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訪美，《人民日報》撰文稱：中美關系歷史進程中新的一幕徐徐拉開。“過去500年，世界格局總是受大西洋洋流的牽動。21世紀，太平洋的風向正在成為一種決定性力量。”

了解中美關系，自然要熟悉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史蒂文·胡克和最早從事美國戰后外交政策研究的權威專家約翰·斯帕尼爾合著的《二戰后的美國對外政策》是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經典著作，最近推出了新譯本。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一章，原題為：中國在太平洋的挑戰。

二戰后，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主要關注從北非跨越中東而延伸到南亞的“動蕩弧”地區。中東的大量油田使該地區對所有工業化國家都至關重要。1948年以色列建國，對美國而言，對其進行保護是美國在該地區的第二大利益。只有冷戰的重心歐洲才在美國重點地區清單上占有更高的位置。

然而，2011年奧巴馬總結道，全球均勢的改變要求美國有新的地緣政治關切。11月17日，在澳大利亞議會演講的中他聲明了這一新動向：“在我們打了兩場在生命和財富上都犧牲巨大的10年戰爭后，美國將轉向具有巨大潛力的亞太地區。”

這一地緣政治的轉變得到了奧巴馬對外政策顧問的大力支持。鑒于美國與東亞關系的歷史，這種轉變需要小心處理。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以各種各樣的多邊條約和聯盟關系而聯合起來。相比之下，日本、韓國等東亞盟國則與美國分別形成了雙邊關系。美國以這種“沒有框架的軸輻”模式（rimless hub-and-spokes model）將彼此提防的東亞國家聯合成一個集團。因此美國的挑戰是在東亞建立一個安全共同體，以克服這些內部的緊張關系而且使成員方免于外部威脅。對國務卿克林頓來說，“在該地區，我們是唯一擁有穩固聯盟網絡的國家，我們沒有領土野心，長期以來致力于提供共同利益。”

盡管美國在大多數公開聲明并未說明，但在東亞美國盟國的主要挑戰來自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騰飛、軍事發展使中國轉變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平均每年保持10%的增長，但實際上是以美國為代價的。1980年，美國對華保持著很小的貿易順差。然而，到2010年順差變成了2730億美元的逆差，幾乎占美國貿易總逆差的一半。加之美國的脆弱性，中國政府購買了美國大量國庫券，以補貼美國猛增的國債。2010年這些債券的價值已接近1萬億美元。中國領導人只要兌現其中一小部分，即使不使美國破產，也可以使其癱瘓。

在此期間，中國將中央計劃的強有力的措施與積極參與全球出口市場相結合。盡管中國剝離了共產黨的經濟職能，但中國仍是共產黨國家。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支持私營企業、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開啟了中國的轉型。江澤民遵循著相同的經濟改革模式。如同冷戰期間一樣，20世紀90年代中俄兩國領導人進行了很多國事訪問，催生了許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長篇大論。

這些局勢使美國預測“中美沖突即將到來”。由此觀之，當中國經濟、軍事越來越強大，而且中國領導人希望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時，他們將會主張中國成為亞洲的主導國。在克林頓任期內，他持有更為樂觀的看法，后來奧巴馬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看法，即與遏制相比，接觸更會增加中國國內自由，并使其更愿意與美國合作。2000年克林頓說服國會使中美貿易關系正常化，那些尋求進入中國巨大國內市場的美國公司廣泛支持這一行動。雖然中美雙邊貿易關系有所突破，直接使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但盡管如此，中國仍反對單極均勢體系中的美國霸權。中國領導人也限制美國對華的出口量，使美國商業和政治領導人感到非常失望。

2001年1月，當小布什入主白宮時，他對中國采取了強硬的立場，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而不是伙伴。小布什抱怨不斷擴大的貿易失衡，公開譴責中國領導人實施的計劃生育措施。他也控訴中國領導人向伊朗等動蕩的政府出口尖端武器。然而，“9·11”恐怖襲擊事件促使美國和中國在反恐戰爭方面達成了共識。小布什指望江澤民及其繼任者胡錦濤提供幫助，抓捕恐怖分子和阻止其贊助國獲得彈道導彈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對中國幫助的回報，美國白宮保證不再指責中國內政，甚至支持北京奪得2008年奧運會東道主的資格。中美兩國很清楚，與沖突相比，合作更服務于各自的利益。

奧巴馬于2009年就職之后，恢復了克林頓和中國的接觸政策。然而，美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奧巴馬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幾乎沒有什么優勢。與此同時，中國著手軍事現代化，研制了新一代核導彈、攻擊潛艇和戰斗機，從而支撐著中國的地面部隊。2011年中國部隊已超過120萬人。地區均勢的這些現實加速了奧巴馬轉向亞太的速度。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和衰落始終貫穿著沖突。鑒于此，“悲觀主義者”預見了中美各方面愈來愈嚴重的競爭態勢：在臺灣方面，中國仍將其視為一個省份；在中國南海方面，中國宣稱擁有其主權；在俄羅斯方面，中俄要求終結美國的首要地位；在非洲，中國實施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發展工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各種各樣的事務上，比如伊朗、朝鮮和敘利亞問題。基辛格等“樂觀主義者”堅信兩個超級大國能夠和平解決分歧，因為中美兩國在穩定的、經濟活躍的世界秩序中有著共同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全球目標的實現需要美國這個“自由主義利維坦”的支持而不是抵制。

美國領導人在實施亞太戰略方面面臨著很多選擇，然而中國領導人起初是以警惕的心態看待這些戰略的。冷戰期間，美國為阻礙中國的地區影響，與日本、韓國以及菲律賓等島國建立了雙邊關系。但當中國與構成美國地區勢力范圍的東亞市場逐步確立聯系時，這種模式便過時了。日本正在奮力克服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再也不能依賴于對美出口而解救自己了。韓國希望解決與朝鮮長期的對抗關系，這便更多地取決于中國而非美國的外交。在此背景下，“太平洋世紀”的管理必須是中美之間的合作性行動。盡管如此，奧巴馬仍然決定在澳大利亞北部海岸部署美軍小型分遣隊，清楚表明美國領導人做好了準備，迎接中國在中美兩國相重疊的勢力范圍所帶來的任何挑戰。

《二戰后的美國對外政策》，【美】史蒂文·胡克、約翰·斯帕尼爾/著 白云真、李巧英、賈啟辰/譯，金城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