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中日全面戰爭爆發，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打響。支撐著這座名曰“日本”的龐大戰車的，不僅僅是政客、財閥與軍隊，還有諸多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與輿論的領域之內，盡一切可能為戰爭尋找借口。

“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困境

1940年7月22日，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8月1日，外相松岡洋右在為德國駐日大使奧特舉行的招待會上，首次提出“大東亞共榮圈”計劃。但是，“大東亞共榮圈”作為一個口號、一種理論，依然面臨著兩個矛盾。

首先，是“日本國”與“日本國民”的矛盾。“大東亞共榮計劃”提出后不久，在1940年10月12日“大正翼贊會”成立大會上，首相近衛文麿（1891—1945）聲稱：“政府奉戴圣旨，順應國際大局，并為完善高度國防的國家體制而竭盡所能。”但是，戰時政府的諸多行為（例如1938年頒布的《國家總動員法》）極大地破壞了日本國民的人身權利與自由，激起民間人士的不滿。

其次，是“日本國”與“被侵略國”的矛盾。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包括日本、中國、偽滿洲國、朝鮮半島、法屬中南半島、荷屬印尼、澳大利亞、印度乃至西伯利亞東部等地，而這些都是遭到日本侵略的國家或地區。日本政府需要一個富有煽動性的借口來博取這些地區的政府、武裝以及人民對“大東亞共榮”建設的支持。

從理論層面解決這兩個矛盾便成為日本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京都學派”的西谷啟治（1900—1990）通過“國體自衛”論，為政府蹂躪人民提供了法理根據；“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竹內好（1908—1977）通過“解放亞洲”論，為日本侵略他國提供了道德依托。

“國體自衛”論：西谷啟治的邏輯陷阱

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7月，一場由《文學界》召集、京都學派與日本浪漫派參與的“知的協力會議”舉行，會議內容于當年9、10月公開發表，1943年，創元社以“近代的超克”為名將其出版刊行。其中西谷啟治的《“近代的超克”私論》，正是針對前文提到的“第一矛盾”展開的。

文章伊始，西谷首先把目標放在了“近代”這個概念上，他寫道：

“所謂‘近代’，就是歐洲的東西……‘近代’乃是在中世紀結束之后、歐洲向世界擴張的過程中出現的。而日本社會中所謂的‘近代’，亦是在明治維新以后所輸入的歐洲理念的基礎之上形成的。”

這段拗口的文字隱含著三層含義：一，“近代”是一個在歐洲歷史進程中產生的概念；二，“近代”是歐洲向全世界擴張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其本質就是對外擴張；三，日本社會的“近代”源于歐洲。

他接下來寫道：

“若視個人于世界中獨立存在之權利為自由主義的根本，便可理解為個人主義與世界主義合二為一……便衍生出諸如徹底的個人主義、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是與這三者相對立的絕對國家主義等等，這樣一來，個人、國家和世界的關系便可謂混亂不堪矣。”

這段文字的含義很簡單：近代歐洲的自由主義是邏輯錯亂的，混淆了個人、國家、世界的關系。據此，他提出“東方的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這種“東方的自由主義”，就是“每個人努力做好工作，奉公滅私，消除掉隨意散漫的、利己主義的小我”。

綜上所述，西谷認為，近代歐洲的本質是擴張，它在擴張過程中把“自由主義”輸入到了日本，這會導致混亂，而日本自身有“東方的自由主義”，即以“國體”（天皇）為核心的、消除個人意識。在這個邏輯陷阱內，政府為了天皇而展開的一切行為都是合理的，戰爭也不是侵略，而是面對歐洲擴張時的一種對“國體自衛”。

與此同時，在以西谷為代表“學院派”知識人之外，還有一批非學院的知識人亦陷入到戰爭的狂熱，竹內好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

“亞洲解放”論：竹內好的邏輯陷阱

承上所述，與西谷啟治不同，中國文學研究出身的竹內好對于日本同中國的戰爭始終抱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在戰后亦多次提出“要反思戰爭”、“進行一億總懺悔”。但是，當太平戰爭爆發時，他卻寫出了狂妄的《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或許，此文更能代表戰爭狀態下日本知識人的某種矛盾情感。

1932年8月7日至10月8日，還是大學生的竹內好第一次到中國旅行，“對于中國的情結便是從此時開始的。”1934年，竹內完成論文《郁達夫研究》。隨后，他的目光后來逐漸聚焦到了魯迅的身上，他熱情洋溢地贊美這位偉大的作家：“有魯迅那樣的啟蒙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是值得夸耀的。”

由于研究的趣向與內心的情感，竹內好對于日本同中國的戰爭始終耿耿于懷，“七七事變”爆發后，他痛楚地感到“北京的文化已然死去了”。1942年1月（即“突襲珍珠港”次月），竹內好于《中國文學》第80號上發表了宣言《大東亞戰爭與吾等之決意》，在文中，他對中國依然抱有強烈的負罪感：“我們對于支那事變有著完全不同的感情……我們熱愛支那……支那事變爆發，這種確信土崩瓦解。”

然而，戰爭的狂熱已然沖昏了竹內好的頭腦，他接下來熱情洋溢地寫道：

“我們埋沒了圣戰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日本是否是在建設東亞的美名之下欺凌弱小呢……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于今日已經轉換成我們刻骨銘心的決意。”

在竹內好的筆下，戰爭的性質已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由“對中國的侵略”轉化為“攜手中國對抗西方”。他繼續寫道：

“從東亞驅逐侵略者，對此我們沒有一絲一毫需要反省的必要……我們熱愛支那、我們與支那攜手共進……諸君讓我們并肩戰斗吧！”

綜上所述，竹內好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為了在東亞建立新秩序，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是為了驅逐侵略亞洲的西方，從而解放亞洲。在這個邏輯陷阱內，日本對于他國的侵略都是合理的，是為了解放亞洲而進行的戰斗。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讀《終戰詔書》（即所謂“玉音放送”），在其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國體自衛”與“解放亞洲”的思維模式：

“朕深鑒于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往年，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宣戰，實為希冀帝國之自存，謀求東亞之安定，以至于排斥他國主權、侵犯他國領土，固非朕之本意矣……朕對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國，不得不深表遺憾……”

這種傾向不僅引起了戰勝國家的不滿，亦引起了日本知識分子的反思。以此為背景，重解“近代”、反思戰爭才逐漸成為戰后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