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15日，冷戰時期最香艷的政治風波在邁阿密海灘爆發。身高172厘米、芳齡24歲的“德國小姐”瑪蓮娜·施密特（Marlene Schmidt）擊敗其余47位佳麗，榮膺“環球小姐”桂冠。但這位代表西德出賽的佳人卻不是土生土長的聯邦德國公民，而是在1960年穿越東西柏林分界線、由耶拿遷居到斯圖加特的民主德國逃亡者。《時代周刊》揶揄說：“就沖放跑了這位5英尺8英寸高的美女，東德的邊界衛兵也該被控瀆職罪。”民主德國共青團機關刊物《青年世界》則攻擊歐美輿論企圖利用選美激起人們對東德難民問題的關注，并惡毒地詛咒說：“西方關心的只是這個姑娘的胸和屁股，沒有人會真正尊重她……她很快就會被全世界遺忘了。”

事實證明，瑪蓮娜·施密特被遺忘的速度遠比民主德國本身要慢。她在青年時代的遷徙軌跡，則折射出了戰后東德難民的普遍命運：大戰結束后，瑪蓮娜一家定居的布雷斯勞連同整個西里西亞一起割讓給了波蘭，她們被驅逐出境、重新安置到東德的耶拿；又因為東德的經濟蕭條和高失業率，家族成員被迫先后經西柏林逃往聯邦德國，尋求出路。在瑪琳娜一家出走后一整年，柏林墻拔地而起，穿越“鐵幕”從此成為徹底的生死冒險。

從1945年到1989年，先后有近350萬德國公民從東部地區遷居到聯邦德國境內，其中近1/3是因戰亂和強制遷徙造成的難民。他們被歷史學家稱為“民德逃亡者”（Republikflüchtling），在東德受到長期政治批判。但這些從萬馬齊喑的“鐵幕”之后倉皇逃出的流亡者，最終在西部的同胞那里收獲了他們所期望的一切——個人自由、就業機會和上升空間；這種反差不僅進一步打擊了東德政權的聲望，也使以西德為中心完成統一具備了現實的情感基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最終被推倒，“民德逃亡者”和民主德國本身一起成了歷史名詞。

德意志人大遷徙

二戰結束后東南歐德意志人的大遷徙，根源應當追溯到1930年代納粹德國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和“復歸帝國”（Heim ins Reich）政策。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大德意志帝國的最終疆域不應受現行國際法的約束，而是要由德意志民族根據自己的聚居狀況、歷史傳統和經濟需求來確定。按照這一謬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被劃入新獨立國家版圖的但澤走廊和上西里西亞東部（波蘭）、默默爾（立陶宛）、蘇臺德區（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獨立的奧地利、盧森堡兩國都應當“復歸”到德國疆界之內，波羅的海沿岸、波蘭東部、烏克蘭一部以及中歐其他地區也要加以“德意志化”，驅逐或屠殺當地原有的居民，遷入德裔定居者。從1939年到1944年，近180萬德國人以這種方式被安置到了波蘭，代價則是200萬波蘭人流離失所、并淪為奴隸勞工。

如此殘暴的經濟和人口入侵，在戰后當然會遭遇同等烈度的報復。為了徹底杜絕德國人卷土重來的可能，并對納粹戰時的經濟掠奪加以補償，歐洲各國幾乎是自發地開始了一場驅逐德裔居民、實現“民族分離”的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剝奪了近300萬德裔居民（大部分是蘇臺德德意志人）的公民權，令其限期離境；1930年時德意志族在捷克總人口中占22.3%，到1950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至1.8%。匈牙利驅逐了62.3萬人，羅馬尼亞78.6萬人，南斯拉夫50萬人，波蘭（以德波舊國界為限）130萬人，連德裔相對較少的荷蘭也驅逐了2.5萬人——在1944冬天因德軍強征農產品造成的饑荒中，有2.2萬名荷蘭平民被餓死，現在的驅逐可以視為對等復仇。

更重要的是，東歐命運的裁決者斯大林早已決定通過人口置換和強制性民族遷徙的方式，一勞永逸地確保蘇聯西部邊境的安全。早在1930年代，蘇聯就曾對國內少數民族實施過懲罰性的集體遷徙；二戰結束后，這一“經驗”又被運用于波蘭和東普魯士。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蘇美英三國就波蘭新國界問題達成一致：波蘭東部邊界退回到1919年的“寇松線”，往東的部分由蘇聯兼并，當地的450萬波蘭居民遷往西部領土；作為補償，奧得河-尼斯河一線以東的德國領土——即德意志帝國的發源地之一東普魯士——被整體并入波蘭，當地的350萬德國居民在兩年內集中遷徙到盟軍占領下的德國本土。加上1945年春蘇軍抵達前從東普魯士撤走的600萬難民，德國東部邊界的變化最終造成了1000萬以上的難民，其中至少1/10在遷徙過程中死亡。

西德聯邦統計局1958年發布的數據顯示，對德裔居民的強制性遷徙造成了1240萬之多的難民（含停戰前撤出的部分則為1600萬以上），有210萬人在遷徙過程中死亡，經濟損失超過3000億西德馬克。剩余的1000余萬難民占到戰前德國6900萬人口的15%以上，單是為他們提供食品、醫療和住房就足以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由于救援措施來不及跟進，英美法三國不得不拒絕難民無限制地涌入西部占領區，而要求數百萬人在土地充裕的蘇占區（占戰前德國領土面積的40%）安家。以1949年兩德分裂時的統計論，安置在西德和東德境內的難民人數比率約為2：1；換言之，至少410萬人留在了“鐵幕”以東，另有10萬人留在分區占領下的柏林。

如果說在1948年之前，急于求生的難民還顧不上挑剔東西部定居區的優劣，那么1948年之后，事情明顯起了變化：柏林空運和“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使美英法控制區開始顯露出復興跡象，蘇聯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專斷則使人不得不懷疑東部地區的命運。西德聯邦1949年頒布的《國籍法》，則為東部居民繼續向西遷徙提供了法理依據，它規定：世界上只存在一個單一的德國國籍；所有在1945年停戰前出生的德國公民，無論其居住于何處，都被視為西德聯邦的當然公民；東德公民在進入西德境內后，可自行申領西德身份證件。由于兩德之間的“內部邊界”（Inner German border）在1949年時把守還不很嚴密，東德人開始成千上萬地越過簡陋的柵欄，甚至持假證件通過檢查站公開出境。從1949年到1952年，有67.5萬人以這類方式抵達了西德。

平地起高墻

在兩德關系史上，1952年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年頭：統一社會黨開始在東德實行工商業的國有化改造、農業集體化和宗教壓制，與市民階層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東德開始沿“內部邊界”構筑隔離帶，駐扎邊防部隊加以把守。邊界以東500米內被設置為“保護帶”，5公里內為“隔離帶”，一切遮擋視線的植物和建筑都會被鏟除，樹立起電網、電子探測器和警報器。過去居住在“隔離帶”周邊的8300位居民被集體遷走，此后靠近邊界者須持有許可證，否則將遭到邊防部隊的盤問甚至射擊。做好了這些防范工作之后，統一社會黨的喉舌開始大言不慚地宣稱：“離開東德是一種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與墮落。”“僅僅因為誘人的工作機會或其他虛假的承諾，就離開一個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結果的國家，跑去軍國主義者的戰爭策劃地，這難道不是可鄙的嗎？”

但統一社會黨很快以實際行動展示了他們的“新生活”：1953年6月17日，4萬名東柏林工人走上街頭，要求減少工時、增加工資、罷免統一社會黨領導人；東德警察邀請蘇軍協同鎮壓，打死513人，打傷1800余人。隨后的搜捕又使5100余人牽扯進來，其中100多人被處決。這一事件使得東德的國內矛盾再度激化，不僅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在竭盡所能地越境，就連根正苗紅的“工人階級”也動了向西德逃跑的念頭。

在“內部邊界”已經要塞化的情況下，唯一一條敞開的逃生之路就只剩下了四國分區占領下的柏林。盡管東西柏林之間的分界線同樣筑起了鐵絲網和崗哨，但留下了許多缺口，持有效證件的東柏林居民甚至可以合法地通過檢查站進入西柏林。東德人開始拖家帶口地穿越這個“小水管”：從1961年1月到6月，經西柏林前往西德的東德公民足足有14萬之多，僅7月份一個月就外逃了3萬人；自1949年起到1961年夏，東德公民累計外逃350萬人，占其總人口的1/6。對宣稱“美好新生活正在萌芽結果”的統一工人黨來說，這無疑是莫大的諷刺。

他們最終找到了贏回面子的機會。1961年夏，赫魯曉夫打算給新上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制造些麻煩，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利用這一契機，開始沿東西柏林分界線構筑圍墻。8月13日凌晨，數千名東德人民軍和工人戰斗隊開始在埃森大街、波茨坦廣場、勃蘭登堡門等主要檢查站附近集結，構筑街壘、拉起鐵絲網。到當年年底，45公里長的鐵絲網和簡易磚墻已經演變成為總長達165.7公里、用反坦克水泥構筑的“反法西斯防衛墻”。墻的東柏林一側是寬約100米、埋設有地雷的隔離帶，布滿了電網、高音喇叭、探照燈、阻攔車輛前進的壕溝以及各種警報系統，然后是一圈禁止東柏林人接近的內墻。在隔離帶邊緣，衛兵牽著警犬四處巡查，295個瞭望塔和43個地堡里的14000名哨兵時刻處在警戒狀態，準備隨時向越境者開槍，后來還安裝了自動射擊裝置。

柏林墻最荒誕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是用來防御西德“法西斯”入侵的，但卻完全是修筑在東德境內——西柏林只是東德領土包圍下的一塊飛地，沒有人能從那里派出大軍入侵東德；而整條柏林墻全部構筑在東柏林領土之上，甚至特地留出了10多米寬的邊緣帶。換言之，它除去防止本國公民外逃外并無其他用處。因為墻的存在，有1/3的柏林市民被迫與親友分離，10萬名居住在東柏林、工作在西柏林的德國人一夜之間失去了工作。

諷刺的是，甚至連高墻也沒能堵住東德人“向西去”的熱情。由于四國占領區存在復雜的交界地帶，在靠近西柏林的東德領土上還分布著10塊屬于西柏林的飛地。其中的一些沒有被囊括進最初的隔離墻工程，因此成為絕佳的越境通道。1962年，20多名東德人民軍士兵集體逃入施泰因斯圖肯飛地（Steinstuecken），這里有一個小小的美軍哨所和200多名西德居民，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最終用直升機將他們送到西德。東德當局鞭長莫及，只能把施泰因斯圖肯周圍的鐵絲網也換成水泥墻。東柏林居民進入西柏林的通道自此基本斷絕；而每逢特殊節慶，東德當局會不定期地向西柏林居民發放若干入境探親簽證——他們一點兒也不擔心對方是來“入侵”的。

再見，昂納克

對生活在昂納克（1971—1989年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時代的東德人來說，1970年代初物質條件的改善只是曇花一現。國家安全機構“斯塔西”（Stasi）正在建立越來越嚴密的監控網絡，出生率逐年下滑的困境則使政府力圖阻止一切可能的人口外流。東德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孤島：該國公民獲準自由出入境乃至移民的對象國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另外可以持旅游簽證短期前往保加利亞、朝鮮、蘇聯、羅馬尼亞等7個國家。只有公務人員和少數已退休的老年人才能獲準前往西方國家，出國參加學術會議和運動會的專業人士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有一則笑話說：假使昂納克同意開放東西德邊境，一天后留在“鐵幕”東邊的就只剩下他和他老婆了。

在柏林墻剛剛筑起的那個階段，數千名東德人試圖偷越還不完善的隔離帶，進入咫尺之遙的西柏林。1963年4月，人民軍士兵沃爾夫岡·恩格斯從蘇軍基地偷出一輛裝甲運兵車，在柏林墻上撞開一個洞，隨后翻墻進入西側。1987年7月15日，東德青年托馬斯·克魯格駕著運動俱樂部的Z-42輕型飛機越過分界線，降落在駐德英軍的加托夫基地。普通人則通過更曲折的方式實施偷渡：挖掘地道，制造熱氣球，游過穿越分界線的運河，甚至爬過下水道。另一種方法則是以旅游為名進入波蘭、捷克等周邊國家，隨后闖入當地的美國或西德大使館尋求庇護，這類人士被稱為“滯留者”。僅在1976年之后的13年間，就有8700人通過“滯留”方式出走。

但更多的出逃者不曾享受這種幸運。從1976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有2500名以上的東德人出逃失敗，他們有的是在偷越圍墻時被哨兵打死，有的是在運河中淹死，有的是在劃船穿越波羅的海（企圖逃往北歐）時被邊防軍的炮艇截住。1962年8月17日，18歲的工人彼得·費希特在翻越柏林墻時被東德邊防軍擊中，掉落在東側的隔離帶內，掙扎一小時后死去。兩名開槍的士兵在兩德統一后被判刑。而在毗鄰圍墻的貝爾瑙大街，每年都會有人抱著九死一生的信念，從沿街樓房的高層跳向西柏林，最后警察只能將朝西一面的窗戶全部封上。

1961年柏林墻建立后的近30年里，至少有200人在偷越圍墻時身亡，3200余名失敗者被逮捕，但依然有5000多名幸運兒成功地穿越“鐵幕”到達西柏林。更重要的變化是“鐵幕”本身的削弱：1989年10月7日慶祝東德建國40周年的游行中，出現了要求昂納克辭職的示威浪潮；11天后，這位鐵腕人物被他的同志們解職，以“嚴重破壞國民經濟”、“中飽私囊”等罪名開除黨籍，移送檢察院。11月1日，東德全面開放與捷克的邊界，一星期內就有5萬人出走。9日晚，政治局委員兼東柏林第一書記沙博斯基宣布開放東西柏林邊界，高墻被推倒。僅11月12日這一天，去往西柏林的東德人就多達50萬人！

1990年10月3日，德國宣布統一。經歷了45年的分裂之后，難民穿越“鐵幕”的悲劇終于畫上句號。這種曲折而獨特的經歷，或許是今日的德國在安置敘利亞難民問題上態度最為積極的原因——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那種痛苦，也沒有人曾為改變那一切做出過更多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