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北大校園內的靜園草坪已經恢復了寧靜。去年5月，北京大學首次對外宣布正式啟動“北京大學燕京學堂”計劃。由于選址在核心公共區域靜園及何謂“中國學碩士”等問題，引發北大師生的反對和公眾的質疑。

去年8月以來，燕京學堂最初設立時掀起的軒然大波本已趨于平息，但依然有很多大家關心的問題沒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應，即便是當時討論最為激烈的靜園、學制等問題，校方給出的信息也是模糊其詞。為了了解這個大張旗鼓的“高端”碩士項目的真實面貌，澎湃新聞記者前往燕園一探究竟。

“靜園卒了！”8月21日晚上，一個以此為名的帖子出現在未名BBS上。再次將石子投向了平靜的水面。樓主提供了一張模糊的截圖，其中“六院”依稀可辨，而靜園草坪正待修葺。這個帖子擔心草坪將被拆除，在朋友圈內瘋轉。第二天，一位學生開始辟謠：只是修整草坪而已。風波隨之平息。

兩周后，開學前夕，一篇網絡熱文貼出了燕京學堂單人宿舍和本校部分博士生所住4人間的照片，對比強烈，文章重申了燕京學堂的學生可能拿到每月2000美元的獎學金，該數字是學校方面之前的承諾，待遇的強烈反差再次激起了廣泛的批評。

另一個令北大學生憤慨的事實是，在去年的校方見面會上，北大常務副校長、燕京學堂院長劉偉曾承諾燕京學堂開設的課程將對全校公開，各院系的學生都可以選課，然而直到第一輪選課結束，學生們也沒有在選課系統中見到燕京學堂任何一門課程的蹤影，校方也未對學生的質疑做出任何的回應。

神秘面紗下的燕京學堂

校方對學生的質疑尚不回應，對媒體的態度更是十分謹慎，并且要求學生也盡量避免與媒體接觸。澎湃新聞記者從12日開始連續三日前往位于燕南園66號的燕京學堂辦公室，希望向官方了解學堂的基本信息，都被工作人員以“馬上就要舉行開學典禮了非常忙”、“負責人不在行政人員無權做出回應”等理由拒絕。在被問及能否對負責人進行電話采訪時，工作人員稱采訪需首先經過正規途徑申請，記者按工作人員的要求發了申請采訪的電子郵件，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回復。

9月12日星期六下午，北京大學燕京學堂舉辦了低調的開學典禮，迎來首屆96位“燕京學者” 。典禮上，校長林建華、捐款人曹其鏞（香港永新集團副董事長、百賢教育基金會創辦人兼理事會主席）、國際關系學院袁明教授、加拿大大使趙樸（Guy Saint-Jacques）、中外學生代表和燕京學堂院長劉偉依次發表講話。典禮和交流環節結束后，在位于北大東門附近的博雅國際酒店舉行自助餐會。全部流程沒有邀請任何一家校外媒體參加。

澎湃新聞記者觀察到，校方放棄了之前在靜園草坪中動工開建的計劃，轉而改造了靜園南部的原第二體育館（“二體”），在其南側重建了大量地下空間。

宿舍的地址也不同于校方去年5月的設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燕京學堂項目參與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燕京學堂的宿舍確實如網上所說設在靜園西面不遠的勺園6號樓，但樓內還住著其他院系的留學生。此前，校方設想將環繞靜園四周的六個四合院設為宿舍，但引起了師生巨大的反對意見——這六個院落中，“四院”原是哲學系、“五院”原是中文系辦公用地，是北大人的溫馨記憶。

目前的六個院落中，靠近“二體”北門的“三院”將作為燕京學堂的辦公場所，教室則使用“四院”的小型教室和“二體”地下的兩個階梯教室，但二體仍由學校管理而非學堂所有。

由于去年的風波，校方的計劃一直在變，唯一不變的是時間進度。今年5月5日，“燕京學堂”計劃宣布一周年之際，學校低調完成了首屆招生。

記者又來到二體地下的階梯教室，燕京學堂的學生已經開始上課，有趣的是，每個人的桌子上都擺放著印有學生姓名的名牌，記者只好放棄旁聽的計劃。

學生上課時在課桌上擺放自己的名牌，在北大并非燕京學堂首創。早在2013年，光華管理學院就開始實行“名牌”制度，學院規定學生在上課時必須帶名牌，持有名牌卡的本院學生在教室前部就坐，其他院系的選修學生和旁聽生在教室后排就坐。這個制度當時就遭到了北大學生的強烈反對，批評光華是“國中之國”，但這一制度目前仍在實行。

燕京學堂學生的初體驗

據了解，燕京學堂的首屆96位學生來自全球34個國家，其中包括24個中國學生和72個外國學生。之前的報道中的總人數是99個，但錄取的75名外國學生中有3人因為個人原因推遲或放棄了這個項目。

這些學生都是激烈競爭后才得到了學堂的“門票”：中國學生首先要在所屬院系獲得保研資格然后再經過一輪篩選，而外國學生的錄取率不到25％。

外國學生中，完全沒有中文基礎、有一定中文能力和中文程度相當好的人數各占三分之一，但無論程度如何，項目規定外國學生都必須修滿4個學分的中文課，中國學生則必須修第二外語。

至于研究興趣，對國際關系和經濟管理領域感興趣的各占30%左右，余下40%偏向人文社科等領域。現在，學堂邀請了10位學術指導老師，主要負責幫助學生了解北大的學術資源。一個學術導師差不多要帶10個學生，一些學生的研究興趣可能跟導師并不十分吻合，但導師會介紹校內外相關領域的學者給他們。從第二學期開始還會有碩士論文指導老師。

因為中西方教育模式的不同，外國學生有著更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和人生經歷，對中國抱有好奇心，而中國學生則比較焦慮，更加看重項目的實用性。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國學生表示，選擇這個項目確實有壓力，但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覺得確實對自己的專業有所幫助，另一方面在這個項目中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交流可能會比出國留學更加深入。

至于受到普遍關注的待遇問題，相關人員均稱網上長期流傳的每月2000美元的傳言不實，實際上要低得多，但不方便透露具體數目。不過，在微信公眾號“北窗”14日刊發的《燕京學堂：爭議從未平息》一文中，作者Steed提供了一張“燕京學者”錄取通知書中獎學金說明文件的照片，具體內容包括免除學費、一次從家鄉到北京的往返機票、12個月每月350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12個月的校內住宿（單人間）以及800元醫療保險。

據了解，扣除學費后，北大2015級普通博士生一等獎學金月均為2800元，往屆博士生最高獎學金為2000元。碩士研究生的獎學金各院系略有不同，基本情況是一等獎學金月均為1000元，二等獎學金為700元。

澎湃新聞記者采訪了燕京學堂的幾位中外學生。

一位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女學生告訴記者，她本科時的專業是英國歷史，學習過中國歷史和中醫，因此對中國產生興趣，來燕京學堂想要學習的方向是歷史與考古。她此前沒有學習過中文。

另一位來自英國的學生說，他覺得目前為止一切都進行地十分順利，對燕京學堂的教員們印象很好，北大的校園十分便利，北大的學生也很友好，非常喜歡中國的食物。

曾在意大利和英國學習的Nick已經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了半年漢語。在燕京學堂項目中，他選擇的專業方向是文學與文化，畢業之后，他還想繼續申請博士。他還提到外國學生們對關于燕京學堂的爭論也有所了解，大多數人認為應該通過基于真實的信息進行更好的溝通來解決問題，很多不實的傳言導致了雙方的誤解。他認為，燕京學堂想要扮演的角色是融入整個北大而非孤立在外，他自己就想要選一些其他院系的課程，學堂方面表示正在嘗試幫他們在其他院系選課，但是并不能保證一定能選上，因為首先需要其他院系“接受”他們的申請。

一位中國學生表示，他明顯地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沖擊，“ 外國學生的年齡不一定比你大，但人生經歷豐富很多，生活方式和觀念上的沖擊都很大。”在中國學生和外國學生的交流方面，他認為中國學生可以更放得開一些。“外國學生都很熱情，開學前的幾次活動基本都是外國學生籌備的，外國學生組織的一些活動邀請了中國學生，中國學生中也有人積極參加，但參加的人數并不多。”當然，外國學生熱衷的派對、酒吧等活動中國學生也確實不一定感興趣。

爭議平息并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

事實上，從去年7月底官方發文表示靜園六院不作為學生宿舍開始，到今年8月底以前，校內對燕京學堂事件的討論熱情基本消退了。

某位曾經參加過去年7月9日那次著名的座談會的學生告訴記者，最近有人問她：“你之前不是反對這個還去鬧過嗎？怎么最近不去鬧了呢？”

聽到這句話，她說，心寒。“同樣都是學生，為什么你們所有的情緒都是我們來幫你來抒發？”至于后來為什么不再去抗議，她說，一是學校不再組織座談會，二是她發現反抗并不能改變什么。

事實上，像她一樣真正站起來向校方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從來不超過20個。校方承諾不動靜園，六院不作為學生宿舍使用后，風波漸漸平息，靜園小組不再活動。至于這個項目學理上的討論，似乎并沒有人再去關心。

北大學生的態度大部分是：內心抵觸，外表平靜。頂多在未名BBS上，在朋友圈里罵罵，以實際行動抵制學堂項目的，少之又少。開學前后，未名BBS上出現了一些號召各個社團在招募新社員時抵制燕京學堂學生的帖子，一個社團負責人收到燕京學堂外國學生的報名郵件后在社團的微信群里同大家商量， 最后這位負責人仍給這名留學生發了一張報名表，并表示很高興她對自己社團感興趣。“當然，如果大家都愿意抵制這些留學生，我也會加入抵制的行列。”他說，“但是顯然沒有人會真的去抵制。”

盡管反對的聲音趨于平息，但很多根本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

官方對很多事情的說法都模棱兩可。靜園不再作為燕京大學的學生宿舍，部分建筑用作辦公和教學對大多數師生來說是可以接受的結果，但是具體的安排至今都沒有公開宣布。

學制方面，根據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的說明，教育部去年9月20日曾指示燕京學堂“對中、外學生, 必須同等對待,一律不得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最低年限兩年 ”。目前看來，燕京學堂項目的學制雖然從原先的一年延伸到了兩年，但第一年完成所有課程，第二年參加實踐活動、獨立研究或交流交換并完成學位論文的安排并不是很有說服力。而且, 燕京學堂中，外國學生的住宿和獎學金按12個月提供，也就是說第二年就不再需要留在北大，而中國學生則必須在學校留滿兩年，獎學金按24個月發放每月的數額，為外國學生的一半，似乎對中外學生也沒有完全“同等對待”。

關于研究方向，北大研究生院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專業目錄中燕京學堂中國學下屬4個專業：“哲學與宗教”、“經濟與管理”、“法律與制度”和“公共政策”；此前學堂公布的6個方向中的“文學與文化”、“歷史與考古”已經見不到，但是燕京學堂官網上的英文課程大綱中仍舊列出了6個方向，并且上文已經提到，記者采訪到的燕京學堂的外國學生也有表示將要學習的專業是“歷史與考古”和“文學與文化”。

而燕京學堂方面向全校開放課程的承諾也未能兌現。熟悉學堂項目的教員稱，核心必修課因為課堂容量光是滿足學堂自己的學生就已經十分吃緊，而且學堂注重小班教學，以研究型課程為主，可能確實難以對全校開放，但選修課應該是會開放的，只是課堂人數仍由授課教員決定，這一點和北大其他院系的課程安排并無不同。目前本學期的第一輪選課已經結束，本周和下周是補選階段，燕京學堂的選修課程是否會在補選階段放出，很快就會有結果。

上文提到參加過座談會的學生說，“我是怕以后越來越多這種趨向，各個院系都往這種國際方向發展。世界一流大學肯定是國際化的，反過來不一定成立。”她還一直對前校長的態度耿耿于懷，“他當時回應說，你們不要鬧了，以后會越來越多這種項目，習慣得了。”

一名北大在讀博士生說，特權問題是燕京學堂最根本的問題之一。燕京學堂的高調姿態讓人們擔憂精英化是否會成為中國大學變革的趨勢。“中國一流大學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讓那些出身寒微、家境貧困的學生也能夠有機會憑借自己的努力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燕京學堂這樣的項目與教育公平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當燕京學堂討論中國學的時候，他們在討論什么

中國學的學科合法性也是燕京學堂受到詬病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大英語系教授、系主任高峰楓在去年5月發表的第一篇質疑燕京學堂項目的文章“誰的‘燕京學堂’”一文中，一項關鍵的追問就是這個項目到底是“高端學術研究”版還是“領袖訓練營”版。盡管主辦方至今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種種證據顯示，燕京學堂的中國學項目明顯偏向社會科學，走的是實用路線。

燕京學堂院長劉偉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國學在關注中國的歷史文化的同時，更關注當代中國與未來世界”。事實上，去年7月燕京學堂辦公室主任姜國華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就已明確表示，燕京學堂培養的是理解中國的，但以后會從事各行各業的人才，“比如去世界銀行或者世界衛生組織，去美國聯儲，去各種非營利組織，去世界各個地區的政府部門，甚至去企業如GE、投行。”

今年5月開始，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的公眾號陸續推送了4篇題為“當我們談論中國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的系列文章，其中對于中國學的定義是“在多學科的交叉和融合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社會和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問題的一門學科”。這個專題共四篇文章，上一篇，下三篇，為“法學篇”、“經濟篇”、“管理篇”，分別由燕京學堂核心必修課“變革中的中國”的三位主講人講述自己對于中國學的理解。

“中國學”這個二級學科的合法性曾經引起過激烈的爭論。著名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教授謝宇是燕京學堂《當代中國社會》主講人之一，日前他在燕京學堂的講座談到對跨學科的理解時稱，“中國大學的學科分類是比較死板的，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嚴格區分在世界范圍來看是少見的。學科分割是人為的，但學術研究是互通的，不同學科都在關注現實發生的問題，它們之間需要很好的溝通。”他還通過自己的經歷來說明跨學科的可行性，他說自己本科學習工學，碩士學習歷史，博士轉到社會學，現在同時是社會學教授、也是中國研究教授、統計學教授、公共政策教授、人口研究教授、社會調查教授。

燕京學堂項目的參與者稱，這個項目的目標是“在中國學這個框架下培養起學生對中國某一方面的興趣，確定一個研究課題來完成碩士論文，論文希望是跨學科的”，指出錄取篩選時更看重候選人多樣化的學術訓練背景和研究方向的開放性，而不是單純某一方面的知識積累，并舉例說明有一名外國學生在本科期間曾在世界各地做過醫療方面的調研，加入燕京學堂項目后，想要研究中國當前的醫患關系問題，還有一名學生的本科畢業論文是關于歐美軍事法的研究，曾采訪了上千名英美加拿大軍事人員，希望在此基礎上研究中國軍事法的發展。

燕京學堂的學生也明確表示這個項目是“問題導向式的，不是學術導向，研究問題能夠在短時間內產生效果、影響”。

這樣看來，燕京學堂項目早期宣傳中著意突出的文史哲方面的優勢很可能是一種過度宣傳。學堂方面的考慮可能是為了吸引優秀的生源，但是這種名實不符的宣傳顯然是不恰當的。高峰楓對澎湃新聞記者說，“就像前一陣子侯孝賢的電影《聶隱娘》一樣，觀眾中有罵的，也有說好的。但批評的一方有一個說法能夠站住腳，就是說如果你拍的是一個文藝片，那宣傳的時候就不應該說真實地還原歷史。你給觀眾巨大的期待是一個武俠片、動作片、歷史片，結果拍了一個很悶的文藝片。這就是宣傳的問題。”

另一種解釋是，要向完全沒有知識背景的人講授傳統人文學科的課程，難度要比社會科學大得多，因此也可能是學堂在課程建設的過程中遇到了實際困難而不得不做出調整。

官方為何始終不愿發聲？

燕京學堂主辦方經歷了去年的爭議吸取了教訓，不愿讓風波超出學校可以控制的范圍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為什么很多基本的事實在校內也不公布呢？對于每月2000美元的傳言、對于靜園六院全部劃歸燕京學堂的猜測，如果校方將事實公之于眾，對于改善學堂在全校師生中的形象顯然是有利的。在這種情形下，校方依然一次次地選擇沉默到底，實在令人費解。

中國的高校的行政化本身就決定了民主的基因和機制的缺乏，頂層的設計、項目肇始真正的原因、資金的來源等根本性的信息無法公之于眾。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今年3月發布的高校教育信息透明度指數報告中，北大排名第62，清華大學位列26名。

報告發布后，新聞系學生對此進行了調查。調查中，法學院的王錫鋅教授分析信息公開現狀時指出，信息公開與去行政化之間是有一定聯系的。他認為行政化的根本原因是外部對學校的限制，比如校長的產生，各種資源的獲取、考評都是走的行政化的程序。“這種行政化內部控制自上而下，有一種抵抗信息公開的傾向。現在高校比行政機關更行政化，其原因在于內部學生的推動力和外部的監督力不夠。”這樣看來，校方在燕京學堂項目上的回避態度并不是特例，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結構的自然結果，短期內也很難看到變化。

相比于官方的冷漠態度，在燕京學堂事件中，北大師生、校友的熱情參與是令人感動的，靜園小組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收集了3000份關于燕京學堂問題的意見，啤酒學報整理的《燕京學堂文獻匯編》超過2000頁。高峰楓說，師生出于對學校的關心，大聲疾呼，表達了很多看法。但學校始終沒有做出一個真誠的、公開的回應，“這種心態非常不利。如果將可以澄清的信息公開，把不實的傳聞破除掉，大家的敵意也許就會稍微削弱一點。否則，如果學生中抵觸情緒繼續存在的話，可能就達不到培養對中國的友好人士這樣的預期，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事實上，盡管大多數的北大學生并沒有旗幟鮮明地抵制燕京學堂的學生，但只要內心的反對態度存在，就很容易產生隔閡。

另一方面，在燕京學堂風波的過程中，當反對的輿論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官方也確實有所退讓，既可以看作是人文精神的力量體現，也昭示著制度的不完善。

《南方都市報》去年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學堂改變選址的結果更多的是基于行政權的自覺和讓渡，并非高校去行政化和民主決策的制度性成果，因而具有多種不確定性。” 高峰楓認為，“校方沒有積極地去修復燕京學堂一開始所引起的不滿情緒，很多安排似乎都是權宜之計。比如有老師質疑一年制，于是培養計劃就改成兩年制，第一年完成課程，第二年做所謂的社會實踐。感覺總是在做修補工作。”

如果校方在各種事情上都采用這種逼不得已才做出反應的消極態度，哪怕師生的反對最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師生們仍然會覺得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民主的勝利也就變得不那么純粹，這對于雙方都遠非最好的結果。

【2015年9月18日更新】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于9月18日公布了2015年秋季開設的10門課程，稱學堂選課人數及上課地點、教室容量剛剛確定，10門課程均為英文授課。校內其他院系的學生可發郵件到燕京學堂辦公室申請選課。

具體課程信息見原文鏈接：http://tinyurl.com/ot6jx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