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一位三十多年沒見面、記憶中從沒有說過話的女同學將我拉進初中班級的微信群里，另一位同學出示一張泛黃的照片，說是我們當年的畢業照，希望我辨認出一些同學。而我卻一頭霧水，連自己都認不出來了。經多人指證，說其中一個男生是我，并且結論完全相同；我只好同意說，那就是，那就是。然而在內心里，我卻實在想不起來，曾照過這樣一張照片。

多么遙遠的歲月呀。

去年暑假，我回安仁小住。臨回上海前，帶兒子到我初中的母校游覽。曾經那么熟悉的校園，早已找不到當年的一點影子。記憶中教學樓所在的位置，雖然仍矮矮地立著一幢樓房，卻已成為學生宿舍，飄著花花綠綠的衣褲。更奇怪的是，居然有三層而不是兩層。經向人打聽，始知確實是當年的教學樓，只不過在十幾年前加蓋了一層。外人已無法入內，令人徒生“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感慨。

一切的一切，都已經變得蒼茫幻漫。然而在我腦海，有一幅圖景卻依然鮮活。閉上眼睛，我仍能準確地感知這周遭三十多年前的那個世界。那些山，那些草木，那些農田，那些水塘溝圳；還有當年行走過的田埂、林中小路，以及上學途中見到的各種人、事、風景。當然，更忘不了的是多少次上學路上的那些歡樂、迷惘和憂傷。

1977年，我走進了城關中學

1977年秋，我已經在安平公社石基頭小學的初中部開學幾天了，家父從縣城捎信回來，讓我轉學到縣城去讀書。轉學證打的是給一中。到達的當晚，他帶我去一中找教導處皮主任，可是出差了。找不到接頭的人，父親打算讓我回去。在教育界服務已多年的堂兄浩然建議，既然來了，何不去城關中學一試？他去找了在城關中學工作的陳振明老師，經她聯系，校方同意我轉來就讀。于是我就成了城關中學的學生。

城關中學位于張家山（“家”方音讀作“古”），行政上屬城關公社，當時完全是城郊。我從父親工作的建筑公司出發，經過副食品公司、老紅軍大院，或經過車站前面的田埂，走到縱貫縣城的主干道上；再往北走，左邊經過運輸公司、公安局，右邊走過縣中隊、教育局，南北向的通道就到此為止。眼前橫著一條東西向大垅，對面山上座落著銀行，右前方是孤零零的林業局。從教育局右側下到垅里，沿著田埂，逶逶迤迤地走到張家山。沿著一條長長的小路，越過不太明顯的山脊，眼前出現兩排磚房，這就是城關中學了。兩層樓的一棟，是教學樓。教室之間隔著一些單身宿舍。前面一排平房，則是食堂，以及幾戶帶家屬的老師住房。

當時的校園完全沒有形狀。沒有圍墻，也沒有任何地界標志物。左邊不遠是高聳的楓樹林，中間有些較大的空隙。有一次我們還在樹林間開過全校大會。右邊幾十米開外有一口很大的水塘，差不多可以叫水庫。在水塘和教學樓之間，有一小塊泥地，這就是操場。我們就在這里上體育課。操場后面，有一大片當時感覺一望無際的旱土。每天夕陽西下，水塘對面的農機局在暮靄中露出剪影。夏秋時節，經常有同學在水塘里嬉水。偶爾縣中隊的士兵也會到塘邊的泥地上來練習投手榴彈。

我入校時全校五個班。初二有四班、五班，初一為六、七、八班。我開始在八班，后來重編，被分到六班。在八班時班主任是全洪發老師；到六班后，班主任先是王瑞和老師，后來直到畢業，為段邦華老師。

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文革”雖然在一年前已結束，但社會各方面的變革還在醞釀。我們入校時，社會上對于讀書還不很重視（正因為如此，我才能輕而易舉地從鄉下轉學到城關）；入校不久，高考恢復了。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影響所及，不僅是改變教育體系本身的評斷標準，還整個轉換了全社會各方面的價值取向。它意味著社會流動不再靠權力、憑關系，而必須拼真才實學。全社會對于科學、對于知識以及知識分子的尊重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是在這樣一個洪流中，整個社會生機盎然。年輕人一個個野心勃勃，振興中華的口號高唱入云。

受到這一大環境的牽引，全縣的教育資源不能不進行重新配置。原先每個大隊辦初中、每個公社辦高中的格局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在全縣辦六個重點中學。城關中學被改為五中。我們全年級重新分班，顯然是順應這一新環境的舉措。

“三八線”割不斷的同窗情

我常想，在1949年以后的幾代人中，我和同齡人可以說屬于最幸運的一代。小時候雖然吃過一點苦，但跟前面的人比起來，這點苦實在不算什么。自從發蒙，讀書就沒有被人為中斷。小學玩了五年半；進到初中，開始抓教育質量。可以說玩也玩了，書也讀了。而跟后面的人比起來，我們中學畢業前，教育體制還沒有僵化，初中、高中各念兩年。雖說考大學有點難，但在題海中少浪費兩年生命，總歸是一件值得慶幸之事。

剛從鄉下轉到城關時，對教學質量我并沒有太多異樣的感受。小學那幾年，我一直懵懵懂懂的。到了縣城后，相比于學習，更讓我耳目一新的是生活環境。縣城生活較之鄉下各方面都有明顯不同，就連方言都有不少差異。我在學習方面主是聽從父親的安排。他是一個會計，教我對時間作各種規劃，然后每天按計劃實施。我個人要花心思的倒是如何適應縣城的生活。

那時鄉下男女同學之間有界限，但還沒到很嚴的程度。到了城關，才發現男女同學之間壁壘森嚴，完全不可以有任何往來。男生稱女生“齋婆”，女生則還以“齋公”。平常不得講話，否則群笑之曰“騷公”。偶爾偷看一眼也不行。“扯斜眼”同樣是挨眾人笑罵的有力證據。因為這一點，初中那兩年，我不記得跟女同學有沒有說過話——不敢說絕對沒有，至少敢保證跟絕大部分女同學沒有說過話。排座位時老師有意識地將男女同學插花排列，盡量讓男女生共享課桌，桌面上必得劃一條三八線。因不小心越過三八線而導致的戰事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教室里的那些故事，現在我能清晰回憶的已經不多了。仍有深刻印象的是在上下學途中。從建筑公司上學，單程差不多半小時。走到運輸公司以北，基本上就是城鄉接合部。那時運輸公司有很多板車，拉車的騾子威風凜凜，我在鄉下從沒有見過。它們性情溫馴，時而健步拉車，時而在路邊休憩。馬路上到處可以見到它們的排泄物。

特別有意思的是午后，無論上學還是回家，時間都相對從容。我記得上學時經常會偏離上述路線，彎到城關醫院張清平（后改名尚立，北京交通大學已故教授）家，向他借小說邊走邊看。放學后則經常跟著同學們到處亂跑。或者打泥巴仗，或者到東洲、打靶場一帶閑逛。有時就在銀行對面的茶山里玩，用根小管子吸茶花里面的蜜汁。

幾年后，在大學里學會一首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中間第二段唱著：“我們曾終日游蕩在故鄉的青山上，我們也曾歷盡苦辛，四處奔波流浪。”每每唱到此處，我就回想起當年在五中和小伙伴們一起度過的歲月。

如父如兄的老師們

母校之所以稱為母校，是因為母校有很多如父如母的老師。我很固執地認為，老師和學生之間就得像中國古來的傳統那樣，老師待學生如子如弟，學生事老師如父如兄。這樣的傳統現在還有多少遺存，不好說；但我在五中那段時間，享受到的確實是如子如弟的待遇。

剛入校時，我記得好象是樊鎮龍先生當校長。他瘦高個，為人和靄，給我們教過政治課。課堂上很生動。有一次上課他要我們分析兩段課文的邏輯關系，到現在我仍然記得很清楚。一年后，換成張樂賢先生當校長。張校長很有教育家風度，平常不多言語，舉止也莊重大方，可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望著他正大光明的臉龐，就讓人憑添無限信心。由于跟他同族，我沒有像別人那樣稱他校長，總是親切地稱呼伯伯，而他對此也樂于接受。在內心里我一直感覺，他確實是將我們這些學生視同子侄的（我一位同窗后來成了他的女婿）。

張校長夫人陳振明先生是語文老師，她教我們歷史，極大地激發了我對這門課的興趣。有一次上課她剛開了個頭，說今天準備講什么，正好我之前看過相關的課外讀物，知道一點皮毛，立馬就憋不住跟同桌說了起來。陳老師隨機應變，當即停下話頭，讓我大聲把知道的說完，然后加以鼓勵、分析。那堂課讓我受益終生。后來我由一個理科生轉而成為歷史學教授，不能說與陳老師那堂課有直接關系，但只要一提到歷史課，一提到教學藝術，我就會想起陳老師，就會回想起那堂課上的美好。

陳老師氣質高雅，特別是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每當我們調皮，她對付我們不需要呵責，只需靜靜地瞪我們一眼。但凡對上她的目光，不管多調皮的小孩，都會乖乖地安靜下來。我到現在仍記得她的各種眼神。包括她開心時笑起來的瞇瞇眼。

與陳老師一樣有著犀利眼神的是段邦華老師。他教語文，也教過體育。他是安平芳嶺人。芳嶺與旱半以“學打”（練武）出名。段老師身形干練，是否身懷絕技不好說，但他教我們體育時教了一套拳，我到現在還能記得個大概。他為人厚重，不怒而威，上課說普通話，課堂效果極好。我還能準確回憶他在課堂上的許多情景，但更讓我感動于中的是多次跟他在上學路上同行。他家住建筑公司隔壁，我經常有機會在路上跟他單獨談話。印象很深的是曾向他匯報過我的語文學習情況，談過怎么投稿，談過文理分科，談過是否提前參加高考。這些瑣事雖然過去了這么多年，但每次想起都歷歷如昨。就連他當時的音色特質在我腦海都栩栩如生。

相對而言，教我們數學的王瑞和老師嘴巴不太利索。他說話有點結巴，就住在教室后面。有次在課堂上他說，小時候他本來不結巴的，就是因為反復用土話念“一個白胡子老倌”那段著名的順口溜，把自己給弄結巴了。好在他教數學，這一點并沒有給他造成負面影響，反而讓他的課更有特點。六年后我在一中任教，有一次跟幾個同事說起王先生是我老師，一中劉冠群校長很公允地說：“王老師的課有個最大的特點，沒有一個字的廢話！”對于追求課堂質量的人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上述幾位都是長輩，年紀大我們不多、讓我們感覺如同兄長的也有兩位。

一位是全洪發老師，教化學，也教過地理。他家住下街，那時好象剛參加工作不久，騎一輛嶄新的自行車。天晴時只見他風馳電掣，剎那間絕塵而去；下雨就只好把自行車扛在肩上，高一腳低一腳在田埂上艱難地跋涉。那一帶的泥巴很黏，下雨天不要說騎車，推都推不動。到了學校宿舍，又得打水將自行車心疼地擦拭干凈。他說話很幽默，無論上課還是平常說話都深受同學們喜歡。我至今仍記得，一路上每每有人笑他扛車，他就自嘲地說：“天晴我騎它，下雨它騎我！”

另一位是張家貴老師，教外語。他弟弟家富（現為北大城環學院教授）就在四班，印象中家貴老師就是一個標準的大哥。他教了我們兩年，從ABC教起。開始時我有點畏難，半個學期后，對這門課發生了興趣。那時全縣好象只有一中、五中能在初中開設外語課。為了照顧鄉下的同學，到了高中后，我的外語又不能不從ABC學起，令人大倒胃口。更要命的是，到了大學里，我又被迫重學ABC，簡直被弄得趣味全無。就個人感受而言，后來我遇到的這些老師，都不及家貴老師讓人喜歡、佩服。這里面可能有些感情因素，但最根本的無疑還是家貴老師上課能讓學生受益。

除了這兩位，還有一位年齡也是大哥，卻讓我們感覺比較敬畏的，是楊文生老師。外地人，大才子，教我們初一的語文。他能說一口漂亮的普通話，寫得一手漂亮的板書。他在課堂上深情地朗讀當時流行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至今讓我神往。記憶中他經常獨自往來于學校和城區之間。我曾多次悄悄地跟在他身后，行走在張家山那緩緩的坡道上。看著他那略微褪色的布面鞋，和一腳一腳特別舒展的優雅步態，心里滿滿的是對知識、對才華的向往。

回憶總是憂傷的。很多人回首往事，總希望能回到小時候，覺得那時候無憂無慮。而我，卻從來沒有過類似的感受。

當年在五中念書，記憶中衣服總是打著補丁。一到夏天就打雙赤腳。后來在大學里，流行一首臺灣校園民謠《赤腳走在田埂上》，很多人喜歡唱，而我卻不喜歡。因為在高中畢業前，我一直過著赤腳走在田埂上的日子。那是我不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出去。小時候在山上放牛，四周是一圈閉合的青山，緊緊地遮住望眼。我想到青山外面去。到了縣城，視野開闊了，但極目望去四周仍是山。我想到山的更外面去。

幸運的是，我趕上了一個可以自己決定命運的時代，上了一個好學校，遇到了一群好老師。

一席話，一盞燈

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回了一趟安仁，出乎意料地見到了竇炳榮老師。記憶中竇老師并沒有給我們上過課，但他兒子紅丁在我們班，他和師母對我一直非常關心。事先我沒想到他和師母還如此康強健旺，獲悉他們的近況，心里有一點小激動。那天師母先出來，遠遠見到，就親切地連聲喊：“俫即！”（兒子）——聽到這久違的聲音，我竟忍不住熱淚盈眶。

我對竇老師說，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我們初一時，他教四班，有一次講語法，我站在窗外偷聽。他用了一個很淺顯的比喻來說明謂語和狀語之間的關系，從此我理解了句子成份。另一件事就重要得多了。高考結束后，我去五中玩；因為考分不很理想，他略帶遺憾地對我說，以我的情況，不應該學理科，應該學文科、考復旦新聞系。那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可能。以我當時的境況，當然無法改弦更張，但后來我選擇朝文科發展，并且以復旦為目標，確實與竇老師當時的教導有直接關系。

老師的一席話，就是學生心中的一盞燈。高明的老師對于學生的影響就是這樣，能持續一生。

作為在鄉村長大的人，我相信一句古話：仁者壽。在此祈愿我所有的老師福壽綿長！祝母校越來越興旺，為一代代像我當年一樣的學子，點亮他們未來的希望。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原文題作《青山外 水塘邊——赤腳年代的回憶》，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