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多少面向？有一些隱秘而真實的城市生活，存在于商業綜合體和高樓大廈的背面，棚戶區、建筑拆遷工地、爛尾樓、黃魚攤，居住其中并賴以為生的人，就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即便現下有大數據，我們仍然難以明確這些人生活的細節。是何種命運的力量把他們推到這里，城市的經濟運行、公共政策、空間安排，對這些人現下的生活起到了什么影響？探究這些問題，就是在探究城市的根本。

多年來，上海交通大學社會學教授陳映芳帶領一批批青年學子，致力于這個層面的城市社會學考察研究。從2003年3月出版的《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實錄》，到2006年5月的《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再到今年6月出版的《尋找住處：居住貧困與人的命運》，這些研究梳理讓我們得以見到一部城市的底層生活史。

隨著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對城市底層人群的活動空間，我們應該如何關注和考察？青年人對此又能做些什么？7月，澎湃新聞特地對陳映芳教授進行專訪，她從研究青年社會學的博士畢業論文出發，與我們分享了“年輕學子與城市研究”的思考。

澎湃新聞·髀設：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青年社會學研究的，但后來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現在的青年學者的城市研究，跟上一代學者是否有明顯不同？

陳映芳：如今人們講到世代論、代溝現象等等，常含有點進化論傾向。背景之中，有人們對社會進步、技術進步的想像和期望，也有代際競爭的因素在起作用。社會權力往往已經被上一代握在手中，而下一代多半會操作世代論的語言，“**后”競相登場，急切地宣布上一代的落后過時，以未來性來為自己一代壯聲勢。

但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文革后我們進入大學，就曾看到，柱著拐杖的老學者們（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前接受大學教育）的學問，與中年一代學者（50年代、60年代上的大學）的學問是不一樣的。這主要不是個體的問題，而是時代造成的。時代之于文化，也許存在總的歷史大趨勢，但在具體的歷史時期和一代代人身上，不存在進化、進步的必然。年輕人容易得時代風氣之先，但如果遇到糟糕的時代，在壞的制度、壞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的遭遇可能更具悲劇性。

不過，這十多年來，在國內的城市研究領域，年輕學者的某些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我們的城市以特殊的方式高速發展，與此同時，大學的規模、知識和學術的信息也是今非昔比。上世紀末，我剛開城市社會學課時，圖書館和書店里，城市學的書少得可憐。如今你看，城市學成了一門跨學科的顯學。以前在上海的大學里，講到城市研究，主要就是像同濟大學的城市規劃和建筑學，還有就是華東師大的地理學等等。現在各個大學、各門專業幾乎都開設有與城市研究相關的各種課程。

除了知識的增量、學術信息的開放，人們的城市觀這些年也經歷了種種變化。

澎湃新聞·髀設：您一直在帶著學生做城市社會的調查，指導他們的畢業論文。這些年，您是否體會到學生們的學術興趣和論文水準發生了變化？

陳映芳：變化是有的，但不一定是線性的。前面我講大學里的變化，主要講的是學科及其知識的增量、學術信息的開放，至于學術水準，這很難說，標準不一樣。現在不少學者在擔心“大學的潰敗”，主要是在講學術理念、學術規范問題。70年代末開始，有一個時期，學術在學生和學者心中是崇高的事業。后來發生了變化，我們都看到了。在目前的大背景下，我自己覺得，學者、教師除了致力于改變環境，還需要以個體來面對時代。

以我過往的體驗，學生的成長雖然主要受社會大環境左右，但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影響學生的學習生涯的。現實中，教師在制度框架下，依然在具體教學中握有一定主導權；與此同時，大部分學生對大學多少是抱有理想、期待的，尤其象社會學專業的學生，不少學生關注社會命運，對社會理論也充滿好奇。教師如何引導，對他們很重要。

十幾年來，羅列一下的話，我帶學生做過有關流動人口、棚戶區、征地、城市開發、市民利益表達、居住貧困等各種問題的調查研究，在那之前，還以學生們為對象，做過“考大學”行為的調研。大部分的活動中，我有過這樣的感受：開始是我動員、培訓、組織學生，到后來，則是學生們在推著我一起往前了。

這些年我與助研們先后編輯出版過一批本科生社會調查的實錄和研究生的專題論文集，如《我是如何考上大學的》、《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實錄》、《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雙城記：京滬眾生素描》（與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共同主編）、《征地與郊區農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調查》、《都市大開發：空間生活的政治社會學》、《尋找住處：居住貧困與人的命運》等等，還有一些，我們只是自己編輯打印，沒有公開出版。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學生們的熱忱參與，單靠教師一己之力，怎么能做這些（而且這樣的出版大多不是學校體制考核的學習內容、工作內容）。

學生的論文水準，主要還是個體間的差異，如果說有整體的變化，那多半是各種因素造成的，包括學生對專業的認同和指導教師的投入，還有研究團隊組成的機遇、節奏等，當然我不否認存在大學整體學術理念下滑、學術考核功利化的趨勢，以及一代代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變化。

澎湃新聞·髀設：學校里有很多優秀的青年，您一定指導過很多優秀的論文，其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陳映芳：要導師客觀評價自己學生的論文，而且拿他們來比較，這個有點為難了。不過有時我確實會為自己的學生感到驕傲。

不同階段的學生，對論文寫作的定位應該是不一樣的。本科生是打專業基礎，同時最好能激發他們的求知欲（在中國他們此前一直在被動應試）。博士生我一直覺得應該做他們自己獨立的研究（我會組織讀書會和論文研討會）。相對而言，碩士生可塑性強，如何確立他們的學術概念很重要，我帶他們做團隊研究比較多。

我曾經連著幾年為社會學專業的本科三年級學生開一門論文寫作課，準確的名字應該是叫《社會學研究和論文寫作》，每次整整一個學期。開頭篇章兩句話分別是“論文不是寫出來的，而是研究出來的”，“選擇自己真正有探索興趣的題目”。用三分之一時間立題、預研究，探討方法，最后三分之一時間是一稿二稿地修改。將每一個學生實實在在帶入問題之中、研究過程之中。三年級有了一定的專業基礎和個人思考，但還沒有開始實習/求職，是大學本科階段最難得的時間節點。學生們因此可以有一次較純粹的學術體驗，很奢侈。后來有一些學生畢業時告訴我，四年中最投入、最難忘的就是這一門課。我曾將一些論文掛到當時的文化研究網的教學論壇上，聽到了學界朋友的好評。中間有的論文還得到學術界的引用。幾年前教育部在全國各高校搞本科教學評估，有的評估專家還專門表揚了這批本科生論文。

上面我提到的幾本研究生集體撰寫的專題著作，象《征地與郊區農村的城市化》和《都市大開發》等，都是我與碩士生團隊共同研究的成果。每一章都是學位論文的核心部分，在這幾個學術領域，我們都是起步很早的，《都市大開發》后來還得了學術獎。我常半開玩笑地說，那時是將碩士生當博士生帶的。

其實在我眼里，不少學生的論文都非常棒。通常我要求，學生開題必須尋找新問題、確立獨立的問題意識，這不很容易。而且因為城市社會結構復雜，城市調查有特殊的難度，這些對學生都具有挑戰性。令人欣慰的是，有一些碩士研究生后來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而且還在繼續他/她們先前的研究，其中有好幾篇碩士論文后來經修改被發表在《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社會》等國內重要刊物和國外學術刊物上。

要說印象深刻的畢業論文，這與得獎或發表無關，是非常個人性的。有的非常好的博士學位論文，因為種種原因，一直還沒有發表。說到底，原創性學術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時只能是寂寞的、個人的思考。我說的時代下滑，一個意思就是想說，這樣的學術越來越難了。

澎湃新聞·髀設. 您覺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城市的作用是？

陳映芳：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很早就存在于國外城市學的歷史中了。例如講到城市生態學、社會空間等，我們都要提到它們源于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今天講到認識城市的本質，也離不開韋伯的城市論、芒福德的城市文明史等等。現在到國際上參加城市研究的學術大會，你會看到，不管是規劃的還是地理的，大多在講人的生活、講城市社會問題、講城市公平問題。

現在我們如果提人文社會科學與城市研究的關系，主要基于中國的問題：城市在中國一度被認為是一個工科的問題，后來又被認為主要是經濟學、經濟發展的問題。這幾年有一些變化。背景之中，是因為現實中城市高速發展、城市大開發所造成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了。但真正將“人文精神”、“人的價值”、“社會公平”這些深深地植入到中國人的城市觀、中國的城市學中，我想還有待大家的共同努力。

社會學研究可以幫助其他城市研究學科，比如城市規劃學科，了解城市運作的社會學的和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了解城市的空間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現在的城市主要在考慮“經濟發展”的需求，“人”的需求被認為是次要的。人與土地的關系是被割裂的，只是商品和消費的關系。一些“社區的消失”對人和社會的損害也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在各地的大城市、超大都市，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空間（背后有權力和資本的力量在運作）對人的控制，城市通過空間的更新進行人的置換，等等。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與城市研究的關系，在中國我對年輕學者抱有期望。我接觸過一些城市規劃界的年輕人，無論是大學里的還是規劃院的，可以明顯感覺到這幾年的變化。現在的情況有點倒了過來，研究城市規劃的開始關注人文社會科學了，可人文社會科學的人較難了解城市空間和物理形態的原理，在中國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者甚至對實證研究都很隔膜。現在不少社會科學的學者、學生在講“城市治理”，但大家對城市學缺乏必要的知識準備，學科體系也不重視這方面的專業訓練。

我這兩年在交大曾開過兩門公開課，一門是本科新生的《城市學入門》，另一門是研究生的《認識上海：城市中的“地方”》，后一門我和兩位研究城市的年輕教師一起講，主要講place與space的關系，講城市的歷史脈絡以及場所/地方對于城市的意義，用一半時間到現場參觀體驗，感覺效果不錯。

澎湃新聞·髀設：很多讀者都讀過您的棚戶區研究，您為什么選擇研究貧困的人群？帶學生做這樣的研究，曾經遇到什么困難？

陳映芳：學者尤其是社會學者了解城市貧困問題、關注社會不公問題，這些應該被理解為理所當然的份內事。

具體說到當初做上海棚戶區的那項大調查，最直接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說它們馬上就要被全部拆掉了。我有歷史學的意識，覺得不做點記錄的話，這城市的一個重要部分就什么都沒有了。在那以前，我已經在一些社會調查中進入到棚戶區中了。置身那樣的社區，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曾體驗過非常復雜的感受。

我們的學生之前對那個世界幾乎完全不了解，不管是上海本地的學生還是外地來的學生。他們和那樣的社區和居民的生活史之間，有空間、社會、歷史的種種阻隔，事實上在調查中還有語言的阻隔（很多老人講家鄉話或家鄉口音的上海話）。除了對調研員作一些必要的知識和訪談技術的培訓，還需要在專業倫理上有所準備。

當然學生們不難為這樣的工作賦予意義，他們不缺乏訪問貧困群體、幫助弱勢者的熱忱。但我告訴學生，不要有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也不要表現出救濟者的姿態。如何拿捏專業性，是這樣的調查工作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在后來的調查中，我們確實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是先前沒有預想到的。每次社會調查后我和學生都會有一些反思討論。

譬如，你們在書中可以看到，后來我們呈現的調查文本中，沒有調查對象及其他們的居住空間的照片（我鼓勵學生嘗試畫空間示意圖，有幾位學生標在文中了）。進入到那樣的場所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些受訪者有恥感，一些老人的子女也明確反對這樣的訪問（這個群體在上海曾形成某種族群性，這種族群性與他們居住狀況直接有關）。同時“我們”作為“他們”的觀察者也會有一種尷尬，既缺乏能力更深入地進入到他們的生活史、精神史中，也缺乏途徑幫助他們改變現狀。特別是有的同學在無力感下會將我叫過去，希望我能為改變他們的現狀起點什么作用。面對這樣的現狀，當一個“觀察者”，我時常會有羞恥感。

在這過程中，我們能做到的，只能是盡可能地尊重他們，接受他們愿意訪談或拒絕訪談的態度，盡可能地傾聽并記錄他們的原話，征詢他們的匿名要求，還有就是削弱我們自己“觀望”的視線權力――我們不用照相機去“看”他們。

關于城市貧困層的生活、棚戶區等等，其實不少學科的學者、學生有研究，但他們的調研成果多以研究報告或論文的形式呈現。研究者看到和聽到的，會變成數據、圖表、引文、注釋等，被附在科研成果中。這樣的研究工作，我們也在做。但是，僅僅將貧困群體的生活采集來作為我們的科研標本，我內心是有不安的。我們不能代表他們，但是，既然這些素來沉默的人給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表達了他們的情感特別是種種訴求，我們是否應該將這些轉達給更多的人？城市中任何一個群體的生活都是這個社會的有機的組成部分。

當然，有好幾位朋友曾跟我說，《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如果能有學術分析部分就更好。其實調查當時我曾指導兩位碩士研究生跟進去作了專題研究，我自己同時也有研究，后來兩篇碩士論文寫出來了。但我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數據只是當下的，而當時不少原住居民已經搬出去了，那樣的數據與書中的歷史維度有些出入。另外我的個人研究雖然是講歷史的過程和原理的，可那項研究花了些時間，最后無法趕上書的出版，所以也只好作罷。

澎湃新聞·髀設：最近您編著的《尋找住處：居住貧困和人的命運》出版，您如何定義居住問題，該如何向人講述它的意義？

陳映芳：要了解“居住”的意義，我們首先該思考的是：什么是人的生活？

居住是人的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它也是人維系生命安全的最重要的條件。“安身立命”，如果沒有最基本的居所，人的生活、人的尊嚴等等一切都無從談起。但是這幾十年來，“居住”成了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大難題。尤其是今天隨著土地成為大宗商品，“住房”成為最昂貴生活消費品，它也成了城市最重要的政治，它扼住了無數人的命運。如果一個城市中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勞動者、居民的居住生活是非常不堪的，我們怎么能說這是座好的城市、這是個好的社會？

關于城市中的居住生活，在這項調查之前，我們已經有一些相關研究的積累，我們這項研究本來的著眼點是城市居住生活救助系統的現狀，包括政府的、社會團體的、親緣/鄉緣共同體的。調研員都是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后來，對社會救助體系本身的調查結果令我們非常失望。不過同時我們了解到，除了雇傭企業提供住處的，其他大多數無房者、租不起正式租賃房的人，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解決居住問題。城市中存在有一個龐大的、違規違法的低端租賃市場。不少人只租得一起一張床，甚至幾分之一張床，用來安置他們的身體。而那些連這些便宜地方也租不起的人，則臨時地棲身于各種特殊的場所，比如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的各種居住方式，求職公寓、家庭旅館、浴室、膠囊房、集裝箱、網吧、24小時快餐店和便利店、各種店堂隔層，甚至還可能是高架下、橋洞、車站、商鋪屋檐下、拆掉的動遷房、廁所、公園涼亭，或者就是廣場、綠地和馬路邊。

與國外城市不太一樣的是，中國城市中目前還較少真正意義上的流浪者，他們多是勞動者，只是因為收入太少、也得不到公共的救助，所以夜晚只能睡在各種旮旯里，而白天還在從事勞作、在努力養家。也有不少人是短期地來這個城市求醫、求職，尋找生活機會。

前面講到調查棚戶區過程中的調查倫理問題，在這項調研中我們也遇到過相應的道德倫理的困境。當調研員面對那些流浪者，會和他們產生直接的人格互動關系，接著，有的同學出于同情或采訪策略，開始給各種流浪者買些吃的喝的，夜晚會去給他們送被子和衣服，有的流浪者也開始向他們索取。在這過程中我再次扮演了不無尷尬的督導員角色，試著將他們從個人的、面對面的施救者角色中拉回來。我希望他們能在調研過程中為自己設定相應的角色定位。調研員以個人之力，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我們首先要做的、能夠做的，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影響社會，促進相關制度的改變，呼吁建立由政府、社會等各個方面合作的城市居住生活救助體系。作為個體的救濟行動，我覺得還是應該通過扮演其他的社會角色（如相關社會團體的志愿者角色等）去投入。事實上，參與這項調研工作的同學中，后來有好幾位畢業后選擇了第三部門的工作。

將這項調查實錄編輯出版的計劃，雖然可說是我的一項初衷，但其間我曾再三猶豫。一方面，是覺得調研員們很快都畢業了，我覺得他/她們該去忙新的工作和生活才是。另一方面，我對這樣的文本在當下中國社會還能起什么作用，有點悲觀。甚至曾自我質疑，雖然我們的棚戶區、居住貧困等專題都是自費出版，自己不賺取稿費或版稅，但這樣的作品出版后客觀上是否會助長公眾消費下層苦難的情況？

最后，這項工作得以完成，得益于學生們的熱忱。他/她們對這本書的正面意義有確信，而且共同分擔了修改、編輯等工作。我在為年輕學生的樂觀精神所感染的同時，確實也希望，這樣的源于學術研究的紀錄文本，能讓更多的讀者認識自身及身處的社會——這些故事及其隱含其中的社會原理會告訴大家：城市的居住生活是脆弱的，其中每個人都可能被“一席之地”難到，或因為某些原因而失居，從而成為需要社會救助的人。我希望它能有助于激發市民的同理心和連帶感。

澎湃新聞·髀設：最后，對我們的髀（畢）設計劃，您有什么建議？

陳映芳：希望這個專題能吸引對城市研究感興趣的、不同學科的學生。另外，讓市民更好地了解城市。期待市政廳能用各種媒介方式和細節描述，給讀者展示出來“什么是好的城市”以及好的城市是如何可能的。

澎湃新聞市政廳，關注針對城鄉問題的畢業設計：髀設計劃

?髀設·談—關注城鎮化進程的名人大家／青年才俊訪談

?髀設·展—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優秀畢設／城市改變案例

?髀設·秀—征集解決城鎮化問題的優秀畢設，未來的展示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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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沒有專業限制，沒有研究領域的限制。更不限學歷、年齡、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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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項內容建議使用電子版文件，紙質版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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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ong as your work is dedicated to the solving urbanisation problems and the better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e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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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ill it b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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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outstanding works will be showcased through video, while the remaining works of excellence will be exhibited through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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