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二三月間，客居美國的洪業應好友柯立夫（Francis Cleaves）之邀，在哈佛遠東語言系的《史記》課上接連做了三次演講。油印的英文講稿在塵封了數十載后，終于由童元方譯為中文。憑借出眾的演講才能和淵博的專業知識，洪業的表現自是駕輕就熟，當行出色。不過臺下的聽眾畢竟只是初窺漢學門徑的外國學生，為了避免艱深乏味，難免要穿插一些輕松的題外話。而恰如譯者所說，“他是太喜歡借題發揮了，以至于欲罷不能，越出題外。但一路看下來，似乎從平淡中常見新奇”（《洪業教授及其史記三講》）。仔細尋繹那些閑中著色的只言片語，確實別有一番特殊的意味。

比如在第二次演講時，洪業特地開列了“研究《史記》最重要的一份目錄”，并逐一予以品評。在現代學者中，他如數家珍般介紹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王國維、桑原騭藏、瀧川龜太郎、顏復禮（Fritz Jaeger）等名家，隨后突然說道：“在這以后，就沒有什么人再對《史記》作出重要的貢獻了，除了楊明照。”1909年出生的楊明照，當時不過四十出頭，到底憑什么受此青睞，得與諸多前輩并駕齊驅？說來其實也很簡單，是因為他在1939年的《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上發表了一篇《太史公書稱史記考》。洪業對這篇論文贊不絕口：“楊明照是燕京大學的研究生。《太史公書》何時改稱《史記》這一問題，是他論文的主要內容。……《太史公書》究竟何時改稱《史記》這一問題，幾世紀來一直諸說紛紜，猜測無數。現在我們要感謝楊明照。他費了一年多的時間，考訂了幾個世紀的史料，最后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后漢結束前的靈、獻之世，遷書始名《史記》。楊明照提出來的最重要的證據是引自《隸釋》的一段碑文。《隸釋》實際上是我的太太太……叔祖——宋朝的洪適，集兩漢的碑文以成書的。”說到興頭上，居然還信手拈來自己的先祖。即便現在的讀者只能面對白紙黑字，也完全能夠想象出洪業當日意興盎然、任意揮灑的神采。雖然正是寒風料峭的時節，可在那一刻想必滿室皆是春意。

洪業的評介并非僅有褒贊，隨后又賣起關子說：“他幾乎搜全了所有相關的論證，唯一漏掉的一條，我等一下會補充說明。”幾分鐘后終于“圖窮匕見”：“我很欣賞楊明照的論文，但是并不十分同意楊明照的結論。……因為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出在《晉書》八十八《孝友列傳》——孝友劉殷的部分。……他對其中一個兒子說，你讀《漢書》；又對另一個兒子說，你讀《太史公書》。這段文字證實了至遲在四世紀后半，司馬遷的著作仍以《太史公書》一名行于世。……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說，‘史記’一詞是在五世紀初期完全成為遷書的專名的。”正因為有了這最后的批評補充，前面的揄揚稱許才顯得格外真誠懇切，而絕不是信口開河或虛應故事。

從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至1939年夏畢業留校，楊明照在短短三年的求學生涯中創獲頗豐，連續在燕京大學主辦的《燕京學報》和《文學年報》上發表了十余篇論文。僅以前者所載為例，除《太史公書稱史記考》外，還有《莊子校證》《雙劍誃荀子新證評》《呂氏春秋校證》《書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后》《評開明書店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書鈴木虎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后》等，有時甚至在同一期上發表兩篇論文。其卓越的學術研究能力固然讓人驚嘆不已，而更使今人難以置信的則是《燕京學報》居然可以如此頻繁地刊登在讀研究生的論文——要知道當年的燕京可是名副其實的世界一流大學。無怪乎楊明照直至晚年仍感念不已地說：“燕京大學對我的一生影響非常大，《燕京學報》、《文學學報》作為學術的園地，使我從中學就準備起的論文得以一一發表。”（王京州《弢甫先生晚年言談錄》）作為燕京大學的創建者和《燕京學報》的創辦者，洪業在演講中特別強調楊明照是燕京大學的研究生，而論文正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內心深處必定充滿著欣慰和驕傲。

不過據目前所見到的史料，身為歷史系教授的洪業與國文系研究生楊明照似乎并沒有什么直接交往。讀研期間，楊明照過從甚密的歷史系教授大概只有顧頡剛。他不僅選修過顧氏開設的“春秋史”課程，還在課余請益求教，在燕京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春秋左氏傳君子曰征辭》的附記中就提到：“余草就此文，幾三載矣。今年秋，質正于燕京大學研究院顧頡剛先生。”但顧頡剛對他評價卻不高，在日記中說：“燕大選課學生，以解樹基為最聰敏，次則王伊同、王鍾翰、趙宗復、劉元猛等，又次則陸錫麟、楊明照、王懷中等。”（《顧頡剛日記》1937年1月12日）留校任教后，楊明照與另一位歷史系教授鄧之誠也往來頻繁。在鄧氏日記中屢見“晨訪楊明照”（《鄧之誠文史札記》1942年12月1日、1943年1月13日）、“楊明照來”（1943年1月1日、2月14日）、“招楊明照來談”（1943年1月4日、1月21日、2月11日）一類記載，偶爾也對其治學略作評騭，例如提到其所校《抱樸子》“泛引諸類書及《本草》，較繼昌校本多出若干，但亦有不能盡者，以此知此事之難且無益”（1942年12月29日），似乎不無微詞。想來無論是顧頡剛還是鄧之誠，都不曾向洪業鄭重推薦這位晚生后輩。

洪業對楊明照格外器重恐怕主要源于學術研究而非私人交誼，正應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語。洪業在1937年11月撰寫《春秋經傳引得序》，其中一部分涉及秦漢之際有關九鼎下落的傳說，最后引俞樾《湖樓筆談》中的議論作結。而楊明照于次年在燕京主辦的《文學年報》上發表《九鼎考略》，對其始末原委做了更為細致的梳理，除俞樾外，還迻錄王充、蘇軾、程大昌、洪邁、陳霆、楊慎、沈欽韓等諸家評說以供參證。洪業治學素來強調對史料竭澤而漁，這篇論文無疑會令他對楊氏刮目相看。至于楊明照后來發表的《史通通釋補》，對于早有計劃重新校注《史通》的洪業而言，當然更不會忽略。在演講中，洪業提到楊氏撰寫論文“費了一年多的時間”，不經意間正透露出他對楊氏平時的研究進程極為關注。

陳毓賢在《洪業傳》中說：“對特別可造就的學生，洪業則鼓勵他們學習外語，幫助他們出國深造。”而據楊明聰《懷念胞兄楊明照》回憶，楊明照在燕京就讀期間，曾被教務長司徒雷登招去，“原來學校對他出色的學習和研究能力非常贊賞，特別給他頒發了一把‘金鑰匙’，以資表彰。……后來司徒雷登準備讓四哥去美國深造，但是鑒于當時國難當頭，四哥又不愿意，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機會”。在做這些決定前，司徒雷登應該征詢過時任研究院文科主任的洪業的意見，甚或就是出于洪業的大力舉薦。盡管楊明照最終沒能赴美留學，但洪業在哈佛演講時仍然不忘逢人說項。

洪門弟子如劉子健、王鍾翰、翁獨健、周一良等都撰文表彰過洪業在培養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但提到的都是他在歷史系提攜培養起來的諸多名家，并無人言及他對歷史系以外的年輕學子也有過這樣的垂青和推許，作為當事人的楊明照或許也未必有所了解。《宋史》中稱贊歐陽修“獎掖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將這十六個字移來評價洪業，無疑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