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邁向的未來中，治理者將是對人們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國家，而人們對國家的了解卻越來越少。這種不對稱性只會引致一個方向：惡性狀態和民主的終結。我們將不得不遷回一個我們不被自己的親密敵人——手機——所控制和支配的世界。我們必須嘗試在數字監控的窒息領域之外重建生活、抗爭和社會運動。我們必須趕走那些對我們部署監控的政權和體制。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撬動他們對權力杠桿的控制，盡力彌補他們造成的破壞，并奪回他們盜走的一切。

近日，以色列的“飛馬”監控在印度爆發出驚人丑聞，阿蘭達蒂·羅伊在《衛報》上發表此文，從印度的語境出發，談及“飛馬”監控對人類社會民主的威脅。《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羅伊授權翻譯刊發，以饗中文讀者。感謝全球大學的劉健芝老師促成本篇的授權。

阿蘭達蒂·羅伊，印度作家、社會活動家、左翼知識分子，著有《微物之神》、《極樂之邦》。

在印度，“死亡之夏”似乎正在迅速演變成“監控之夏”。

在導致約400萬印度人死亡后，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退去。政府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數僅有真實數字的十分之一——40萬。在納倫德拉·莫迪的敵托邦（dystopia）中，盡管火葬場上空煙霧還未散盡、大地已沉為萬人墓冢，但街道上仍出現了巨大標牌，上面寫著“謝謝您，莫迪先生”（這是在提前表達人們對“免費疫苗”的感激之情，雖然它很大程度上仍然無從獲得，而且95%的人口還未接種）。在莫迪政府看來，任何統計真實死亡人數的意圖都是針對印度的陰謀——就好像官方統計之外的數百萬死者都是演員，他們出于玷污印度國際聲譽的可鄙目的，在航拍照片里那些來不及深挖的集體墓穴中惡意躺倒，或偽裝成尸體漂入河中，或在城市街邊自行火化。

如今，印度政府及其喉舌對來自17家新聞機構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提出了同樣的指控，這些記者與“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和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合作，共同挖出了一起有關全球大規模監控的新聞。據報道，一些國家的政府購買了由以色列監控公司NSO集團開發的“飛馬”（Pegasus）間諜軟件，在這些國家的名錄上印度赫然在列。NSO方面表示，它只向那些通過人權記錄審查并承諾只將軟件用于國家安全目的（即追蹤恐怖分子和罪犯）的政府出售其技術產品。

看來已通過NSO人權測試的其他國家包括盧旺達、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聯酋和墨西哥。那么，究竟是誰就“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定義達成了一致？這是否僅由NSO及其客戶決定？

除了間諜軟件的高昂費用（監控每部手機要花費數十萬美元），NSO每年還收取該項目總成本17%的系統維護費。一家外國公司提供服務、維護監控網絡，代表另一國的政府監控該國公民，這其中肯定有叛國的成分。

新聞調查小組檢查了一份泄露名單，其中包含50000個電話號碼。調查顯示，其中1000多個號碼是由NSO的一個印度客戶選定的。這些號碼是否被成功入侵，或是否曾遭到入侵威脅，只有手機被提交物證鑒定后才能確認。在印度，幾臺已經過鑒定的手機上發現了“飛馬”軟件的入侵痕跡。泄露名單中包括反對黨政治家、異見記者、活動人士、律師、知識分子、商人、一名違規的印度選舉委員會官員、一名違規的高級情報官員、內閣部長及其家人、外籍外交官員，甚至包括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

印度政府發言人譴責了這份名單，稱其是偽造的。密切關注印度政治的人都知道，即便是見識廣博、經驗老道的虛構作家也編造不出這樣一份極具可信度的名單，其中包括執政黨認定的嫌疑人或其政治計劃的敵對者。這份名單布滿微妙之處，引出縱橫交錯的故事。一些意想不到的名字出現在其中，不少預計出現的名字卻不在榜上。

我們得知，一個未接來電就足以將“飛馬”安裝在目標手機上。想象一下，未接來電這枚“導彈”裝載著無形間諜軟件的“炸藥”向手機襲來。這是一枚與眾不同的洲際彈道導彈，它足以摧毀民主、將社會化為原子，而且不受繁文縟節的困擾——無需授權、武器協定、監督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監管。技術自然是價值中立的。這不是任何人的錯。

NSO與印度的友好合作或許始于2017年的以色列，當時印度媒體稱之為莫迪和內塔尼亞胡的“兄弟情”——他倆卷起褲管，一同在多爾海灘旁泛舟。他們在沙灘上留下的不僅僅是腳印，因為正是從那時起，印度的電話號碼開始出現在名單上。

2021年7月21日，一名婦女正在查看以色列制造飛馬間諜軟件的網站。

同年，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預算增長了10倍，其中大部分被分配給了網絡安全。2019年8月，在莫迪贏得連任后不久，印度異常嚴厲的反恐怖主義法《非法活動（預防）法》（UAPA）（成千上萬人根據該法被監禁且不得保釋）的適用范圍從組織擴大到個人。畢竟，組織沒有智能手機——這是一個重要細節，就算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這必然擴大了授權范圍，相應地也擴大了市場。

在議會就該修正案進行討論時，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說道：“先生，槍支不會帶來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的根源在于傳播恐怖主義的宣傳……如果這些人全部被認定為恐怖分子，我認為每個議員都不應對此有任何異議。”

“飛馬”丑聞如今已在議會的季風會議（monsoon session）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派要求內政部長下臺。安于其多數地位的莫迪執政黨派出阿什維尼·瓦什納夫（Ashwini Vaishnaw）在議會為政府辯護，后者新近宣誓就任鐵路、通信和信息技術部長。可能會令他頗感羞恥的是，他的號碼也在泄露的名單上。

如果拋開政府聲明中虛張聲勢和混淆視聽的官僚主義，便會發現其中并無任何徹底否認購買和使用“飛馬”軟件的內容。NSO方也未曾否認銷售這款軟件。以色列政府已經開始對濫用間諜軟件的指控展開調查，法國政府亦如此。在印度，資金流向遲早會將我們引向無可抵賴的鐵證（smoking gun）。不過，鐵證又將把我們引向哪里？

想想吧，共有16名活動人士、律師、工會成員、教授和知識分子（其中許多是達利特）因比馬·科雷岡案（Bhima Koregaon case）被長期監禁。他們被離奇指控陰謀煽動2019年1月1日發生在達利特和高種姓群體之間的暴力事件，當時數萬名達利特聚集在一起，紀念比馬·科雷岡戰役勝利200周年（在這場戰役中，達利特士兵與英國人并肩作戰，擊敗了婆羅門主義暴政——佩什瓦人政權）。在泄露的名單上，出現了比馬·科雷岡案16名被告中的8人及其家庭成員的電話號碼。由于他們的手機被警方扣押，無法送去進行物證鑒定，因此無法確定他們的手機是否真的曾被入侵。

近年來，我們中有些人對莫迪政府為誘捕其敵人而采取的險惡手段已經了然于心——這可不僅限于單純的監控活動。《華盛頓郵報》最近發表了馬薩諸塞州一家數字取證公司阿森納咨詢（Arsenal Consulting）的報告結果，后者檢查了比馬·科雷岡案兩名被告羅納·威爾森（Rona Wilson）和蘇倫德拉·加德靈（Surendra Gadling）的電腦拷貝。調查人員發現，兩人的電腦都曾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入侵，作為罪證的文件被放置在他們硬盤上的隱藏文件夾內。仿佛是為了增加戲劇性，這些文件中甚至包含一封可笑的信，其中描摹了一場暗殺莫迪的老套陰謀。

阿森納報告的重大影響并未使印度司法部門或主流媒體為正義采取行動。恰恰相反，正當它們努力掩蓋真相，遏制報告可能帶來的影響時，比馬·科雷岡案的被告之一，84歲的耶穌會神父斯坦·斯瓦米（Father Stan Swamy）——幾十年來，他幫助賈坎德邦（Jharkhand）的部落民反抗大公司對其土地和家園的掠奪——在獄中感染新冠后痛苦死去。被捕時，他已身患帕金森和癌癥。

那么，我們應如何看待“飛馬”？如果憤世嫉俗地將其視為一個古老游戲（統治者從來都在監視被統治者）在新技術下的重復，這將是嚴重的錯誤。這不是尋常的監控行為。手機是我們最私人的自我，它們已經成為我們大腦和身體的延伸。通過手機進行非法監控在印度并不新鮮，每個克什米爾人都知曉這一手段。大多數印度活動人士也知道。可是，如果我們把入侵和接管手機的法律權利讓與政府和公司，就等于自愿被侵害。

被揭露的“飛馬”項目表明，這種間諜軟件的潛在威脅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監控都更具侵略性，甚至比谷歌、亞馬遜和臉書的算法（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在其中生活和釋放欲望）更具侵略性。這不僅是口袋里裝著間諜的問題，它更像是讓你的一生所愛——或者更糟，讓你自己的大腦，包括其不可觸及的角落——檢舉告發你。

“飛馬”這樣的間諜軟件不僅將遭入侵手機的用戶置于危險中，還會使其朋友、家人和同事構成的整個社交圈處于政治、社會和經濟風險之下。

2019全球網絡峰會中斯諾登遠程視頻講話。

異見者、前美國國家安全局分析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對大規模監控的思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長久和深刻。他在最近接受《衛報》采訪時警告道：“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來阻止售賣這項技術，那么它的目標將不僅僅是5萬個。它將會有5000萬個目標，而且這一現實的到來將比我們任何人預期的都快得多。”我們需要重視他的話。他一直是局內人，目睹了這一監控現實的到來。

差不多7年前的2014年12月，我在莫斯科見到斯諾登。當時距離他因厭惡政府無差別大規模監控本國公民而成為吹哨人已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在2013年5月完成了大逃亡，并慢慢習慣了逃亡者的生活。泄密《五角大樓文件》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和我三人前往莫斯科去見斯諾登。三天里，我們躲在酒店房間談論監控和間諜活動的話題，俄羅斯的冰冷冬日在窗玻璃上肆虐。它會發展到什么程度？它會將我們帶向何處？我們會變成什么樣子？

當“飛馬”事件的消息傳出后，我翻出我們當時聊天錄音的文字記錄。它長達數百頁，讀來我毛骨悚然。當時剛步入三十歲的斯諾登作出了可怕預言：“技術無法倒退，技術不會消失……它將變得更廉價、更高效、更易獲得。如果聽之任之，我們會毫無知覺地步入全面監控國家。這時，會出現超級國家，它一方面擁有運用武力的無限能力，另一方面因無所不知故能將這武力瞄準目標——這是非常危險的組合……這就是未來的方向。”

換句話說，在我們邁向的未來中，治理者將是對人們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國家，而人們對國家的了解卻越來越少。這種不對稱性只會引致一個方向：惡性狀態和民主的終結。

斯諾登是對的，技術無法倒退。但也不能允許它作為不受監管的合法產業運行，在自由市場的洲際高速路上收割利潤、開花結果。需要立法反對它，將它驅趕至地下。技術或許可以存在，但產業不必。

那么，我們應當怎么做？我會說，回到老式的政治世界。唯有政治行動能遏止或降低這種威脅，因為當技術被合法或非法使用時，它將始終處在我們時代的復雜矩陣之中：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種姓制度、性別歧視。這仍將是我們的主戰場——無論技術本身如何發展。

我們將不得不遷回一個我們不被自己的親密敵人——手機——所控制和支配的世界。我們必須嘗試在數字監控的窒息領域之外重建生活、抗爭和社會運動。我們必須趕走那些對我們部署監控的政權和體制。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撬動他們對權力杠桿的控制，盡力彌補他們造成的破壞，并奪回他們盜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