的意圖非常明確，那就是發動不惜價格戰也要與北美新興的頁巖油氣產業展開競爭，試圖將其遏制在萌芽狀態。OPEC的聲明一經宣布，國際油價應聲繼續暴跌。從相關數據來看，國際油價的低迷已經對美國新興油氣產業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論從新增投資、產量、還是就業來看。

這些事件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傳統上，人們慣常于分析中東地區政治動蕩對于國際原油市場及原油價格造成的影響。比如說，也門爆發了戰爭，是否會影響曼德海峽的石油運輸通道？對國際油價可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再比如IS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擴散會不會造成這兩個地區石油產量下滑？會不會影響向歐洲的石油運輸？而這一次，更重要的分析和啟示恰恰來自于相反的方向，那就是，石油產業的變化對于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甚至對于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可能產生的影響。筆者認為，在當前特定的時間點上，這一方向的影響要來的更加本質，更加深刻，也更為深遠。

首先，美國頁巖油氣產業的崛起使得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降低，這將直接導致過去長期以來形成的全球石油貿易格局將出現調整：在需求側，美國占世界進口的份額會下降，中國和歐洲作為石油買家的地位更為重要，回旋談判的余地更大了；在供給側，沙特等OPEC國家、俄羅斯以及其他石油輸出國也都需要調整自己在國際市場的定位。

更加重要的是，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的降低還會促使美國調整其中東戰略。而這一調整，可能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毫無疑問，上述中東地區的不安定局面固然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不論是也門的亂象，還是IS組織的興風作浪，都直接與教派沖突密切相關。但宗教復雜性遠非決定中東地區穩定與動蕩的唯一因素，很多時候甚至不是決定性因素。從邏輯上必須注意到，教派沖突是一直存在的，因而地緣政治的動態還需要從其他因素中尋找原因。

如果我們放在大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待上述一系列事件的話，就會發現，中東地區的治亂與域外大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二戰之后，美國和蘇聯的對立將全球劃分為兩大陣營，中東地區也不例外，處于兩極對立的冷戰大體系之中。美蘇兩國各自通過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在中東地區培植勢力，打壓異己。后來，阿以沖突又一度將美國在中東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緊接著，第一次石油危機給西方社會帶來了沉重大打擊，造成了經濟外交。在此陰影之下，美國不得不在中東地區開始推行務實強硬的外交戰略——為了保障美國國內石油供應安全，逐漸實行向沙特一邊倒的戰略，通過扶持沙特、依靠沙特，一方面維持中東地區的低水平穩定，另外一方面保障美國的能源供給安全。而其他一切對該戰略形成挑戰的因素，都被美國視為反對派，不論是與沙特對立的伊朗，還是后來主動挑起戰亂的伊拉克。

應當說，美國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東外交戰略是建立在保障國內石油供應安全的大前提之上的。這一前提即便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時期也仍然是美國中東戰略最重要的基礎。但是近年以來，新的勘探、開采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產業應用，美國國內新興的油氣產業方興未艾，頁巖氣革命的興起將從根本上動搖這一戰略前提。設想，如果美國實現了石油自給自足、甚至成為石油凈輸出國，那么它是否還有必要每年花費巨大的軍力以及外交資源來維持中東地區的穩定呢？至少繼續這樣做的激勵會大大降低。

2014年下半年油價的暴跌對于新興油氣產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打擊，但美國人一定會想辦法謀求恢復。最近美國國會討論通過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就是一種嘗試。從中長期來看，技術的大規模應用一方面會帶來規模效應，造成邊際成本下降；同時，技術也會在產業應用的過程中不斷趨于成熟。因而，美國實現石油自給自足基本已經成為可以預見的事情，甚至在不久的將來還可能會成為石油凈出口國。倒過頭來看本文開頭的話題：為了實現這些利益，美國也一定會解除石油出口禁令，促進新興頁巖油氣產業的規模化發展。

一旦美國能源自給自足，甚至成為石油凈出口國、在國際石油市場上成為中東國家的競爭者的話，那么它過去四是多年間既定的中東外交戰略就一定會發生較大的轉向，美國將不再會花費浩大的軍事、外交資源來主動維持中東地區穩定。事實上，我們從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苗頭：比如說在打擊“IS組織”的戰斗中，奧巴馬總統一再聲明，美國不會派出、也不應該派出地面部隊參與大規模戰爭，這樣做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再比如說，美國在伊朗核談問題上態度出現了明顯緩和，促成了伊朗核談在12年的漫長蹉跎之后終于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又比如說，在也門的戰爭中，美國雖然聲明為沙特聯軍提供武器和情報方面的支持，但是我們看到，它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限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沙特聯軍和也門政府軍在戰局中的不利。

繼續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在中東地區，已經不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一方面是因為保障國內能源供給安全的大前提條件轉變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本土遠離中東地區。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的中東戰略為全球提供了一種公共品，為國際社會創造了正外部性。即便未來中東局勢在一定局面上失控，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也要相對小得多。最大的成本將由歐洲、中西亞國家，以及大量依賴石油進口的中國來承擔。

當然，相對于美聯儲加息而言，放開石油出口禁令以及美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是一個“慢變量”，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的世界經濟的影響要來的緩慢得多。但是，不能因為是慢變量，就忽視它。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正在崛起中的大國而言。我們應當對這些轉變保持密切關注，及早設計應對預案。■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研究員，現供職于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