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與劉紹銘的一次對談內容整理。劉先生學貫中西，著譯頗豐，曾任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訪談錄音經由黃碧儀小姐謄打，由單德興整理后，已請劉紹銘教授本人過目。

當時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透過戴天認識美國新聞處負責美國文學中譯的費德曼（Harvey Feldman，音譯）。他們找我翻譯，我就自己挑了那些作品。巧的是，費德曼也是猶太人，但我起先并不知道。我從前有段時間擔任職業譯者，為了拿譯酬也就沒什么挑。有了大學的教職之后，不必靠翻譯過活，就可以挑選自己想要翻譯的作品，在那之后沒有一本翻譯是人家指定給我的。

翻譯《一九八四》

單：您還翻譯過奧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

劉：《一九八四》也是我借來的生命。我所謂“借來的生命”跟認同有關，我不認同的東西就不會翻。香港《信報》的老板林山木（筆名林行止）是我的老朋友，我1973年開始為他寫稿，1983年他想到要我翻譯《一九八四》，先在《信報》上連載，之后再出書。

單：當時也在臺灣的《皇冠》連載。

劉：是的，《一九八四》同時在港臺兩地連載。1970年代，在臺灣是好年頭，《聯合報》、《中國時報》跟其他出版業生氣勃勃，兩大報的副刊各用十幾個人，時報老板余紀忠親自介入，在“人間”副刊辟了一個海外專欄，專門向海外學者邀稿。當時有報禁、黨禁，我們就以“海外學人”的身份在文章里夾帶個一兩句、一兩段，透露一點消息。至于在臺灣境內，編輯也賣命拉稿。我聽說有副刊主編向古龍拉稿時，古龍拿臉盆盛滿酒說：“你喝光我就幫你寫稿。”就這樣子拉稿，幾乎把命都賠上。我的《二殘游記》登出來時，一天到晚電話響個不停，都是來拉稿的，英文管這叫“courtship”?！吨袊鴷r報》的高信疆跟《聯合報》的痖弦斗法的時候，有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等，每逢出書就舉辦演講會，很熱鬧。很多香港作家跑到臺灣去參賽，在臺灣領風騷。

單：您的《一九八四》先是臺灣的皇冠版（1984）和東大版（1991），最近又有大陸版（2010）。我好奇的是，皇冠版把原書附錄的“新語原則”（“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由正文之后改到正文之前，是什么原因？

劉：我不知道，因為我把譯稿給他們之后就隨他們處理，不再介入。

單：皇冠版把它放在正文前有點阻礙讀者的閱讀，東大版就放回正文后面。東大版除了原先那篇譯序《日漸伸長的影子》之外，又加了一篇新的前言。

劉：我只能說皇冠版比較市場取向，東大版比較嚴謹。

單：東大版的前言里，結尾時您強調，如果有人要您列出十本改變您人生的書，您會毫不猶豫地把《一九八四》列為首選。

劉：的確如此。

單：請問大陸的出版社是怎么跟您接洽的？銷售情形如何？您先前提到董樂山的大陸譯本，說那個版本只印了四百多本，流通不廣。

劉：北京的出版社直接寫信給我。出版后，我看了書里的文字，他們都沒有改動，這很難得，應該是大陸真的很認真看待《一九八四》這本書。我翻譯的簡體字版銷路應該不錯，但實際賣出多少我并不知道。

編譯中國文學之英文選集

單：您也把不少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推介給英文世界。

劉：我編譯的英文選集全都是為了服務——既服務這個領域，也服務自己。為什么呢？因為美國大學生的中文程度很有限，我自己編輯或與人合編的那幾本書基本上是教科書，全都是為了課堂上的現場需要，既是我自己教學所需，也為這個領域提供教材，算是學術服務。編譯這么多書犧牲了自己很多做研究的時間。編譯出書之前，每次上課都要看看今天有多少學生，然后去影印資料給他們。比如說，像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翻譯的杜甫詩已經絕版，想買都買不到，只有用影印的。但是后來法令保障知識產權，不能隨意影印教材，所以就需要出這么一本書。

單：有這種需求的老師應該很多，但只有您跳出來做這件事。

劉：因為這里還涉及功利的因素。在美國出版論文或專書在核薪和升等的時候都用得上，但是編譯教科書卻不算學術貢獻，審查的人不會把翻譯工作考慮在內。要是沒有需要給學生教材的急迫感，我也不會去做。至于編譯的書中有兩本關于臺灣小說，是出于另一個動機。1970年代，臺灣在國際上像是小媳婦，沒有人聞問，國際學界根本不重視臺灣文學。我在臺灣念大學，對臺灣有很深厚的感情，于是編譯了兩本臺灣小說選集。那個時候要找出版社出這種書很不容易。

單：《臺灣小說選：一九六○～一九七○》，1976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香火相傳：一九二六年以后的臺灣小說》，1983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

劉：第一本選集是透過夏志清先生的關系，第二本選集則是我們自己打出來的路子，因為當時我負責編輯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的相關叢書。雖然我不是臺灣人，連一句臺灣話都不會講，可是那個時候國際上注意的都是大陸文學，沒有人注意臺灣文學。因此，我編譯這兩本書也是一種借來的生命，因為我想在國際冷落臺灣的時候做一點有關臺灣的東西。我那時注意到的作家包括陳映真，還為他編了一本選集。

單：記得我是在大二時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作品，就是您編的《陳映真選集》（1972），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開數小小的，和臺灣出版的書在外觀上明顯不同。我在公館買到那本書時還覺得奇怪，為什么這位臺灣作家的選集是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后來才聽說陳映真是政治犯。

《現代文學》的創辦與譯介

單：你們當初在辦《現代文學》時，就譯介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與思潮。

劉：我們在辦《現代文學》的時候，最早是王文興主張譯介卡夫卡。

單：第一期就是卡夫卡專號，封面就是卡夫卡的畫像。您還記得自己翻譯過哪些作品刊登在《現代文學》嗎？

劉：我翻譯過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當時我們許多人都參與翻譯，譯作也刊登出來。我們就讀臺大外文系，英文程度雖然比一般人好，但還不到可以翻譯那樣的作品。我絕對不相信我們的理解能夠完全正確無誤，一定有些誤譯，現在回想起來都感到有些汗顏。如果你不提起，我根本就不敢談。

單：在我念大學時，《現代文學》已經變成了一則傳奇。

劉：《現代文學》對我來說是一段美好的回憶。那時候我常常到夏濟安老師在溫州街的宿舍請益。就文學批評而言，他最推崇艾略特；就小說而言，他很欣賞狄更斯。夏老師的英文都是從這些大家學來的，是維多利亞晚期風格，漂亮得不得了。他們兩兄弟的英文風格不同，夏志清先生的英文是學院的風格，而夏濟安先生的英文是維多利亞晚期風格，是狄更斯的風格，味道高雅，讀來有余韻。那時候我們都是小毛頭，但他要我們注意許多事情。比方說，他說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知識分子難辭其咎，因為大家都太懶了。他也說，《一九八四》老早就應該翻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也是老早就應該翻譯，所以我二十多年后翻譯了《一九八四》。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來一個老師能對學生有多大的影響。

單：您在譯介華裔美國文學時是有心介入。

劉：由于從前幾乎沒人談過唐人街文學，我就多少寫了一點。我采納的是唐人街的廣義定義，其實我們并不是住在唐人街。我想我要是生在古時，一定是個游俠之類的，因為我愛打抱不平。像我為了臺灣文學、臺灣朋友而做的事就是這樣的例子。為什么我要介入唐人街文學呢？因為我是廣東人，懂得他們講的話，知道唐人街里的人的痛苦、挫折、期盼……

單：唐德剛先生在給《渺渺唐山》寫序時，提到要做華美文學研究必須具備四個條件：華僑、廣東人、學者、中英文俱佳。他說，放眼望去，唯一符合這四個條件的就是您了。

劉：我跟唐先生不熟。他看過我的《二殘游記》，后來在會議上見過一面。你不提，我都忘了這回事。那篇序言可能是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請他寫的。

單：您在序言中提到，其實研究唐人街文學對您的學術專業來說是“不務正業”。

劉：因為這對學校里的升等沒有幫助，也無關我的學術探究，完全是我個人的興趣而已。

單：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是不是也有一種使命感？因為唐德剛先生在序言結尾時特別提到這是對您的“天降大任”。

劉：講“使命感”就太嚴重了。事實上，我就是要引起眾人對唐人街文學的重視。這些寫作其實不可能改變什么，因為年輕一代根本不留在唐人街，老早就搬出去了。唐人街是已逝去的世代，很少人以此為榮。美國盛行多元文化之后，華裔美國文學才得到應有的地位，這個領域現在已經發展得很蓬勃了，我根本沒辦法跟上。

單：您那兩本與華裔美國文學相關的書在臺灣出版，背后有什么故事？

劉：沒有，完全沒有故事。因為我在臺灣待了那么久，多年來也在報章雜志上寫文章，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有接觸，否則這兩本書是不容易找到出版社的。不過那時臺灣處于1970年代的黃金時代，氛圍欣欣向榮，現在時機就不比從前了?！睹烀焯粕健分械脑S多文章原本是在《中華日報》副刊刊登的，副刊主編蔡文甫也做得很賣力。

語言與環境

單：香港和臺灣的翻譯有沒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特色？

劉：香港和臺灣有些用語不同，香港顯然受到廣東話的影響。譬如國語講“我先吃”，廣東話是“我吃先”。臺灣的讀者看到這樣的句子也能理解。香港人看臺灣的文章也沒問題。但大陸就不同了，他們意識形態強，好用一些術語來唬人，聽起來好像很高深，其實不然。他們許多翻譯對我來講是alienation（異化）。

單：這種情況是不是跟他們翻譯馬列作品或魯迅主張直譯有關？

劉：唉！但是提到中文翻譯，香港和臺灣的用語有許多地方可說是大同小異，像“辣妹”就是從臺灣傳到香港的，而大陸的表達方式則不同，有些生硬。我的背景和翻譯理念則有所不同。我和喬志高差不多年代，都讀過幾年文言文，因此覺得他把The Great Gatsby這個書名翻成《大亨小傳》很好，就像林琴南把David Copperfield翻成《塊肉余生記》，真是太漂亮了。有一個大陸版就照字面直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就是《人民日報》體嘛。《上海書評》有一篇評論說，很多人都說《大亨小傳》題目翻得很好，內容也翻得好，可是那位作者覺得還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好。翻譯的評價就因譯者立場的不同難以取得共識。你看林琴南的《塊肉余生記》也好，《王子復仇記》也好，書名都定得很好，就是“dynamic equivalence”（動態對等）的例子。像我編譯的每一本英文書都要由母語人士看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有一位很好的文字編輯專門幫我們改英文。張愛玲的英文很好，而這位已經過世的編輯曾看過張愛玲的英文稿，她在跟我通信時說，張愛玲的書面英文雖然很好，但一寫到對話就有不足之處，因為“People don't talk like that”（我們不是那么說話的）。這位編輯幫她改了幾個地方，行文就比較自然了。

翻譯的理論與實踐

單：您認為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如何？

劉：除了教書要跟學生講幾個術語以外，我對理論沒有興趣。研究翻譯理論的人往往欠缺實務經驗。像葛浩文把莫言的作品英譯得那么漂亮，這種功夫是任何翻譯理論都不能涵括的。不過，理論也不能缺，不然怎么跟學生講課？至于我的一些翻譯見解則都是從實作中得來的。

單：您在翻譯時，策略上屬于歸化還是異化？

劉：我認為“動態對等”就是一種很自然的翻譯，譯文只要恰當，管它是歸化還是異化。有時候你會碰到一些例子是很自然的、現成的，談不上什么異化或歸化，像“傻子金寶”就是從“Gimpel the Fool”翻過來的。

單：辛格的《傻子金寶》原先是用意第緒語寫成的。

劉：是貝婁幫他翻成英文的。貝婁本人就是一位文學大家，要是不看重辛格，就不會幫他翻了。

單：所以您的《傻子金寶》中譯是從英譯本翻譯過來的，也就是轉譯。

劉：我看貝婁的英譯本翻得很動人，就愛上這本書，而且譯成中文，但不知道我的中譯本究竟好不好。有些比較冷僻的語種，通曉的人不多，只能透過類似英譯本再譯成中文，這就是兩重的翻譯，我稱之為“再生緣”，多少是個不得已的替代做法。

單：翻譯研究中常提到直譯、意譯的爭辯，您的看法如何？

劉：我認為爭論直譯還是意譯沒什么意思，要看原文而定，像《一九八四》是直譯還是意譯？譯過來就是了！

單：能不能談談您早年與人合譯、出版曹禺的《原野》（The Wilderness，1980）？

劉：那本書我只是名義上合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譯者當時是碩士生，難免有不少誤譯。

單：其實文學作品兩人譯比自己一個人譯還困難。

劉：對，因為兩個人的意見絕對不同，要怎么調解呢？所以我不贊成合譯。

單：您編譯過的書籍很多，以選集的方式呈現給英語世界的讀者。

劉：我跟馬幼垣編的那本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Themes & Variations主要從南北朝開始，但也從較早的《史記》選了一篇，一路下來到清朝，而以唐朝、明朝的小說居多，可說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教科書。這本書的譯者很多是學生。為了審慎起見，我和馬幼垣分工合作，譯稿交來之后由他負責查核是否譯文準確，我負責修潤。

劉：很好。這本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1986年起由Cheng & Tsui Company出版，在美國每年都賣出一百多本，盡管現在距離初版已經快半個世紀了。

單：這本書還有中文版（《中國傳統短篇小說選集》），當時怎么會想到要出兩個版本？

劉：因為當時缺少同類的中文選集，而且中文版里有我們寫的導讀，現在這本書還在流通。

單：馬幼垣先生跟您一樣具有中華文化的背景，與他合作編譯和與英美人士合作，有沒有不太一樣的經驗？

劉：我合作編譯的外國人有葛浩文和閔福德，都是翻譯名家。葛浩文現在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英譯者知名。我和他編譯《哥倫比亞版現代中國文選》，合作愉快，從來沒有什么爭論。閔福德是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的女婿，兩人曾合作翻譯《紅樓夢》，霍克斯翻譯前八十回，閔福德翻譯后四十回。我跟閔福德編譯《含英咀華集》（《中國古典文學英譯選》）比較波折，工作計劃有些延宕，以致原先出版兩冊的計劃縮減為一冊。

單：您跟閔福德編譯的那本書的序言提到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能不能談談一般大學出版社和基金會的作用？

劉：我跟美國和香港的大學出版社都打過交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看來經費比較多，但出版的經費有時得靠基金會補助。我是聽到太平洋文化基金會有這方面的贊助，就貿貿然寫信去了，沒有什么巧妙。

單：如果說“借來的生命”是對您身為譯者而言，“文字的再生”就意味著對作者而言，翻譯是他們作品的再生與來生（afterlife）。

劉：“文字的再生”就是“linguistic regeneration”，就像葉維廉翻譯余光中的詩《雙人床》。我那篇文章有趣的地方是指出余光中自己英譯的《雙人床》和葉維廉翻譯的完全是兩回事，不見得作者自譯的就特別好。翻譯那首詩對葉維廉來說是文字的再生，但對自譯的余光中來說則是“recreation”（再創作）了。

單：您也強調從事翻譯要“適才量性”。談到“再生”，其實也有關“重譯”。您也提過翻譯的時代感，說每一代人都需要新一代的翻譯。

劉：“適才量性”是指一定要我認同的東西我才會翻譯、介紹。至于“重譯”的想法倒不是我率先提出的，以往很多人都提過。以俄國文學為例，第一代的英譯者是嘉耐德（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第二代是馬加歇克（David Magarshack，1899-1977），第三代我就不熟了。嘉耐德用的是維多利亞晚期的風格，現在讀起來覺得有點陌生，而馬加歇克的用語和表達方式比較接近我們。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所以每個時代都需要有那一個時代的翻譯。

單：您1980年就發表過“To Disillusion or To Disenchant？：Translation as Interpretation”。

劉：那篇文章是以霍克斯英譯的《紅樓夢》為例，說明翻譯與詮釋的關系。《紅樓夢》里的警幻仙姑讓賈寶玉看盡世間繁華，夢醒之后發現世間繁華原來不過是一場夢?；艨怂拱丫孟晒米g為“Disillusion”。其實“警幻”有不同的譯法，霍克斯用“Disillusion”這個字是出于譯者自己的詮釋，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空幻，以此來警世，這是佛家的意思。如果用另一種譯法，就是譯者的另一種詮釋。

在翻譯的過程中會遇到種種不同的情況。像我把瑪拉末的The Assistant譯成“伙計”，是因為在故事里他就是賣雜貨的，除了譯成“伙計”也可譯為“助手”，但就不太貼切了。辛格的Gimpel the Fool也是一樣沒得選擇，只好乖乖地翻作“傻子金寶”。

單：您的“‘Discoverism’：Translation as Endorsement”，又是什么意思？

劉：其實字典里根本就沒有“discoverism”這個字，是我自創的，翻譯成中文就是“發現主義”。因為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外界開始有機會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見到自己沒見過的東西就以為是自己獨特的發現，創造了一大堆莫名奇妙的用語。我那篇文章就是針對這種現象有感而發。

單：您在《舊時香港》中有一篇文章叫《寂寞翻譯事》，除了提到翻譯的寂寞之外，也提到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劉：那絕對是，絕對是。一般人忽視翻譯的重要和譯者的工作。看到翻譯的作品好，就稱贊原作者；看到翻譯的作品不好，就責怪譯者。其實，我們怎能不感謝荷馬史詩和《圣經》的譯者呢？怎能不感謝林琴南、嚴復這些翻譯家呢？若是沒有他們，就沒有新文化的產生。林琴南至少有一樣偉大的貢獻，就是為國人打開了另一個文學的世界。他不通曉外文，但古文根底好，經由旁人協助，翻譯了許多文學作品，風行一時。透過他的翻譯，國人才曉得西洋的文學與文化。所以現在討論到中國翻譯史都會提到他，記上他一筆，連錢鍾書都推崇他。

單：您在《讀翻譯，學英文》一文中稱贊葛浩文、詹納爾（W. J. F. Jenner）、卜立德（David E. Pollard）三人的文體“有個性、有氣派、有文采”，像stylist（文體家）。

劉：他們三個人的英文翻譯真是很好，都稱得上是文體家。我覺得中文譯者的中文根底太重要了，所以張愛玲、余光中的翻譯都自成一家。梁實秋的英文應該到家，他的翻譯，我不講莎士比亞，我想他其他的翻譯作品應該是很好，沒有問題，中文很流暢。

單：雖然如此之苦，也是您所說的“寂寞翻譯事”，但多年來您還是很積極地在做。

劉：苦透了，寂寞透了，但對我來講就是好好活出借來的生命。

含英咀華，輪回轉生

單：您編譯那些英文選集，是希望讀者能夠“含英咀華”。能不能請您稍微闡釋一下？

劉：“含英咀華”這個典故出自韓愈，原意是要品嘗文章的原粹，咀嚼文字的精華，但對出入于中英文之間的翻譯內行人來說，“英”與“華”也可引申為“英文”和“華文”。我和閔福德合編的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基本上希望英文世界的讀者能透過自己熟悉的語言去了解中國文學的精華。這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文版《含英咀華集》，不僅供中文讀者閱讀這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也讓中英雙語讀者有機會將原作與英譯對照。基本上就是如此，沒有什么太深奧的意思。

單：如果把翻譯當成文學的出口工業，那么您編譯那么多英文選集也等于是中國文學的出口工業。

劉：的確是出口工業，所以需要包裝，需要推銷。像推銷中國文學，如果只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外國人才不管你有多少年的文化。關鍵在于為什么要讀中文，中文有什么優勢，讀了中國文學之后有什么用，怎么用？我在推銷上主要用的是兩種方式。一個就是比較實用的方式，跟人說讀中國文學可以增加對于中國日常生活的了解，譬如有人將來當了大公司的總裁，在談吐之間流露一些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有利于和中國人做生意。另一個就是通過學術的方式，找到好的翻譯者，好的出版社，像我們當初找的就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這個招牌打出去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單：您還主持過翻譯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劉：那是1968到1971年的事，我那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嘛，主要就是找自己的老朋友、老同學一起做——水晶（楊沂）也有份，雖然我并不認識他。那本書的譯者許多都是臺大出身的，他們對夏先生本來就很敬仰，否則就不會接受我的邀請了，是吧？

單：香港友聯版是1979年出版的。

劉：友聯是香港很有歷史的出版社，主要是出版教科書，賺了不少錢。因為他們是以出中學教科書為主，而出這本小說史的投資太大了，所以“按下不表”了三四年才處理。

單：這本書為什么在1991年又由臺灣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

劉：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很看重這本書，說要在臺灣出版，不但簽了合同，而且還鄭重其事重新直排，誰曉得書還在印刷廠沒拿到市場發行，街上就出現了翻版，讓出版社虧大了！

單：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再版這本書，可見這本書很有價值。

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固然很好，但很可能因為重排的投資太大了，所以只用了友聯的版，前面加上我的再版序和王德威的文章。

劉：那是陳子善的安排。但大陸版把張愛玲的部分刪了不少。

劉：對，總歸有一點。翻譯是偏重于技術面，而理念是隨處可及。我那些散文中有些以翻譯作為話題，有些是介紹新知，傳達觀念。

單：在翻譯時，是不是說，作者（author）本人有更大的權威（authority），在針對另一種語言的讀者時，有比較大的揮灑空間。

劉：身為作者，我會希望保留內容大意，但絕不會逐字逐句翻譯。何必讓自己束手縛腳呢？我覺得中文和英文，或是任何兩種不同的語言之間，都不會有太多的共同點，各有各的世界和表達方式。像“Unto Myself Reborn”這句英文很漂亮，中文為“自我再生”或“輪回轉生”，就不如英文漂亮。

譯評與譯者的角色

單：您從事實際的譯評時，主要的標準是什么？

劉：我那些文章還不算很嚴肅的譯評，比較屬于廣泛的討論。像我討論過白之（Cyril Birch，1925-）編譯的一本書，指出他的翻譯有很多誤讀，但這是沒辦法避免的。魏理翻譯《西游記》就免不了有些誤譯，象是把“赤腳大仙”翻成“Red-footed Immortal”。但倒過頭來，我們翻譯英文著作時說不定也會犯類同的錯誤。

單：您對自己在翻譯方面如何定位或評價？

劉：毫無定位或評價。我跟你說過，有關生死的觀照，我臺大的老師吳魯芹說過的話最堪記?。骸暗笏傩?。”

單：您對未來的翻譯或譯者有什么期許？

劉：最好是有專業的、全職的譯者，由國家培養出來的人來做翻譯，讓他們做“受薪階級”好了，否則待遇這么低，除了像我們這些自投羅網的過河卒子，還有誰去干？

“中研院”是不是可以發起像當年外譯局那樣的計劃，或者向大學老師及研究人員提供一個翻譯計劃，讓他們向學校請假一年，專門從事翻譯，這段時間照領薪水，可以不用擔心生活。只有從大學里面著手去找出路，否則我想不到有什么辦法。

像現在這樣的情況，去做翻譯的人就只能是自己心甘情愿，不能要求太多，因為回報太低了。

單：不過我自己的生命卻因為翻譯而豐富了許多，是個人生命的成長，就像借來的生命。

劉：對于翻譯，我一點也不后悔，真的，否則我就不會做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