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本強迫當時的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至此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韓國才得以光復。

在這40年間，半島上的人民曾掀起多次反殖民運動或起義，然而最為出名的則是兩次暗殺行動：一次是出生于今朝鮮海州的安重根，于1909年在哈爾濱成功刺殺了侵略朝鮮的元兇、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另一次便是出生于今韓國禮山的尹奉吉，于1932年在上海成功炸死了日本上海占領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并炸斷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的一條腿。

在走進電影院前，我原本以為韓國電影《暗殺》講的便是尹奉吉如何在中國國民政府與韓國臨時政府的共同策劃下，于虹口公園成功實施了暗殺行動。

全智賢在片中飾演一名狙擊手。

但其實電影是依托真實歷史背景演繹出的一段故事：1933年，韓國臨時政府要挑選三名秘密特工潛伏回京城，執行刺殺日本在朝鮮的駐軍司令官川口真守和賣國賊康寅國的特殊任務。臨時政府警察局長廉碩晉（李政宰 飾）因此尋找到了獨立軍狙擊手安沃允（全智賢 飾）、新興武官學校畢業生“速射炮”秋尚沃（趙震雄 飾）和爆破專家黃德三（崔德文 飾）。與此同時，日本駐上海司令部卻收到了有關這次暗殺行動的密報。他們雇傭殺手夏威夷·皮斯托（河正宇 飾）和搭檔波馬德（吳達洙 飾）追殺刺客。為完成各自任務，獨立軍戰士、臨時政府專員和雇傭殺手的命運交織在了一起。

稍微注解一下，此處的京城正是今日韓國首都首爾，日本殖民時期把漢城改叫京城，當時日本總督府還曾規定京城的發音應為其日語讀音“KEIJO”。另說一點，本片雖大量在上海影視基地拍攝，但從真實歷史來說，電影在中國的發生地不應或不能全在上海，因為在尹奉吉暗殺白川義則之后，韓國臨時政府被迫搬到了杭州，原本在上海公共租界活躍的韓國抗日志士先是被日本方面驅趕到法租界和華界，后不得不大批轉移至杭州等地。

雖然在古典朝鮮漢文文學及諺文文學里，常有對杭州的描寫，但對于現代韓國人來說，上海比之杭州更為他們熟悉，正因此在這部商業片里，1933年策劃暗殺，他們仍活躍在上海，杭州只是成為了韓國臨時政府的背景。

在上海車墩影視基地搭建的明洞三越百貨。

筆者沒有故意挑刺的意圖。只是想先介紹一下歷史背景，闡釋一下——別人家的抗日片是怎么拍的，在主旋律之中，如何讓其成為一部商業片并取得成功。

作為一部以韓國獨立運動為主題的電影，影片花了1600萬美元制作預算，重現上世紀30年代上海灘和京城府的舊貌，為了還原時代氛圍和歷史細節，在槍支、交通工具和服裝造型上下足了功夫。

《暗殺》無疑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商業電影，它借助了“抗日”的外衣，實質可以歸為“犯罪動作”類型片，這與本片導演崔東勛上一部電影《盜賊同盟》在內核上是一脈相承的，即圍繞某一事件或標的，幾股勢力交織在了一起。這當然是能產生最強的戲劇沖突與張力的“特工小分隊各展神通完成暗殺任務”結構。崔東勛在宣傳片中就說：“一群人為了一個目的聚在一起，完成任務，然后消失，非常酷。”故事內容上的確是酷勁十足。

從韓國的市場表現來看，上映25天突破1000萬觀影人次，目前觀影人次排名韓國影史第6位，成為2015年韓國首部突破千萬觀影人次的大片，超過了崔東勛上一部賣座大片《盜賊同盟》，崔導就此躋身韓國“第二位雙千萬導演”的影史地位。（注，韓國票房統計與法國相同，是統計觀影人次，而中美等地票房統計則為票價的累加）。

這部電影自上月在中國點映以來，就受到了許多影評人的追捧，他們中相當多的人不是給本片滿分便是給出高分。思來想去，國內眾多影評人大概都已經被國產抗日神劇弄得不勝其煩，突然看到《暗殺》便有了如沐春風之感。

抗日題材，當然是要宣揚愛國主義的，但是否就一定要拍成科教片，拍得電影中只剩下口號與標語？

韓國電影人用《暗殺》回答——不用，電影還是要按照電影的規律辦事。《暗殺》的片名直擊主題，講的就是一個這種類型中常見的暗殺故事。并且在起承轉合方面做得詳略得當。引起，前因，發展，鋪陳，再鋪陳，偽高潮，反轉，高潮。一套標準流程下來，戲劇化結構非常完整。本片自始至終都在講故事，幾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為國為家為情為愛奉獻熱血和生命，沒有過度的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