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親陳洪福在1977年系因現行反革命被逮捕，羈押在四川夾江縣看守所。羈押期間，由于你父親精神壓力大，心理生理承受不了，于1977年8月1日7時30分左右，坐在監舍內的木制痰盂盒的木柄上，木柄從肛門插入約十幾公分。”

“當日7時40分，被監舍其他犯人發現后，我局立即通知夾江縣人民醫院醫生到場進行搶救，并于8時送縣人民醫院搶救治療。因搶救治療無效，你父親陳洪福于1977年8月6日下午3時50分在縣人民醫院死亡。”

2008年，陳曉文第一次從四川樂山市夾江縣公安局比較詳細地得知父親陳洪福的死因。這距離父親死亡31年了。

2015年，陳曉文還在奔波的路上，為了一張正式的、徹底的“平反通知書”——通知書抬頭要寫上陳洪福或陳曉文的名字。這距離父親死亡已經38年了。

父親被“反革命”，沒能見到最后一面

陳洪福，1937年12月出生，四川樂山市夾江縣木城鎮人。

1952年，15歲的陳洪福在夾江縣公安局擔任民警。1958年2月，21歲的他被開除公職。

夾江縣公安局材料顯示，經查，反右派中，1958年對陳洪福“工作一貫消極，不負責任，謾罵群眾”、“挑撥黨群關系”等問題進行批判，并經樂山專員公署批準，開除公職。后以“壞分子”對其監督改造。

像多數人的遭遇一樣，這種在失序年代扣上的帽子，并不太能當真。在一些人的回憶中，陳洪福是個“性格開朗”、“說話直爽”、“脾氣犟”、“愛打抱不平”的人。

70歲的龐玉珍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上世紀50年代她的父親是縣公安局局長，陳洪福當過父親的警衛員。陳洪福說話不喜歡拐彎抹角，而是理直氣壯，他說話“比較激進”，總是給領導提意見，“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是個“不好管”的人。

81歲的王亮明曾是陳洪福的同事和朋友。他說，陳洪福好交朋友，樂于助人，挺開朗、挺實在的，脾氣比較犟。

成了“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是當時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五類人的合稱），陳洪福的日子不好過。1958年10月，他被安排在木城鎮搬運社工作。每天，他穿著草鞋和破舊中山裝，趕牛車。

家人也連帶著遭殃。陳洪福妻子蓋德蓉原本在派出所工作，后來被下放到農村種田。

1959年1月，女兒陳曉文出生。年輕的夫婦為了孩子和家庭，不停申訴。幾年之后，情況略有好轉，陳洪福從苦力轉為搬運社管賬，患有心臟病的蓋德蓉轉到鎮里休息。

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間40多平方米的公房里，一面木頭墻壁，三面泥糊竹片，漏風，老鼠穿行。

1966年，“文革”來了。父親陳洪福被大卡車拉到夾江縣各個鄉鎮游街批斗，光頭，反綁著手，胸前掛著牌子。母親被趕上桌子批斗，人們喊著口號，年幼的陳曉文趴在桌子上，聽著聽著就睡著了。母親被批斗完了，再背著陳曉文回家。

前述王亮明對澎湃新聞說，60年代末，陳洪福為了“把自己的冤案翻過來”，一度成了造反派小頭頭，手下有幾十人，但最后不了了之。

陳曉文回憶說，父親陳洪福被抓過3次，前兩次在“文革”期間，第三次是1977年。這讓家庭備受煎熬，“連三歲小孩都指著我說，反革命，反革命”。

夾江縣公安局材料顯示，文化大革命中，以陳洪福“進行翻案活動，捆綁、毒打共產黨員、國家干部和群眾”，“哄鬧區、鎮機關”等罪行，于1977年1月將其逮捕。

陳曉文對澎湃新聞說，父親可能和人有過爭執，但沒有捆綁、毒打人。

陳曉文說，那天她正在參加學校組織的拉練、野營，半路聽到同學說“你父親出事了”， 她就偷偷跑回家，看到母親躺在床上，兩人相顧無言，“經歷過這么多次運動，都知道可能真被抓了，感覺不妙，同時也有點麻木了”。

18歲的陳曉文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了，而父親被抓，母親生病，家里沒了經濟來源。陳曉文就對母親說，要不我不上學了。母親說，先不要著急，再看一看。

接下來的半年，靠著親朋好友8元、10元資助，靠著東家2斤米西家一把面條，陳曉文念完了高中。

1977年8月1日，夾江縣城傳言陳洪福自殺或他殺，在醫院搶救。

陳曉文跑到夾江縣人民醫院，透過病房玻璃窗口，一層層一間間尋找父親。終于從窗外看到父親，纏著白紗布，打著吊針，心急的陳曉文并未看清父親表情，推門而入，叫了一聲“爸爸”。父親應了一聲。幾個看守見狀，馬上把陳曉文推出門外。

她找到夾江縣公安局領導，請求說，“我父親快要死了，你讓我去見見吧。”

陳曉文對澎湃新聞說，公安局領導沒有答應，“他人不壞，可能有顧慮，不敢開這個口子吧，我爸當時是縣里有名的幾個‘反革命’之一”。

8月6日，夾江縣城再度風傳陳洪福死了。陳曉文母女倆沒能見到他最后一面。

母親孤身上訪，為了獨生女兒

生活還要繼續。陳曉文去夾江縣城工地打工，挖沙子、敲石頭，裝車、卸車。

干了3年后，政府部門給她安排工作。她“在家鄉傷透了心，不愿留在家鄉，要越遠越好”，于是，從四川夾江來到遙遠的江蘇揚州一家國企上班，從此定居揚州。

而母親蓋德蓉開始漫長的上訪，孤身一人去夾江縣城，去樂山市，去四川省會成都，去北京。

陳曉文拿出母親當年的一堆汽車票、火車票，北京市長途汽車路線圖，一沓郵件回執和申訴信件，還有地方和中央部門的各種答復。

1984年公安部處理來訪信箋寫著，“四川省公安廳：蓋德蓉等1人于5月24日來訪，反映其夫陳洪福為公安人員，一九七七年死在獄中，要求給文字結論，現介紹你處，請接洽處理”。

蓋德蓉仔細地搜尋國家的相關政策，她在一本比巴掌大點的墨綠色封面的筆記本上，一個字一個字地用鋼筆抄寫各種文件，字跡深藍。比如198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徹底平反糾正冤假錯案進一步做好落實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見。

她保存了一張1979年4月22日的《四川日報》。頭版發了一篇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當前落實政策需要注意的三個問題》。

蓋德蓉在一些段落上標記了點、線。“那些多年含冤不白的同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承受著多么大的折磨！如果有錯不糾，是非就不清，好壞就不分，功過就不明”……

為何上訪？

她在一封信中說，“從來沒想過國家的錢和財”，“因為陳洪福有子女，非要結論不可”。

持續數年的申訴后，夾江縣公安局1985年4月出具《關于陳洪福問題的復查結論》，陳洪福“在監內自殺”，“根據中央有關規定，1958年對陳洪福開除處分和以壞分子對其監督改造的處理是錯誤的，1977年對其逮捕也是錯誤的”，“撤銷原處理”，“恢復政治名譽”。

但是，丈夫是如何自殺死亡的，證據在哪里？丈夫案子的定性，為何沒有更明確的說法？這些問題，困擾了蓋德蓉的后半生，讓她繼續上訪。

寧可不要20萬元，也要“平反通知書”

2003年，蓋德蓉去世。臨走前對獨生女兒陳曉文說，“我是不行了，等你有時間，一定要給父親翻案。”

2007年，48歲的陳曉文不顧丈夫和女兒的勸告，也開始獨自一人上訪。先是寄信，后是走到各個部門，像母親蓋德蓉一樣，去夾江縣城，去樂山市，去四川省會成都，去北京。

2008年11月，陳曉文收到夾江縣公安局《關于第27號信訪事項的答復意見》。

根據公安局答復，陳洪福在1977年系因現行反革命被逮捕。羈押期間，陳洪福坐在監舍內的木制痰盂盒的木柄上自殺，因搶救治療無效死亡。陳洪福病歷、骨灰、遺物等，因年代久遠、當事人記憶不清、殯儀館有相關規定等原因，已經無法查詢。

關于陳洪福政治上平反問題，公安局稱，在夾江縣委組織部[1984]115號文件上，已予明確“撤銷原處理，恢復政治名譽”。陳洪福遺屬蓋德蓉困難補助費、撫恤費計13040元，應予發放。

陳曉文對澎湃新聞說，同年12月她第一次從官方看到115號文件——《關于給予陳洪福遺屬撫恤和生活困難補助的通知》，這距離父親死亡已經31年了。

然而，這份115號文件，還是無法令她滿意。

她說，文件抬頭是給縣公安局的，抄送的是財政局、民政局、信訪辦，致函對象并不是陳洪福或者陳曉文。即使出現“撤銷原處理，恢復政治名譽”字眼，那么撤銷的是什么處理，恢復的是什么名譽，并不夠明確。

陳曉文認為，這并不是平反通知書，而是補助通知書。她要一份正式的、徹底的“平反通知書”——通知書抬頭要寫上陳洪福或陳曉文的名字。

為此，她還搜尋了當年幾份其他人的平反通知書，給夾江縣公安局“參考”。

一方認為已經出具平反通知書，另一方認為這不是平反通知書，雙方糾葛于一些字眼，雖曾一度出現轉機，但事情最終一拖7年。

陳曉文要求查詢當年的相關檔案，未果。她轉而起訴夾江縣政府、樂山市政府，敗訴。

為何有關部門不給“平反通知書”？

夾江政法委和公安局人士對澎湃新聞說，此事涉及公安部門、組織部門等多個部門，年代又久遠，一兩句話說不清楚。

陳曉文說，要么給我平反通知書，讓我查檔案；要么多給我一點錢，一百萬元。“2008年的時候說給我10萬，去年說可以給20萬，今年說還可以再談，一百萬太多給不了”。

兩者選一，陳曉文更愿意選擇平反通知書。“給我一百萬，我心里還是有疙瘩。”陳曉文說。

陳曉文記得，母親蓋德蓉臨終前不知為何，燒掉了絕大部分照片，僅留了一張父親陳洪福的殘照。這張長寬約6厘米的正方形照片，是父親在一次被抓了放出來時，看到有人燒毀資料，遂上前搶出了自己的照片。照片的一角被燒了，其他邊角熏得黃了。

時光遠去，照片泛白、泛黃，父親面目模糊。陳曉文找人修復，并作翻印，隨身攜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