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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與新城·青浦|李天綱:在黃金發展軸上,青浦或可躺贏
20世紀的上海一直是往西發展,沿南京路一直往西,有一條“西拓”路線,是上海的一條黃金發展線。青浦新城,就處在這條黃金生命線上。但19世紀上海是另外一條發展線索。19世紀,上海從黃浦江畔的十六鋪、外灘開始,沿江而下,到達吳淞口,再到長江、東海這一路的發展線索,可以稱之為“北上”。到了20世紀,上海的市政發展方向才是向西拓展。當然,上海市區也一直有沖動,想跨過黃浦江去發展,開發浦東,那是“東進”,但1990年代以前都不成功。還有一個比較微弱的勢頭,即往南發展,到金山衛和杭州灣,建設“東方大港”,這個“南下”設想在1970年代的金山石化和21世紀的臨港才有項目實施。
研究上海城市歷史40多年,生長于斯60多年,我把一些研究結果分享給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看有沒有這樣一個“四面八方”的城市發展過程。
一、“以港興市”:十九世紀的原初動力推動“北上”

上海是一個“以港興市”的城市。1991年,為紀念上海建城700周年,我在《新聞報》上寫了一篇《“以港興市”700年》,提出來這個說法。青浦的青龍鎮,也是三國時期作為港口興起的,青浦的“青”字就是從青龍鎮的“青”而來。元代、明代的海運,出海港口在太倉、嘉定之間的瀏河港。這一時期,今天上海城市北部范圍內的婁塘鎮、黃渡鎮、羅店鎮、南翔鎮就比南部的市鎮更繁榮。青浦在朱家角鎮也處在從嘉興、湖州、蘇州到上海的港口要道上,因此也非常繁榮。上海西部地區曾經有“三涇不如一角”的說法。三涇是楓涇、朱涇、泗涇,一角就是朱家角。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發展的原動力,可說是一種城市DNA,城市DNA決定一個城市的氣質。上海城市的起源,最強的動力是港口建造。1843年上海作為“五口通商”城市開埠以后,港口建設就推動著這個城市往北發展。
近代上海起源于上海縣?!赌暇l約》商定只開放上??h,可以設立租界,其他城市,連隔壁寶山縣也不能去。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設縣,縣治在后來的十六鋪。再往前追溯是宋代的上海鎮,當時作為一個沿海港口,是關榷所在地,收海關關稅的地方。港口推動城市發展,上海的地位越來越高。元代至元年設縣,明代嘉靖年為了防御海上入侵的倭寇,建起了城墻。清代黃浦灘漲出去了,一大片繁華的港區貿易都劃在城墻外面,稱“十六鋪”。城墻內的市區反而稍空曠,多衙門、園林、廟宇,用江南縣城的稱呼,稱為“城廂鎮”,清代人稱“邑治”。到清末城北外灘一帶的租界市面興起,稱“北市”,相應的老上海城廂內外就是今天老上海人還記得的“南市”。
“南市”,是老上海的老市區,徐光啟生活的萬歷年間已經繁榮,“太卿坊大街”的布市、米市,有很大的生意。南門一帶,是萬歷年間的南京路。萬歷年間上海建造城墻的時候,為了安全和防御,把十六鋪的港區留在了外面,所以上海最早的港口、貿易、零售業、手工業、娛樂業都是在十六鋪的東門外。
清乾隆年間,“禁?!睆U除,上海開埠;道光年間,中外“五口通商”,十六鋪作為沿海最北部的外貿港口,更加興旺起來。明清上海已經非常繁榮,人稱“南吳壯縣”“東南之會”,外國人來之前絕不是個“小漁村”。清代的上海城里并不是最繁榮的地方,當初說“五方雜處”,萬商云集,主要是說十六鋪。城廂鎮和十六鋪之間有市政功能上的分野,商業和居住功能并不混淆,“城中慕蘇、揚之余鳳”,城里富裕、恬靜、安逸,讀書人多,生活質量高。十六鋪的外地富商反而是把城里當市郊,到城里造房子。如閩商郁泰峰的“宜嘉堂”,就建在喬家浜上,從十六鋪到城里,一舟相連。當時的上海,市面仍然次于蘇州、揚州,但“以(海)港興市”,蘇、杭未有,這是上海作為明清傳統城市的特征。
發達的商業,集中在十六鋪。十六鋪是上海的起源,是“以港興市”的起點。非常遺憾,十六鋪10年前全部被拆光了。此后,再有人說上海是個小漁村,我們很難舉證了。從明清起,上海就是江南巨鎮,有“東南之都會,江海之通津”的美譽。雍正八年(1730),蘇松太兵備道移治上??h,上海突破了縣治的規模,部分功能升級到地級市。蘇州、松江、太倉三府廳合署在上海辦公,正是因為這個港口功能。蘇松太兵備道要來做海防,收海關稅、海船的稅、海運潮糧稅、鹽稅,等等,所以,乾隆年間的上海已經是一個通都大邑。
如果說清朝乾隆的十六鋪是上海繁華中心的話,明朝萬歷年間的商業中心是在南門一帶。除了東門外十六鋪的港區以外,明朝的商業集中在南門大道,就是今天的光啟南路“太卿坊”,北面連上光啟路,通到縣衙門、文廟、校場。萬歷年間松江府經濟全國鼎盛,“蘇松熟,天下足”,蘇、松二府田賦最重,交了全中國一大半的稅。明中葉以后還流行一句話,松江府“衣被天下”,上海地區的棉紡織業占據了全國市場的一大半。蘇州昆山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算了賬,松江的賦稅交得比蘇州還要多。
鴉片戰爭以后,上海開埠,有了租界。這是上海第二次開埠,是對世界的開埠。英、美僑民選擇上??h城北面設立租界,當時的英國領事巴富爾是有遠見的。外灘雖是一塊灘涂,但它扼住了黃浦江的下游,港區前景非常開闊。英租界的外灘叫外灘,2005年起名叫“外灘源”,我倒是參與了。美租界的外灘,隨后就叫“北外灘”、“東外灘”。再后來,法租界的外灘也改稱外灘,叫“南外灘”。但是,老上海人怎么也難以改口,把“十六鋪”叫南外灘,太別扭了。到了20世紀,上海有了黃浦的外灘,有虹口的北外灘,楊浦的東外灘,南市的南外灘。我們把上海沿江各區的“諸外灘”串起來,一路往黃浦江的下游,一直到吳淞口,這就是上海沿黃浦江的“北上”路線。“五口通商”以后的現代上海,最初的發展主線就是這一條,說到底它還是沿著“十六鋪”的順江航道路線。從地形上看,我們也可以把從外灘到虹口港、提籃橋、楊樹浦這一條美租界的沿江路線稱為“東進”。但是一方面,黃浦江拐過了復興島,在軍工路一帶就“北上”了;另一方面,上海人一直有個浦東夢,同一條江,為什么不能兩岸共同發展?租界工部局,華界地方政府都有這個想法,問題是誰來開發?這里面有兩界、三界的競爭。綜合考慮,我還是把跨黃浦江發展的趨勢稱為“東進”,把美租界在上海北部突破《南京條約》的《租地章程》限制,向寶山境內的江灣、殷行、吳淞發展,稱為“北上”。
城市的起源,最初的動力很重要。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提到,說羅馬最初是羅馬人堆放戰利品的地方,后來才發展出殖民地形態的奴隸貿易,以及平民、貴族的各項城市功能。現代北京的起源,其實是遼金民族的南進,奠定了元朝的大都,是北方民族南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日后或者鎮南,或者御北的要塞。軍事功能是它的起源,以后的城市功能發展,都和這些早期因素相關。上海是“以港興市”,它的發展路徑也是被早期功能啟動的,這就是先造碼頭,再建倉庫,然后搞批發貿易。有了批發貿易,又搞零售商業;市場打開后,又發展就地加工,于是開工廠;最后因為城市功能越來越綜合,它的房地產業也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
19世紀上海的“北上”路線,從海上聯系了歐洲、美洲和日本、朝鮮、東南亞。清朝把上海拿出來,向歐美開埠,意味著全球最后一個重要港口的發現。16世紀以來已經有三百年歷史的“大航?!苯K于有了一個終點,1833年英國“阿美士德號”航海調查,發現了上海和北中國“新大陸”,并要求列入清朝開埠名單的意義正在于此?!氨鄙稀卑l展的外灘及其延伸區域,奠定了上海作為現代國際城市的基礎。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軍艦、商船??吭趨卿量?,或者舟山群島的時候,他們就看好了吳淞口沿岸的停靠條件。但是,因為寶山縣不開放,只能到上海貿易。于是有些快件就用小船登岸,然后用快馬,沿著軍工路送到外灘。到了19世紀后半葉,歐美的航船都從帆船換成了鐵甲船,噸位越來越重,船只越來越多。黃浦江的岸線不夠多,吃水不夠深,迫切需要尋找深水港。這就逼著上海港到黃浦江下游、長江口,乃至東海邊發展。深水港的問題,一直困擾上海。到了20世紀80年代,黃浦江的岸線上造滿了碼頭,要不就是和航運相關的造船、修船、倉儲、煤炭、油料企業。從上港一區造到上港十區,密密麻麻,幾乎沒有任何空地。這樣的情況,到1990年代建造外高橋碼頭,2000年代建造洋山深水港才解決。
從租界出發的近代上海人,為了擴展和世界各地的聯系渠道,不斷“北上”。這是一條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是一條上海走向海洋,擁抱世界的線索。“北上”的過程中,有時候遇到的是阻力。1873年,蘇松太道和上海縣商量,給美國總領事熙華德劃了一條界線,規定僑民“北上”租地時不得超越此限。租界方面稱這條大限為“熙華德線”,就是沿武進路,一直拉到楊樹浦的黃浦江邊。但是,“北上”過程中,中外之間也有合作、融通和妥協。1903年,上海地方政府就批準了英、美租界合并以后的公共租界往閘北方向修了一條江灣路,不但突破了“熙華德線”,還深入到寶山縣境內,這個稱為“越界筑路”。從外交和政治角度評判“越界筑路”,總是差評。其實,從市政和社會發展角度看,問題有所不同。首先,“越界筑路”是中外雙方協商的結果,是解決市政擁擠的有效方案,和迅速膨脹的商業、產業和事業相比,租界面積實在太小了;其次,它反映了租界僑商和華商的共同利益,開辟以后工部局收稅,華商也得了更多商業利益。第三,租界在稅收、消防、治安、路政管理上有制度優勢,貿易零售、工商業、金融房地產業的效率和利潤遠遠超過華界,“越界筑路”的土地收購出價,遠遠高于閘北商人和地方政府。有不少記載,土地持有人愿意賣給工部局。土地出讓招標,給出價更高的開發商、總承包商,總是更加合理一點吧?
19世紀,上海的“北上”開發,留下了虹口港、提籃橋、楊樹浦、江灣鎮、吳淞鎮等北部上海的豐富歷史,可惜北上海七八十年的現代化經營,在1930年代的兩次對日戰爭中大部分都被炸毀。留下來的是租界一部分,日軍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還在租界內作戰,才保全了北四川路、黃浦路領館區一帶,以及提籃橋、楊樹浦沿江一帶的企事業機構,集中在楊樹浦路、平涼路、長陽路的細長地帶。這個地區是上海早期市政的精華。19世紀的上海,它的商業、居住、文化、娛樂事業,都是沿著北四川路往北發展,是一條生活路線;它的港口、工業、公用事業都沿著黃浦江往東拓展,是一條生產路線。所謂“海派文化”,早期就是在虹口地區成形的。乍浦路、海寧路一帶的密集影院,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發祥地;虹口地區中小戲院,也是越劇、滬劇、淮劇、京劇、話劇的演出場所。福州路當然是“海派”開風氣之地,但這些文藝演出普及到平民中間,搞出成功的商業模式,那是在虹口。所以我們說,虹口北上海地區,是“海派文化”的發祥地。
二、“各業繁盛”:二十世紀的繼發活力啟動“西拓”
在《南京路:東方全球主義的誕生》(2009)中,我曾經說在1930年代“海派文化”成型之前,19世紀的上海與全球多個城市,如倫敦、紐約、孟買、加爾各答、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西雅圖、悉尼、奧克蘭、香港……,分享了一個“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全球文化。維多利亞時代是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凱歌高進的時期,“進步主義”和樂觀精神洋溢。這一時期的市政發展,奠定了上海文化的底色和基礎,講“海派”不能扣除這一時期!除了“一二八”、“八一三”炸爛的吳淞、江灣、殷行、閘北之外,虹口北四川路,提籃橋的碼頭,楊樹浦的工廠,這一時期的遺產很多都保存到二十世紀末。從英國式的紅磚住宅、辦公樓,仿文藝復興式的大樓,從保留下來的工部局公用事業企業如自來水廠、煤氣廠、發電廠,其規模和式樣,都可以證明上海的“維多利亞文化”在全球城市中是最豐富的。就產業而言,當時就有“楊樹浦奇跡”的說法。上海的港口倉儲、外貿功能落地了以后,馬上就地轉化發展制造業。上海和中國最早的產業,如船塢、煙草、面粉、棉布、火柴、石油等商品,都是先進口銷售,然后就有外貿商人投資產業,就地生產。怡和洋行原來是作貿易的,后來在虹口、楊樹浦投資碼頭、倉庫、卷煙廠、紗廠,甚至還投資“淞滬鐵路”(1874)。
僑商資本帶頭,國資、民資企業跟進,上海的產業功能也起來了,城市的功能一下子強大很多。如果說19世紀的上?!氨鄙稀笔潜桓劭诠δ茯寗拥脑?,20世紀上海的市政動力來自其越來越強的產業功能。不可否認,房地產業表面上是推動市政發展的強大動因。但是,房地產業的繁榮,要靠整個城市基本實力的支撐。1930年代,上海房地產價格已經是蘇州、杭州的三五倍,生活品價格比天津、漢口高一倍,工資高了不到一倍。梅蘭芳從北京南下巡演,上海福州路天蟾舞臺的票價三元,天津勸業場二元,北京天橋只一元。消費水平這么高,大家還是要來上海,為什么?因為,一是安全(由法制、警務、財務、商務、文化等諸種因素),內地太亂,上海避險;二是產業發達,打工有機會,做老板也容易,所謂“冒險家的樂園”。所以,一個城市要維持房地產和生活方式的高品質,首先需要制度保障,但是市政繁榮的直接因素是產業。沒有產業支撐,房地產就是空中樓閣。
我們發現,過去上海的產業基礎非常雄厚。1960年代說上海的產業是輕工業,不及東北重工業。什么是輕工業?就是產品門類多,分工細,產業鏈長,集成能力強,綜合面廣,說“綜合性產業”城市才是對的。上海的產業都是按照外貿-批發-零售-加工-制造的順序發展起來的,是隨著市場自然生長出來的。東北是在1905年“日俄戰爭”以后才開發,東北煤、鐵、木材產業只是日本重工業的一部分,不是全套產業。武漢、天津也有一些產業部門,但上海產業的整體性是最強的。到20世紀初,上海已經是一個綜合性的產業城市,產品在江、浙和長江流域有穩定的市場。問題來了,當上海從一個港口貿易型的城市轉型為生產、貿易、商業并重的城市,房地產需求就不是沿黃浦江、蘇州河就能滿足的,它對西部腹地的土地需求越來越大。在文獻紀錄片《外灘》、《大上?!分?,我們都表達了這個意思,如果說外灘像一張弓,像一座橫排的大客廳,是上海擁抱世界的象征,那么和它垂直的南京路,就是一支箭,像一條生命線,通往了廣闊、富裕的江浙腹地。正是有了對外、對內的雙重城市發展動因,20世紀初年的上海開始“西拓”。
當上海變成了一個綜合性的產業城市,它的擴展動力更加強大。我曾經算了一個數字,上海公共租界面積在1843年到1893年的50年間,從最初的黃浦外灘這一塊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長率是7.8%。法租界、華界也都在不斷擴張,三界合起來,市政規模的擴展速度不亞于1990年代以后這一波“城市化”。由于公共租界治理良好,商業繁榮,20世紀的市區擴展最終是以南京路為軸線,一路向西地發展。先是越過西藏路,與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連接;30年代前后,又接上了愚園路,愚園路又連接到虹橋路,正好就是一條正西方向的“西拓”路線。
19世紀的時候,靜安寺路是一條鄉間小道,是中外居民踏青、郊游的地方。沿靜安寺路有不少花園別墅,張園、愚園,還有多國僑民的鄉村俱樂部建在路邊,那里地價比較便宜,風景宜人。當時虹口、楊樹浦的地價還往上漲,建筑容積度很高。1980年代看不起虹口,說虹口是“下只角”,那是不對的,虹口曾經非常繁榮。虹口是海派文化的發祥地,是先進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集地。20世紀以后,南京路以西起來了,當然不止是南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都一路往西,但南京路不受跑馬廳(今人民公園、人民廣場)的阻斷,沿著它的西端,往靜安寺去了。上海的“西拓”,造就了一位傳奇人物——哈同(編注:猶太裔房地產大亨)。哈同的房地產策略不追漲本租界和虹口,他是“人棄我取”。大家跟著“北上”勢頭,西區地價相對便宜的時候,哈同就在南京路往西積累了連片的地皮,一直到靜安寺路,土地儲備多到用不掉,索性建一座愛儷園(哈同花園),今天開書展的展覽中心地皮當年都是哈同的。20世紀的房地產開發集中在南京路的水平延伸線上,哈同曾經是上海數一數二的大房地產商人,富可敵國。據說,哈同當年的世界財富排名也是前幾位的。
愚園路、虹橋路都是越界筑路,租界政府出面,在華界土地上修一條馬路,租界政府和商人有土地開發權、租賃權、招商權、管理權、經營權,但僅限于馬路兩側。外商租地,要與華人地主個別談,還要用華人名義頂租。我們看到,20世紀大規模的越界筑路集中在滬西,高強度的房地產開發也從東區、北區轉向西區。從虹口-提籃橋-楊樹浦,到南京路-靜安寺路-愚園路-虹橋路,上海市政建設從“北上”轉為“西拓”,勢頭非常明顯。商人們非常敏銳地察覺到這個變化,1915年,粵籍悉尼僑商郭樂投資建造永安公司百貨大樓,選址面臨抉擇:是在廣東人聚集的虹口,還是到仍顯郊外風光的南京路西頭?他派人在兩處測算人流量,站在路口計數,用黃豆代籌,發現從靜安寺、法華鎮、徐家匯、真如鎮來,從西頭進來南京路的人流越來越多。永安與南京路主人哈同果斷簽約,選擇在浙江路口建造一幢巨廈,非常成功。位于南京路東頭的英資“四大百貨”(福利、惠羅、泰興、匯司),因為“新四大”(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在西面崛起,就慢慢衰落下去了。
上海市政的“北上”沖動在20世紀初平復下來,還有一個原因是黃浦江的治理。一個重要事件是《辛丑條約》附約《改良黃浦江水道之規程》,清政府允許上海成立浚浦局,以解決黃浦江通航問題。受黃浦江上兩塊“鐵板沙”、“江心沙”的影響,巨輪常常擱淺,只能停在吳淞口候潮入港,或者就要接駁。1905年,浚浦局建立,疏浚黃浦江,挖出來了泥沙堆成了復興島。黃浦江暢通了,萬噸輪直驅外虹橋碼頭,幾十年里一直要獲取吳淞口的沖動暫時平息。后來,黃浦江不斷疏浚深挖,整個二十世紀中,上海的遠洋港口一直留在黃浦江的市區段,外灘,北外灘,東外灘、南外灘,一直到龍華的煤炭碼頭,黃浦江左岸碼頭停靠的萬噸輪密密麻麻。港口功能給“浦西”的市政動力一直持續。
當時,600年的老上海,50年的新上海,積累起來的港口、金融、工業、商業的功能在東區、北區,南京路以西,靜安寺路、愚園路西區一帶的主要功能就是居住。平民住宅是里弄、新村,高收入者建公寓、別墅,形成了1930年代風格的新式住宅區。20世紀交通設施的進步,也給“西拓”提供了條件。1908年,靜安寺路到外灘(1路)、徐家匯到外灘(法電1路)都開通了有軌電車,一般市民不用專車(馬車)、私家車也可以交通。如此“西拓”,上海西區的腹地越來越深,而且沒有局限。還有一種解釋認為,上?!拔魍亍敝饕蚴枪沧饨?、法租界和華界的分治,租界在北、南兩個方向被華界壓住了,“北上”“南下”都不可能,只能“西拓”。
從1930年代的上海市區地圖看,情況確實是這樣。鴉片戰爭以后,上海市政發展的主體是租界,引領工業化、城市化的能力更強。但是,華界的閘北、南市也不差,華人實業家非常厲害,事業做得也很好。陸伯鴻等人辦閘北水電公司、南市電廠、華商電車公司,還有滬寧、滬杭兩條鐵路的北站、南站,令兩租界的公用事業投資進不了華界。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各有一套,這樣租界市政就只能往西拓展。上海交通,東西向有好幾條通道,如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復興路、建國路,南北向的通道就很少,一條西藏路,還不能聯通閘北、租界和南市?!氨鄙稀辈坏茫澳舷隆本透y了。
三、“浦東”vs“虹橋”:擺動于“東進”與“西拓”之間
20世紀初的上海,還有一種市政建設沖動,就是要跨江發展。也就是說,早在1990年代“開發浦東”一百年之前,上海人就有一種“東進”的理想。這種理想主要存在于上海的華人商業群體中間。
有實力的租界工部局也想開發,無奈“北上”都這么難,何況跨江“東進”。上海英僑企業耶松船廠1865年創建在虹口,虹口太擁擠了,就移到了浦東陸家嘴,就是后來的上海船廠。英商馬勒船廠原來也在楊樹浦復興島上,1937年在對岸慶寧寺(高廟)上川鐵路終點站建造新船廠。受中外體制的限制,外僑只能開發浦東沿江岸線,除了開辟為碼頭、倉庫、船塢之外,川沙、奉賢、南匯的土地、勞動力和市場腹地都要由華人來經營。所以,川沙人黃炎培大力提倡“開發浦東”,想著要振興浦東,趕上浦西的飛速發展。
1918年,孫文規劃中華民國實業建設,寫《建國方略》。當時他人在上海,是以現代上海的市政制度作模范,想象出一個新中國。他在“東方大港”中想象著“開發浦東”,他說:“依我的計劃,當更延長浚浦局所已開成之水道,又擴張黃浦江右岸之彎曲部,由高橋河合流點開一新河,直貫浦東,在龍華鐵路接軌處上流第二轉彎復與黃浦江正流會?!睂O文的計劃是說在浦東開一條新黃浦江,接上龍華港河,直通高橋鎮,作為主流河道,建立新港、新碼頭、新工廠。然后,把外灘的江面“填塞之,以作廣馬路及商店地也,”成就一個“新黃浦灘”。他想把黃浦江最繁忙的諸外灘地帶給廢了,填平了拿來作新市區的房地產開發,既奪了外商的“利權”,又均了租界的地價,華界自然就發展起來了!孫文這個計劃腦洞太大,他要是有機會再當大總統,有權有技巧,或許還真會這么干!孫文這么想,是上海的華人都有“東進”的理想,建大橋,造隧道,上海人都曾經計劃過。來自朱家角鎮的民國作家陸士愕在1910年寫小說《新中國》,就是夢想“開發浦東”,在浦東開一場世博會。
所以,我認為上海市政發展格局中存在一個“東進”和“西拓”的張力。20世紀初,“西拓”是潛滋暗長,不知不覺,由投資界一步步投入的大趨勢;“東進”是腦洞很大,廣為宣傳,由文人、學者、政治家們合力鼓吹,而投入甚少的夢想。之所以說是夢想,不是大家講的由于經濟實力和技術條件不行。20世紀初的上海,已經具備了“開發浦東”的市政建設實力。1907年,蘇州河上就建造了外白渡橋,資金、技術不是問題。華商的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代就建造了萬噸輪,還出口美國。馬相伯外甥朱志堯家里開設的求新造船廠、南市發電廠,也都有實力參與浦東開發。條件不充分的是地方和中央的關系環境,以及租界和華界的體制差異。上海市區跨江發展,在寶山、川沙境內,采用哪一種市政制度來治理?上海當時有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三種體制,一市三制,這需要談判。香港在港島、九龍和新界也是三種體制,新界的開發也是到1970年代才做的。這是地方政府,南市、閘北、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說了不算,需要江蘇省政府來協調(當時上海直屬江蘇?。?,還涉及國際保護條約。所以,除了議論、想象和計劃之外,中央政府讓大家坐下來協商談判的機會都沒有給。
在租界之外,再搞一個“大上?!?,當時是江蘇省政府一直考慮的。1898年,兩江總督劉坤一聽從張謇等人建議,為了堵住租界逐漸往北推進的市政,保留開發權,就搞了吳淞鎮“自開埠”?!白蚤_埠”相當于19世紀的浦東開發,土地批租,利權自握。主動開放,把港口、路政、警政、稅政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上。這場“自開埠”搞起來不久,黃浦江疏浚工程成功了,一些外資企業又回去了,清朝就拿來練水師。20世紀以后,做了工業區、大學校園區,上海很多大學,包括復旦大學都起源于吳淞鎮。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又想搞“大上?!?,這次仍然發展江灣五角場。五角場“民、國、市、政、府”的馬路體系和宏大,它的市政規模是延續了19世紀整個北上的勢頭,從北面鎮住租界,發展江蘇省自己的“大上?!薄o奈上海市區的自然延伸勢頭,已經從“北上”轉為“西拓”。當然,吳淞、江灣、五角場、殷行的建設成就,最終還是毀于“抗戰”和“內戰”,今天講市政,先不考慮政治、軍事因素。
1928年,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試圖建設一個“大上?!?,五角場新市區之外,還把高橋、高行、陸行、洋涇、塘橋、楊思等沿黃浦江鄉鎮并入“上海特別市”,實施開發。到了1958年,中央政府陸續把舊松江府全境內的七縣(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川沙、奉賢、南匯),蘇州府三縣(寶山、嘉定、崇明)歸入上海直轄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大上?!薄?958年到1961年期間,還曾經設立過“浦東縣”,意圖也是要“開發浦東”。然而,這一時期上海已經不是遠東金融中心,大量工廠在“抗戰”“內戰”中損失,隨后又是大批“內遷”“支內”,留下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再要搞大規模的跨江開發,就力不從心了。直到1980年代,上海的“東進”還是在發展,但規模和質量都相當有限,乃至于有“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的說法。
1990年代上海“改革、開放”開始之初,“虹橋開發區”先行先試。因為從發展趨勢,即所謂城市“文脈”來說,1930年代“西拓”到達的邊界虹橋地區條件更加優越一些。這里的公共交通、馬路設施、各種社區都是現成的,離國際虹橋機場近,花園別墅多,招商容易。然而,1993年“浦東開發”確定為中央戰略之后,上海有機會再次“東進”,實現百年夢想,尤其是陸家嘴,只要隧道、大橋一通,市面垂首可得,于是上海與中央達成的共識還是“東進”。實際上,上海的“浦東開發”和虹橋開發,一直是PK和VS的關系,并行不悖。虹橋、古北、漕河涇的開發異常成功,我記得虹橋西面青浦境內的徐涇別墅區,也是1990年代就開始建造了。再往西的趙巷工業開發區,也是1990年代起步的。從虹橋VS浦東的情況看,青浦地區承接上海的“西拓”勢頭,1990年代以后一直是存在的。
除了“北上”“西拓”和“東進”之外,上海城市發展的文脈中還有沒有一條“南下”路線?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歷史上明確以南匯、奉賢、金山為目標的“南下”運動,倒真的沒有。上海正南方向的幾個縣,原來都是宋、元、明、清圍墾而成的米、棉、鹽產區,這一地區有來上海經商、從業的,但近代上海的產業擴張還沒有達到那里。1958年,上海在南部遠郊黃浦江邊建設江川路“閔行一條街”,搞機電工業“四大金剛”,那還是在上??h境內,與奉賢縣一江之隔?!拔母铩逼陂g,“抓革命,促生產”,市區一些工廠幫助郊區“社隊(鄉鎮)企業”,浦東沿江的一些產業,有向南匯、奉賢、金山擴展的趨勢,所以上海南境的市場經濟,在江浙地區起步是很早的,但后來“浦東開發”以后,產業和市政發展反而不如蘇州、無錫、湖州等鄰近的縣市。
上海市政建設的“南下”戰略,不缺大項目,缺的是活力激發。1972年,中央安排了金山石化項目,建設了金山衛工業區;1996年,上海建造洋山深水港,形成了如今的臨港工業區。還有浦東機場、迪士尼國際旅游度假區等都是偏南部的大項目。這些大手筆固然產生了巨大的“南下”效應,但相比穩步推進的“西拓”,還有江、浙地區眾多成功的專業產業園區,上海南境區縣缺乏市場經濟活力。21世紀以來,上海市政府努力建設的臨港重大裝備建造基地,在目前上海產業大量轉移到江浙地區的情況下,這里是維持“上海制造”的最大希望。這幾年大飛機、航發、風電、核電、海洋產業、微電子產業,都在臨港集中。但是,這些中央和市級大工程產生的地方活力還不足,1990年代初期川沙、南匯、奉賢的民營經濟發展帶來的市面繁榮反而衰退了。
前幾天在奉賢區看見的“東方美谷”項目,給人以意外的驚喜,這是一個自下而上搞起來的全國領先新產業。位置偏南的奉賢做得很好,境內的民企、外企和地方國企從護膚品生產開始,打造出一個研發、生產、銷售、服務、金融的全產業鏈,還往美容、健康、養生、理療、運動、度假等綜合性產業方向延伸,產業前景還會有時尚、設計、休閑、餐飲等“海派”生活方式消費。上海歷史上的房地產業繁榮,是因為有綜合性的強勢產業作支撐。失去產業基礎的房地產繁榮是空中樓閣,傳統的產業優勢流失后,如果金融業,服務業、旅游業、教育、醫療、文化事業的發展不足以支撐2400萬人口的就業和生活,會非常危險?!拔鍌€新城”建設的重要意義,在于上海市區的產業轉移,應該就近讓新城來承擔。如果仍然沿襲房地產開發思路,只管土地批發,只搞住宅建設,將來會出大問題。上海如果把南部杭州灣作為產業后方,像奉賢“東方美谷”一樣,至少像江浙縣級市一樣,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優勢產業,則“南下”也是一條希望路線。
四、青浦新城的崛起與青東、青西的關系
這次市政府提出要建設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五個新城”為獨立綜合性節點城市,是一次正確的決斷。這個方案的關鍵在于“綜合性節點城市”,這個表述改變了以前把郊縣作為農業縣,為市區提供糧食、副食品供應;后來又把郊區用作土地儲備,以備建立開發區、住宅區的做法。如果我們縱觀上?!耙愿叟d市”,靠著當初獨有而強大的港口功能,逐漸發展為貿易、商業、產業、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型的“綜合性城市”的歷程,就會理解“實業”的建立和保持,對于像上海這樣人口規模的超級城市的重要性。當上海還處于產業流失階段,過量的房地產投資雖然能維持相應的增長,但超額的居住人口,必然使上海成為一個消費性城市。193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口是自然增長,即一直靠產業發展導入;1940年代,因為戰爭,產業受損的同時難民涌入,人口與就業失去平衡,市區出現了惡性膨脹的棚戶區;1950年代以后,政府是通過人口和產業同時遷出,即所謂“內遷”,來解決上海的市政發展困境;改革開放以后,上海城市人口和市政規模同時膨脹,而舊產業不斷舍棄,新產業增長滯后,要靠房地產拉動,這種情況在上海市政發展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如何處理好這個新的困境,是“五個新城”建設面臨的重大課題。
“五個新城”目標的提出,一定意義上是過去20年政策的延續和發展。2000年,上海提出“一城九鎮”的目標建設,松江新城,和臨港、安亭、浦江、高橋、楓涇、奉城、羅店、陳家鎮、朱家角鎮,被納入了規劃建設。嘉定和松江有比較好的科技、汽車和新產業基礎,臨港也有較大空間安排全新產業。嘉定區在2014年提出將本區建成“長三角綜合性節點城市”,在上海的西北部與江蘇的昆山、太倉之間,成為一個獨立城市,即不但要有自己的優勢產業,還要有一套獨立市區設施。這個思路也是非常正確的,上海的產業轉移,大部分是往西走,落戶到了江蘇的昆山、吳江、太倉、常熟,浙江的嘉善、嘉興、湖州等地,遠的還到了無錫、江陰、常州、丹陽……,上海郊區的好多地方反而成為產業洼地,經濟、市政,乃至文化、教育也就發展不起來,這并不是應該出現的情況。既然上海和蘇州、杭州之間可以興起那么多的優勢產業城市,上海的四面八方,郊區當然也應該可以承接較大分量的優勢產業,進而形成“五個新城”。既然上海西北角的嘉定、西南角的松江,都能夠保持和發展優勢產業,那正西方向的青浦,自然更有理由成為“五個新城”中的新秀,在上海與蘇州之間成為一座不亞于昆山、吳江的獨立城市。
在上海所有區縣中,除了崇明島,青浦在東西方向上最為狹長,因而分成青東和青西兩塊。這次“新城”其實處于青東和青西之間,應該是“青中”。青浦的東、中、西,各有非常優越的環境和條件。青東的徐涇、蟠龍、趙巷,位于虹橋長三角交通樞紐和中央商務區的西緣,已經跨在了“大虹橋”上;“三通一達”的物流業巨頭總部,北斗科技產業園,以及一大批科創、文創企業落戶,經濟起飛之勢已經初步呈現。青東的崛起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別的新城可能要加緊開發,而青東可以躺贏,躺著就贏。
相比青東,青西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青西的朱家角、金澤、練塘、商榻、西岑、白鶴等鎮,是大上海范圍內的水源保護區,三四十年來為上海人的飲用水安全,犧牲發展,保護環境。然而,暫時的放棄終于獲得更加長期的回報,一直靠領取轉移支付來維持運營的青西地區,因為保存著江南地區最好的田園風光、明清古鎮和優良的農舍、農家菜,現在成為發展旅游、度假、會務、研學、論壇等輕型產業的最佳場所。華為看上青西地區同時連接大虹橋和江蘇、浙江的地理優勢,以及優美的環境,把研發總部建在西岑,也是這個原因。其實,青浦在青西地區自身就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青西是上海市政府為保護水源而保留下來的一個傳統文化區域,這個特色會給青浦帶來無限的機會,成為當代“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展示區域。
青浦新城,在青浦區境內,就可以作為青東、青西的一個連接點。在“五個新城”中,青浦這樣明晰的東、中、西區的區域特色,本身是獨一無二的,應該在戰略規劃中善加利用。青東發展現代商務、科技、金融、文創,青西發展文旅事業,新城在中部引入江浙和市區的高端制造業,形成上海西部嘉定、青浦、松江組合成的縱向產業帶,留住上海的產業。正如前面鋪墊所說的,青浦在“南京路-靜安寺路-愚園路-虹橋路”的上海黃金發展主軸線上,如今的318國道、G50高速、17號地鐵線,連接起青東、新城和青西,仍然是上海發展的主軸線。青浦新城的條件太優越,西北方向的嘉定只通往江蘇,西南方向的松江只通往浙江,只有青浦可以左腳踏入浙江,右腳踏入江蘇,左右逢源。江、浙、皖、滬四省市聯席會議把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劃在青浦、吳江、昆山和嘉興之間,正說明青浦的樞紐地位。1960年代,嘉定發展了汽車產業;1990年代,松江開發區的新興產業一直沒松懈。逢到“五個新城”的發展機遇,現在就是要看青浦新城了。這么優越的條件,相信“青浦新城”在“五個新城”中間能夠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做出為延續上海的產業、市政和社會發展關鍵性貢獻。
明清時期,青浦的朱家角鎮就是進入上海的一條通道。萬歷年間,松江府生產了全中國百分之七八十的棉布,稱為“衣被天下”。蘇州、常州、湖州、嘉興是江南水稻高產區,北運漕糧的輸出地。青浦地區各市鎮形成了布市、米市兩大交易市場,商業傳統是有的。朱家角厲害,現在那條“淀浦河”上,原來就有上海地區最主要的漕河碼頭,河邊有江南最大的紡織品市場。朱家角市面繁榮,人稱“三涇不如一角”。江南巨鎮楓涇、朱涇、泗涇,市面都不如朱家角。漕河繁榮,從青西朱家角,一直延續到青東七寶,這就是上海地區在“江南文化”時期的一條東西主軸線。19、20世紀以來,上海出現的新文明從黃浦江邊的十六鋪“以港興市”開始,自東徂西,從七寶到朱家角,又是一條現代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向江南各地輸出的供給線。朱家角鎮上至今仍有招商局碼頭、馬家電廠、碾米廠、消防、郵政、報館、印刷廠的遺跡,讓大家記得上海和江南的“早期現代化”。
上海在19、20世紀的強勢發展,消化了歐美文化,為江浙地區輸送出現代產業、現代制度和“海派文化”。如今,江蘇、浙江地區的產業支撐,又使得上海文化得江南文化的援助,并在青浦地區進行融合。當代“江南”和“海派”的交匯與融合,或許還會帶動整個長三角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今天也不是單單“海派文化”帶動江南了,20年前是上海帶動長三角,而今天是長三角推動上海。
上海在努力發展港口、金融、貿易、科技、教育、醫療等產業功能,目前在全國的優勢還有生活方式。不能小看上海的生活方式,這就是城市“軟實力”。目前,上海的醫院還在全國前列,我們的大學,復旦、上交也還不錯。許多生活方式,打上“海派”標記,開發成“新天地”“武康庭”“田子坊”“吳江路”,有很多人來打卡。但是,像上海這樣人口規模的超級大城市,沒有一個綜合性的產業體系來支撐,是不能維持繁榮的。
上海應該想一想,我們目前還有什么?我們需要保持的有哪些?我們還有哪些可以輸出給江蘇、浙江等長三角地區城市,而我們又需要從江南發達的產業經濟中取回來一些什么?在這一系列問題上,青浦新城真的就是“綜合性節點城市”。上海的未來,要看“五個新城”的下一步發展,而青浦新城是最有可能創新發展的城市。希望青浦新城能夠真正建立一個綜合性的產業集群,支撐起21世紀的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青浦新城通向廣闊的江浙腹地,上海借此回到江南。借助江南的堅實依靠,上海也可以再一次向外發力,走向世界,接納全球。1930年代在南京路成功上演的“東方全球主義”,應該在它的延長線上,延續和恢復起來,并且有新的表現樣式。
(本文系李天綱7月2日在上海博物館與澎湃新聞聯合打造的文化項目“魔都與新城:共啟尋根之旅”系列講座第二場《青浦—從千年古港到上海之門》上的發言。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經李天綱本人補充并審訂。文本整理:澎湃新聞記者 王琳杰 實習生 喬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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