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百姓在抱怨中國的教育體制的時候，都會批評其產業化或市場化。市場化，一般的理解，顧名思義，就是誰出的價格高，誰得到的教育資源好。在老百姓那里，更具體的，就是各種擇校費、因為擇校產生的人情消費。

但是，這種價高者得的市場化，僅僅是教育行業市場化的一小部分。這是因為在教育的內容上，學生學什么，不但有高高在上的高考指揮棒，還有細分到高中、初中、小學的教綱、考綱。

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不妨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公立教育、沒有高考、教育行業是無政府化的，那么，學生會學什么？

教育的第一個作用是為市場提供技能成熟的勞動力。學生學什么，最終是職場需求決定的，職場是指揮棒。首先，這意味著人們不會白學東西，不會浪費。即使在現代這樣一個高度分工、技術非常發達、日常生活中的GPS會涉及到相對論，手機上隨便點一個外賣就會牽涉到復雜的算法匹配的時代，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所需要的數學也只有加減乘除。至于地理、歷史這些學科，從功利角度來說，用處甚少。所以，純粹以職場競爭驅動的教育行業市場化、無政府化，必然會有更強的專業色彩。

其次，教育的第二個作用是篩選。

學歷是教育系統最典型的篩選機制。在當下的職場競爭中，很多時候，不是選擇一個能滿足工作崗位技能要求的人，而是在眾多滿足工作崗位的人當中，選擇一個最好的，也就是排名前列的。所以，人的職場入門競爭，很多時候，就是排位競爭。

隨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過去的初中生變為了二本、三本生，過去的中專生變成了本科生，過去的本科生變為了研究生。但是，他們的物質與社會地位排序，卻沒有改變。現在擁有研究生文憑的人的社會排位，和30年前擁有本科文憑的人，在收入、社會地位、未來的前途以及作為結果的幸福感上，差不了太多。

在這個排序過程中，學歷是一種低成本的信號機制。當今社會，不再是一個熟人社會，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企業要面對很多陌生人。企業永遠不可能為每一位應聘者提供超長的試用期，真實地了解他們的能力，對企業來說，這樣做成本太高。這個時候，什么學歷、畢業于哪所學校、是否過了英語六級，就成為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判斷一個人能力的簡單的、低成本的方法。所以，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學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學歷可以顯示擁有這個學歷的人經歷過什么樣的殘酷選擇。比如，中國1995年出生人口為1693萬人，2014年北大與清華總共招生大約7000人，那么，在2018年的就業市場上，擁有北大文憑，就表明這個畢業生的智力與刻苦、自我要求等情商，已經是同齡青年中的前萬分之四，萬中選一，即使加上其他名校，也能達到千中選一。

學歷，包含一個歷字，顧名思義，就是學過些什么？所以，換一句話說，在職場的學歷排名機制中，當你學過的東西越多，你的排名就會越前。與此同時，你在學，別人也在學，職場的競爭還有一個年齡因素。60歲本科畢業與20歲本科畢業，競爭力自然不同；而20歲的本科生與20歲博士生，顯然也不同，至于16歲的博士，更是學歷制度中的領先者。所以，這就意味著，不僅是取得什么樣的學歷，什么時候取得學歷也很重要，你越早學過什么，你的排名就會越靠前。

經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推導，不難發現，如果想要在職場中獲得競爭優勢，那么，就得盡快地學會盡量多的東西。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多數人的教育，在一開始，不但會朝著專業化、細分化的方向進行，而且，也會有越來越多的高年級的內容往低年級轉移。一個具體的、更場景化的描述就是：當11歲的同齡人中，一些人還在學習分數的乘除法，另一些學有余力的人已經在接觸立體幾何、一元二次方程。這樣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奧數，以及“奧數們”不再有必要的。至于會彈鋼琴、會拉小提琴的素質教育，則更沒有必要了。奧數提供所謂的思維鍛煉、擇校標準的作用，就會完全被立體幾何、一元二次方程取代。

那么，當下的教育體制下，在排序競爭中，小學生是通過在奧數上的競爭、在彈鋼琴上的競爭來排序，而無政府的、純市場化的教育體制下，則是通過在立體幾何與一元二次方程、函數上的競爭來排序。這兩者有什么區別呢？

從單純的技術角度來看，需要承認的是，數學、物理、空間這些抽象思維是人類智力的最突出差異，也是人類的技術發展最需要的東西，在二戰時期，日本人就把理工科學生看得比文科學生更加重要。所以，競爭方式的這種轉變，肯定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速度。

從社會效果層面，我認為，區別就是，前者是資本密集型的，而后者，更依靠先天智力，其培養也更加便宜。

如果把學習視為一個資金與智力的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物理、函數、反函數這些東西，相對于鋼琴、奧數，前者對思維的要求決定了，受智力的影響更大，受資金的影響更小，后二者，對資金的需求大得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當下的教育體系在內容上的計劃，加大了家庭收入差異導致的教育質量差異。教育內容的無政府化、市場化，反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社會排序。

有了上述對無政府純市場化的教育體系的假設與描述，再來看現代的教育行業的情況。不難發現，現在的教育制度，從教學內容角度看，它是計劃性的；從教育資源的分配來看，公立教育資源的分配是計劃的，哪個學校多，哪個學校少，是按名校與菜場小學分配的；但是，在最終獲取上面，卻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按價格分配。

這樣的一個制度，是一個多方博弈的過程。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消除義務階段的教育不平等，但遺憾的是，資源不平等分配才有基層官員尋租的空間。

另一方面，從父輩把代際資本向下一代傳遞，本質上，就是父輩幫助子女獲得更高社會排序名次的過程。對于頂級人群來說，獲取名校等資源是超越規則的，但對與金字塔尖頂之下的大多數富裕階層來說，他們仍然需要通過規則來行事，他們希望排序過程，變得更加得資本密集型。

在多數社會，掌握越多資源，就能獲得越多的話語權。在一個原子化的社會，人與人沒有1+1>2的政治聚集效果，話語權則更直接地與某個階層的資源總量相關。所以，愈強者聲音愈大，而中國則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國擇校的抱怨、異地讀書難的抱怨（這其中涉及到一部分遷移的中產）遠大于農村學校并校的抱怨——當中國農村的孩子需要步行幾公里、翻山越嶺上學，在媒體上很難看到強烈反應，直到多起校車慘案把這個問題呈現出來，甚至，即使在這個時候，并校的問題，也沒有擇校更引起輿論注意。

中國教育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想上好大學，就得上好高中、好初中，好初中往往又與好小學對口，好小學還需要幼升初的競爭，所以，在幼兒園階段就得開始競爭，所以，這種代際資本的傳遞過程，排序競爭中更偏重于資本的后果，會直接地體現在高等教學的學生結構上，并且，在中國最大的兩個貧富不均等的群體上變得非常明顯，即城鄉受教育機會的不均衡。

據國家相關課題組調查顯示，近年隨著學歷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F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南京學者張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華20年來的招生情況，情況令人驚嘆：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占 17.8%，與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70%形成鮮明對比。

所以，本質上而言，考察一個教育體系最根本的切入點，是這個教育體系在內容、分配、獲取三個層次上的一致性與協調性。正如前面分析，如果分配與獲取層次保持市場化，內容層次朝市場化方向轉變，三個層次一致，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或者，內容層次保持計劃性，分配與獲取層次，朝計劃方向轉變，也是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而現在的這種方式，恰好是最有利于富裕階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