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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逝世五周年|用最笨的辦法編纂書稿,親筆抄寫作者來信
【編者按】
五年前的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聯書店原總經理、《讀書》創始人范用先生逝世。更早之前的2004年,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讀書》首任主編陳原先生作古。老一輩的出版人雖逐漸凋零,但是他們的風范依然值得后來的從業者記取。
最近,三聯書店特推出范用先生的三本書以資紀念:《存牘輯覽》、《葉雨書衣》和《愛看書的廣告》,并舉辦了“范用的編輯傳統”座談會,并邀請了董秀玉、寧成春、汪家明等編輯出版方面的朋友以及范老的家屬,共同分享范老的故事。本文是《存牘輯覽》一書的編后記,澎湃新聞獲得授權轉載。

范先生在世時候,交給我一部稿子——他最后編纂的書稿:《存牘輯覽》。這部書稿,他約莫編了五年,從二〇〇五年到去世(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熟悉范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編書的傳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兩千多封作者的來信——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檔案整理那樣,一封封貼在自制十六開的牛皮紙本上,總計五十二本;每本封面編號,并在正中貼一郵票(未付郵的),作為裝飾;封二寫有本冊所存通信之人名錄,是范先生一筆不茍、秀氣的鋼筆字;封底也有同樣手寫的名錄,許多人名邊上畫了紅圈或打了紅勾,表示其人已經去世。同一人的信盡量貼在一起,同一類作者的信盡量貼在同一本之中。這些牛皮紙本和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過的信件,可謂出版史上輝煌的一頁。

《存牘輯覽》的內容,全部選編自這些來信。做了一輩子編輯,范先生卻用了最笨的辦法編纂這部書稿:五年間,他親筆一封一封抄寫選出的一百〇三位作者的三百七十五封信。信抄在三聯書店編稿廢棄的校樣背面。不知為何,有的信重復抄了一遍、兩遍、三遍;這樣重復抄的信件,也有數十封,總計所抄不啻二十萬字,摞起來半尺高。既是為了發稿,抄寫一筆一劃,不容潦草;抄寫同時,進行編輯加工——對一些旁人不明的詞句加以注解;對一些套話或無意義的段落斟酌刪節;對一些難認的筆跡作出判斷。抄寫之前,是選擇:選哪些人?哪幾封信?范先生在信紙上擬了一份又一份名單,在一份顯然是最后的名單后面,仍注有“可能還不止這些人”的字樣。你不能不驚嘆范先生通信之廣,一些陌生的名字,一查,竟是某一文化行當貢獻非凡的人物。很難看出范先生選擇抄寫的標準。貼在牛皮紙本里的兩千多封信,本來就是經過選擇的(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給范先生寫了幾十封信,只選貼了一封);如果說,側重文化大家來信,可是其中許多名流未選;如果說,選擇是與重要出版物相關,則也有一些關涉范先生經手名作的信件落選……所以,我寧可揣測,與自己感情深篤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選擇和抄寫的助力。陳白塵選了十五封,蕭乾、樓適夷各選了十二封,三位是范先生親近敬愛之人;黃裳選了三十九封,唐弢選了三十五封,姜德明選了十五封,三位都是藏書家,是“書癡范用”的書友、“毛邊黨”同好。

盡管如此,這些入選信件里還是披露了《傅雷家書》的來龍去脈,《讀書》雜志的光彩與坎坷,《珠還記幸》題目的來由;保留了《隨想錄》《懶尋舊夢錄》《干校六記》《云夢斷憶》《鄭超麟回憶錄》《一氓題跋》《聶紺弩雜文集》《編輯憶舊》《讀書隨筆》《語文閑談》《北京乎》《諸神復活》……一大堆書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另外,還雪泥鴻爪般呈現出通信人對學問和社會的真知灼見,比如葉圣陶先生關于漢字簡繁體的意見,就從未見諸書刊。其中也反射出范先生作為文化尋礦者、發現者的執著和赤誠,反射出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范用。那種人與書的難以割舍,編者與作者之間的相濡以沫,經歷過無數磨難的書寫者展開在紙上的絲弦一樣顫抖的情愫和思緒,讓人感動而又感慨。這不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靈史,是劫后中國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個側面之縮影。
然而我卻從這些抄件中看到了范先生的寂寞,深深的寂寞。抄寫這些信函之時,范先生八十多歲了,七八年間,書苑老友一個一個離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讓重感情的他心酸心傷。我還記得陪他去協和醫院看望彌留之際的樓適夷和韋君宜的情景,其時樓先生已不省人事,韋先生雖然認得范先生,卻動不了,說不出話來。探視出來,在醫院門口,他停下腳步,拄著拐杖,淚如雨下,白發微微顫著、顫著……二〇〇〇年九月五日老伴丁仙寶的去世對他是一個沉重打擊,在場者告訴我,范先生跪在地上大哭。愈到晚年,他的肺氣腫、哮喘病愈厲害,呼吸粗重頻繁,身骨日見虛弱;延續多年的、每月第一個星期二與三聯書店老同事的聚會,隨著許覺民先生去世、眾友老邁而停止了;喜歡吃的東西,吃不下了;喜歡喝點洋酒的習慣放棄了;唯一余下的,就是對書的愛好。抄這些信函,也是對自己經手的書,因書交往的人、發生的事的一種懷戀和思念吧!抑或是對自己為書籍的一生的回顧(牛皮紙本中有李公樸上世紀四十年代寫給他的幾封信,稱他為“大用弟”)??墒俏覠o法想象,在方莊芳古園一區一號樓一單元十樓寂靜、整潔的書房里,數年如一日,范先生一筆一劃抄寫亡友信函的凄苦心境。
說是“范先生在世時候交給我的書稿”,其實范先生直到去世也未編完。最后兩年,我每去看他,總問:編好了嗎?我們等著出吶!他總回答:快了,等我有空……可依我看,他天天有空,只是躺在床上不起,心情抑郁。這本書的構思,恐怕不止十年;書名“存牘輯覽”,早已請苗子先生題寫,就放在范先生臥室的桌子上,和那些抄件在一起;《編者說明》也已寫就;他甚至設計好了封面,選定了封面用的畫片,用玻璃紙小心地封住……如果說,《葉雨書衣》是范先生最后的個人著作,《存牘輯覽》就是他最后的編纂著作,是遺作。二〇〇七年《葉雨書衣》出版時,他曾寫信給我:“擬在《葉雨書衣》之后加印一面書目廣告?!边@頁手寫的廣告,匯集了他編輯工作之外,一生創作和編纂的圖書,共計十二種。最下一行,就是《存牘輯覽》。
范先生去世后,范里和范又把他們親愛的父親的抄稿移交給我。蹊蹺的是,那幅苗子先生的題字怎么也找不到了。我通過黃大剛,求年屆百歲的苗子先生又寫了一幅。過了幾個月,范里整理父親遺物,那幅字又找到了,這樣,就有了兩幅苗子先生題寫的“存牘輯覽”。這兩幅字,體現著兩位文化人至死不渝的友誼。范先生去世半載,我調離三聯書店,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忙于社務,一晃五年。斷斷續續,一直在編這部書稿,三聯書店編輯王竟負責之。信函原稿,已捐上海出版博物館。捐去之前,三聯書店老一輩書籍設計家寧成春先生與朋友一起做了精心翻拍。成春先生在范先生領導下工作多年,感情很深。我曾與范先生商定,此書由成春先生設計。對照抄件和翻拍件,明顯看出范先生編纂的意見和過程,以及他的心路;其中難解的詞句,除范先生注釋以外,又加注了一些;對偶爾抄錯的文字,做了再次判斷——如此而已。一處較大的編輯是,為了方便翻閱,把一百〇三位通信人,約略分入三卷:一卷為敬愛之人(年齡均比范先生大一旬以上),二卷為親近之人,三卷為喜近之人。并不嚴格,乃揣摩范先生心意而為之。
嗚呼,斯人已逝,英靈不朽。君不見,“天空沒有留下鳥的痕跡,但它已然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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