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美國的“黑命攸關”（BLM）全國性協調組織就目前燃燒的古巴抗議局勢發表了一項聲明，譴責美國幾十年的干預傷害了古巴人民，包括古巴有色人種的自決。這則聲明立即引發了輿論反彈，大量中間派、保守派和另類右翼媒體將之解讀為“黑人運動與古巴政府合謀”，大量網民留言要求帳號管理者將“不實聲明”刪除。而進步派這頭，則是一片尷尬的沉默。

BLM在instagram上發布的聲援古巴聲明第1頁（共3頁）。

這已經不是黑命攸關第一次因為對國際事務表態受到抨擊。今年更早些時候，BLM還因為聲援巴勒斯坦而被再次頻繁打上“反猶”的標簽。但BLM對BDS運動（BDS，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倡議對以色列進行抵制、撤資和經濟制裁，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的支持由來已久，“反猶”的論述也早就固化成保守派用來污名女權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的慣用策略，其有效性在過去幾年已經大打折扣。相較之下，古巴問題涉及威權、種族、移民等多個矛盾面向，是個左翼更難抉擇和發聲的場域，也就更容易被右翼劫持成為反運動的武器。

今年5月，BLM在twitter上發布的支持巴勒斯坦聲明

與其他左翼組織更復雜的聲明相比，BLM的表態確有簡單站隊問題，也正如一些進步派評論所言，這很容易成為美國中心的文字游戲，本質上與工具化他國的美國當局并無不同。但借由古巴問題對BLM合法性的攻擊，遠非就事論事，更別說引發就國際團結進行的建設性反思。這折射出自去年以來，右翼在種族平權問題上嫻熟的翻盤策略，以及這場史無前例的抵抗運動在當下所遭遇的媒體關注消散、同盟者倒戈、運動勢能流失等問題。盡管針對黑人的暴力并未消除，制度性的成果遠未達成，大規模社會運動出現的可能性卻在持續走低，國際連結浮于紙面。

輿論倒退與脆弱的跨種族同盟

輿論支持度的倒退已是BLM推動過程中的最大阻力。根據538網站的調查統計，從去年到今年三月，全體美國人對BLM的支持從六成縮水到了一半，同期對當地警察和執法機構的信任度則躍升了13個百分點到近七成，這導致對警察的信任要高出對BLM運動的信任兩成。事實上，這一輿論上的“死亡交叉”趨勢，即民眾相對抗議方更信任警方，早在去年盛夏就出現了。只不過沉浸在運動“成果”中的人們，忽略了公共輿論上的微妙遞歸。

在一些更長遠的政策問題，比如警察系統改革上，民眾的支持度也在消退。去年夏天的抗議把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的口號推到了輿論焦點，但無論何時，支持警費轉移到其他社會機構的人口數量一直都沒有超過一半，哪怕黑人社區對此也態度曖昧。目前，全國范圍內削減警費的支持率僅為18%，哪怕黑人的支持率也只不過28%。紐約市長選舉的過程，進一步證明了警察系統改革的遲緩和公眾壓力的消失。面對謀殺、槍殺、偷車和仇恨犯罪率的大幅上升，選民開始向往社區安全而非平等，絕大部分候選人也都努力和削減警費的倡議保持著距離，市政廳外左翼的占領運動依舊，但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由于黑人群體對BLM的支持一直都在接近九成的超高水平，人口總體的支持趨勢也讓人低估了其他族裔支持率的縮水。一年來，拉丁裔和亞裔對黑人問題的看法并未發生大的進步。特別對亞裔來說，不斷發生的仇恨犯罪讓他們和非裔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對白人而言，其對運動的支持度則完全倒退到了去年弗洛伊德被殺害之前，仿佛這一年多的暴力與抵抗從未發生過一樣。

2020年，BLM在全球各個城市迅速蔓延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于普通人之間跨種族支持同盟的涌現。去年夏天，美國總人口的6%都參與了至少一次支持種族平權的線下集會或抗議。由于殺害弗洛伊德影像的沖擊導致白人種族愧疚感的蔓延，抗議者中的六分之一還是共和黨。不同的調查均表明，白人在當時的參與者中占據了一半，拉丁裔和亞裔的參與度也比其自身在美國的人口占比要高。弗洛伊德之死也為各個族裔打開了反思自身特權和在種族資本主義中特殊地位的窗口。一時間，各種線上討論和跨種族支持活動紛至沓來。社會學學者Dana Fisher帶領的調研團隊一度樂觀地表示，相比2014年的BLM、2016年后的女權和反槍支暴力游行，2020年的BLM是她們見過的種族最多元的運動。然而現在看來，這種動員在激活已有運動社群的同時，在普通公眾身上卻未能帶來長久的實際效果。與去年普通人主導的抗議場面相比，今年還在持續的運動基本都是核心組織在支撐。

這給社會運動分析帶來了新的謎團和困境。既往的學術研究在社會運動的輿論影響上并未達成普遍共識，一些做出顯著公共輿論效果的研究數據往往跨度幾十年，并不能排除是人們代際更替的自然變化；一些研究只發現了抗議對個體態度的間接影響，比如改變普通人的政治效能，而非對問題的直接立場；另外一些則發現同樣的抗議，對不同人群和在不同接觸媒介下的影響是相反的，比如親身經歷抗議和閱讀媒體抗議新聞的影響相反。BLM的經歷則象征著一種新的機制：街頭抗議在短期似乎帶來了顯著的正面效果，但其效果過了僅僅一個季度就大打折扣。

2021年5月25日，美國紐約，當地舉行示威游行，紀念弗洛伊德逝世一周年。

從反封鎖到反“批判種族理論”（CRT）運動

BLM動力的受阻，也為保守派提供了機遇。20世紀以來歐美社會運動的發展不斷表明，左翼在明面上的社會運動，常常成為右翼學習的契機和私下動員的關鍵節點，右翼運動，特別是1970年代以降的新右翼的核心也常常聚焦在其

比如1920年代以來，保守派女性一直都借鑒禁酒和女權運動的經驗來推行支持種族隔離的社會政策；1970年代美國富人針對房產稅的抗議，借鑒了左翼福利運動要求政府出面保護社會大眾利益的話語；英美激進右翼則學習了左翼的藝術抵抗，比如音樂表演、制作獨立刊物等。偶爾，進步一方也會反過來借鑒保守派的話語來為自己求得更多的生存空間，比如1980年代后美國男同性戀運動中，有部分組織吸收保守主義話術，以性少數家庭為國家節省福利開支為由推動議題。然而，這樣的策略不僅讓男同成為性少數群體中的既得利益者，還使得運動被保守派議程所吸收。

在更晚近的運動中，另類右翼會采用激進左翼的方式進行快閃類行動，右翼學生社團借鑒左翼學生組織的行為藝術；反移民運動改編女權關于身體自主性的話語抗議無證移民；反跨運動則會學習進步派沖擊計劃生育診所的行動，來沖擊支持跨性別群體的小商鋪。疫情以來的各類社會運動，保守派似乎都慢了半拍，但正是這個微妙的時間差，讓保守派的運動得以暗中窺伺蓄力，培育出顛覆議題的生命力。

BLM的街頭運動暫告一個段落后，保守派開始以各種方式瓦解和扭轉已有的運動勢能。其最成功的議題操作莫過于在去年7月通過福克斯打響抵制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的議程，短短大半年就讓CRT成為了新文化戰爭的鰲頭（見澎湃思想周報的總結）。盡管政治格局看似是民主黨的陣地，今年來共和黨在田納西、愛達荷、亞利桑那等近30州推動了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和討論CRT的法案。CRT的概念由Kimberlé Crenshaw提出，是1970年代法學領域用于解釋后種族主義社會白人至上主義持續存在的理論，后來逐步被其他學科所借鑒。在保守派立法者心目中，他們打擊的并非一個特定的學校課程，而是教育領域任何試圖揭露種族主義現象的努力，這些實踐被解讀為制造社會的種族對立。

除了立法斗爭，反CRT運動的焦點在地方學區的代表會議上，這些會議一般每月舉行一次，是普通家長提出關于學區教育訴求的重要渠道。在保守派智庫和律師的支持下，反對CRT的家長經常與學區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出現嚴重爭執，不少會議陷入混戰。更多的訴訟被發起，試圖驅逐已有的支持平權的成員。抗議者還試圖不斷向當地公共部門索要教育記錄，試圖癱瘓行政體系。另外，一線抗議往往在城郊的學區展開，這里保守派勢力更強，參與過BLM抗議的人口比率也低，進步派經驗不足，容易營造反對者一手遮天的假象。

查閱各類媒體資料不難發現，很多保守派女性站在了反CRT運動的前線，圍堵學區會議的學生家長中，白人女性占到了絕對多數。核心組織之一“拒絕左轉”（No Left Turn） 的創始人Elana Yaron Fishbein已經成為新的運動偶像人物。畢業于賓大社會工作系的Fishbein，聲稱自己孩子所在的賓州Lower Merion學區因為BLM抗議而惡意夾塞多元性教學，她因此憤而發起了運動。這對應了保守派運動史中，白人女性往往通過強化自己家庭教育者的刻板印象，構建起自身在學校場合發言的合法性。男性為主導的立法過程背后，是白人女性在協調具體行動的執行。史蒂芬·班農視這些被稱作城郊媽媽（suburban moms）的參與者為保守派草根布局，重返國會的關鍵。由于社會運動對女性身體與地位的規訓，她們的參與不被認為是具備暴力威脅的，因而也獲得了更高的道德合法性。

為了夸大實際的輿論支持，反CRT運動延續了保守派歷史悠久的人造草皮策略，通過建制輸血來制造民間運動的假象。近來，美國全國涌現出一百多個組織聲稱要抵制公立學校的種族和性別平權教育，絕大部分并非草根家長創辦。它們往往互相引用、導流，然后由福克斯網來進行傳媒放大，像極了911后反穆斯林網絡被發現背后是維護企業與保守派利益的著名游說公司Berman and Company。此公司負責人Richard Berman名下創辦有各種偽裝的社會運動組織，多年來專注于打擊勞工、環保、動保等多方面的運動，被運動家們稱之為人造草皮行業的漫威反派金并（Kingpin）。這也從側面證明保守派行動網絡的高變異性，同樣的組織會在不同時期投資不同的保守派議題。反CRT運動的資方之一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同時是近些年來的反跨先鋒組織，另一個資方FreedomWorks則介入過反氣候變化和奧巴馬醫保議題。

疫情以來的保守派運作方式也存在高度延續性。為了擴大反CRT項目的影響力，Berman and Company偽造了家長的推特帳號，并租用涂刷過的車輛在紐約的各種預備學校前經過，福克斯則將之拼湊成報道，聲稱“一群受夠了的家長”決定行動起來。建立新組織、租車巡游加偽造社交帳號的做法和去年的反居家隔離抗議如出一轍。

2020年6月10日，巴勒斯坦，一面墻上畫著被“跪殺”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的畫像，并配有標語“我不能呼吸，我想要的是正義而不是氧氣”。

機遇窗口與運動聯盟的未來

目前數據最完善的Mapping police violence團隊和華盛頓郵報的統計均顯示，與2020年相比，2021年警察針對普通人的暴力，以及專門針對黑人暴力的趨勢都沒有任何改善。為何相似的困境帶來不了相似的抵抗？

在政治學者Geneva Cole看來，除了保守派的反擊，公眾壓力的退潮，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弗洛伊德事件人證齊全，天時地利，動員結構很難被復制。今年夏天，全國性媒體對黑命攸關的追蹤已經趨向為零，即使有報道，也往往采用間接甚至負面的論述。除了對BLM古巴表態的聲討，在七月，媒體提及BLM最多次的事件，居然是極端右翼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負責人因為焚燒BLM標語被控有罪，這些報道與BLM的核心訴求并無太大關系，反而助長看客的獵奇心理。

去年疫情肆虐期間的居家工作，讓更多人有閑暇深度跟蹤新聞、線上溝通和出門抗議。吊詭的是，正因為美國多地解封重開，對日常生活的回歸讓出門旅行和再就業等短期需求蓋過了抗議的訴求。盡管在社運數據庫中，今年上半年的抗議次數比起去年同期并沒有顯著下降，種族和警權為主題的抗議比率依然很高，兩個時期抗議的規模卻大相徑庭。今年五月爆發了全美對巴勒斯坦的聲援集會，得益于20世紀黑權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與巴勒斯坦的國際團結歷史，許多BLM運動家也全情投入。但盡管如此，全部社運參與人數只有去年五月單純與弗洛伊德相關的抗議人數的四成。

留給種族平權運動家們更重要的主題，還有對運動同盟更審慎和長遠的考量。普通人的同情容易瞬間爆發，又轉瞬即逝。特別對白人男性為典型的優勢群體來說，以“反思特權”主導的運動傳播方式往往劃入表演性的自我感動。研究也表明，自認為是邊緣群體同盟的運動參與者，多數認為自身是獨特的具有反思性的例外，將與弱勢群體的朋友關系腦補為一種政治立場，并傾向于以過來人的身份對運動指點江山。比起與邊緣群體并肩作戰，在社交場合搭建一個支持正義的人設才是許多人成為同盟的動力。

當潮水退卻，BLM需要重新甄別和搭建真正的同盟。不過樂觀地看，也許恰恰在實踐的低谷，清晰的動員骨架才會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