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上，我們往往說晚明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追求個性自由，浪漫主義流行。流行的成因，有陽明心學影響（作為陽明信徒的筆者不能完全同意這一說法）、經濟發展等多種理解。文學史回顧這一段文學思潮時，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不可或缺的經典范例。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游園”一出中的唱詞，纏綿悱惻，任誰聽了，都不禁要為這情思打動，為這柔情纏繞。我們對《牡丹亭》思想旨趣的鑒賞，有一個主線便是肯定人性與欲望，尤其要針對程朱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語。這句話的詮釋，近來也有人認為不盡如字面意義那般，雖然詮釋上有爭議，但在其向下的傳統生成過程中，產生逐漸強化的禁錮與束縛作用，是不爭的事實。杜麗娘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算是革命般的宣言，宣揚個人的情感自由與激情，宣告著現代性的愛情永恒。

美麗、浪漫和熾熱的愛情，猶如生命本身的光芒，吸引著我們，引我們的遐思與向往，所以《牡丹亭》自問世起便歷久彌新，青春常在。

張愛玲是冷酷的解構者，她說，“人生是一襲華麗的袍，里面爬滿虱子”，好多人會引用，但不見得真被那種蒼涼驚到過。其實，晚明的人，也真不是文學史上寫得那么朝氣蓬勃，熱情地追逐浪漫與自由。然而，他們也不是衛道士，他們簡直是最早的后現代解構者。

比如湯顯祖的好友屠隆，他在湯顯祖創作《牡丹亭》的前后，曾去遂昌拜訪過這位老友，并為其作《玉茗堂集序》（參閱拙著《屠隆年譜》“萬歷二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吳新苗認為，此次會面，兩人就《董西廂》的一些討論，對《牡丹亭》的創作醞釀有一定影響（參閱氏著《屠隆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但屠隆在萬歷二十六年創作的《曇花記》，里面描寫的愛情，與其友湯顯祖的《牡丹亭》，完全是相反的兩種風格，他把湯顯祖營造的美麗愛情與憧憬，有針對性地解構得粉碎。

這些解構隱藏在這部冗長得有點晦澀的劇作中。第二十二出《嚴公冤懟》，說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引誘鄰家漂亮的軍使之女王婉娘，被追捕時干脆用琵琶弦勒死婉娘沉之江底。第三十四出《冥司斷案》，寫絳州參軍范博平，為了入贅作平章之婿，竟誘貧賤時的發妻游船賞月，推溺于淮水。前者是用了《太平廣記》中“嚴武盜妾”的故事，后者不知所出。《太平廣記》中的故事，女主人公沒有名字，也沒有細節，屠隆的劇中為女主起了名字，加了唱詞，有了內心獨白：“[桂枝香]重泉無路，幽魂誰訴。靈隨夜月波濤，泣斷寒江煙霧。羅衣盡消，羅衣盡消。玉骨都無埋處，愁來千緒。謾欷歔，縱有琵琶調，湘靈不共居。”馮夢禎《快雪堂日記》中記屠隆愛弋陽腔，這段幽郁、寒涼的唱詞，可能會因弋陽腔的急管繁弦和高腔，使聽者不至要抑郁愁悶而絕，反而起一絲憤怒的勇氣。

《曇花記》中記載了好幾個這樣的“愛情”事件，雖然故事背景設定在唐代，但其實就是晚明的愛情與背叛。因為熟知作者的生平后，再解讀一下這部劇作，發現他只是在影射自己的遭遇和所見，其實可為它加一個副標題叫“這盛世，那些奇葩的背叛、罪惡與冤屈”。

當湯先生在《牡丹亭》中為女性擁有情感自由、身體自由而鼓舞、憧憬時，他的朋友屠先生的作品，無疑就是最冰冷而反方的書評：“我覺得這種憧憬，基本上就是男性出于自己便利的幻想。當下社會尚不具備與女性身體、情感自由真正匹配的男性思想，且與男性所引導的主流社會文化也不相容。”嗯，就是這樣悲慘，就是這樣虛無,你還是考慮女性的生命、身體安全先吧。

屠隆對女性身體的苦難，有震撼性的描述。文集中有一篇《屠印姑傳》（《棲真館集》卷二十一），記述本家一位侄孫女的悲慘遭遇。屠氏在鄞縣是大族，屠印姑之祖、父都是讀書人，祖上也曾任官，將她嫁與同縣另一大族的陸氏耿章。可惜陸品行不端，好賭，賭輸了就將印姑賣給其他賭徒。印姑不從，便被關在小黑屋內活活餓死。文章寫了屠印姑人生中最后十幾天的情形，這么美麗的女子，被關在小屋內，堅志不從，大冬天還薄衣爛衫，一邊餓著，一邊還哺乳不到兩歲的兒子。而她的父親只會隔著窗戶看著她哭，同情她的親戚也只是在她死后，好好打了一頓她那無良老公出出氣。屠隆是后來記述此事，但他用冷靜筆觸重現的種種，如印姑死前由于絕食，先胎死腹中，再經受種種身體苦難而死去，以及看客的眼淚和話語，讀來讓人不寒而栗。這篇文章被《鄞縣志》收錄，流傳頗廣。魯迅先生的一些篇章，與此文頗有相似處，字里行間布滿寒意與恐怖，卻用平淡的筆墨呈現給你看。

晚明時期女性的自由度其實還不太糟。馮夢禎的《快雪堂筆記》，多記日常生活，難得地能看到一些女性生活及情感的細節。從這些記錄看，士大夫家庭的夫人、正妻，在社交場合，基本有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這位女性的兒子有功名，這種地位就更鞏固。在私生活領域，比如他的夫人，便經常與女性友人相約一起敘舊、進香、湖上喝茶等。姬妾因身份地位的限制，不會出現于正式社交場合，但在私生活領域就比較自由。日記也記了好幾則不同關系的男女爭吵，如：“初八日，訪曹先生、包太公。包公有別業，在葑門內，與媼有言，避居于此。”（《快雪堂日記》卷三，鳳凰出版社，2010年）這是夫婦不和，但丈夫顯然落了下風，只好避居在外。又：“梅生醋意，楊生大哭而別。”（卷四）這是名士梅蕃祚與名妓楊舜華的戀愛風波，頗有小兒女情態。馮夢禎也在日記中好幾處提到，妾侍言語頂撞，自己心情不爽卻無可奈何。

可見女性在人身自由、情感表達等方面，在晚明的情形還不算太壞，以此再回頭審視屠印姑的例子，反而更覺驚悚。明代的戲曲小說中，反映婚姻愛情的主題非常多，錢南揚先生在《中國戲曲概論》中說，戲曲作品有三分之一是寫婚姻問題的，其中有一半是寫婚變的。而婚變的題材，大多是負心漢的故事。對女人而言，愛情常常不永恒，背叛卻永遠在發生。而背叛行為給女性帶來的，還有各種危險的傷害。難怪屠隆要暗里給《牡丹亭》的愛情觀潑冷水：背叛有九十九種理由附帶九十九加的傷害，請問愛情有保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