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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大師們非要把聶隱娘變成王佳芝?

電影《刺客聶隱娘》的開頭,黑白膠片上的聶隱娘并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她手里沒有人頭,對師父的這段話惟有麻木應對,仿佛被擊穿了心理底線,知道“未忍便下手”將是此后她的人生舞臺上反復上演的劇情。但裴铏筆下的隱娘,在刺客訓練課里領到了合格證,只因“晚如是”被扣了幾分。對于師父的殘忍訓誡,她的態度是“拜謝”。
這個“拜謝”既不代表隱娘從此被規范成殺人機器,也不是像電影那樣走向反面——燒一鍋簡單的人道主義雞湯,一日一劑。在小說里,隱娘以自己的方式聽懂了師父的話,她觸摸到了政治博弈的本質,也參透了刺客的職業宿命。這句訓誡成了她人生的分水嶺。她決心在大棋盤上悄悄挪動一下自己的位置,這一挪既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輕則于事無補,重則掀翻棋盤,覆巢之下無完卵。
如此復雜的心理軌跡可以通過后來的故事發展來驗證。隱娘被交還給聶家以后很清楚自己的經歷和人生選擇已經超越了俗世的理解范圍,于是對父親聶鋒說:“真說又恐不信,如何?”書上的聶鋒遠比銀幕上的倪大紅豁達,追問完故事以后雖然怕得不行,但沒有反復絮叨“我真后悔”,而是從此既“不敢詰之”也“不甚憐愛”。磨鏡少年上門,隱娘如擲一把飛刀一般迅速釘牢他的位置,向父親宣告“此人可與我為夫”,聶鋒不敢不從。
這是何等明亮任性的一筆,古典與現代性神奇地交織在一起。這些唐朝人物仿佛在剎那間就飛到《百年孤獨》里穿行了一遭以后又飛了回來。從這個“但能淬鏡,余無他能”的少年身上,隱娘如天啟般看見了自己下半生的另一種可能性。到了電影里,“此人可與我為夫”沒了。編劇們辛辛苦苦替妻夫木聰寫下了遣唐使的前世今生,甚至在新羅還有個發妻,這些累贅枝節被侯孝賢悉數剪去——剪得不可謂不對,問題是,劇本對這個人物“化神奇為庸俗”的設定是剪不掉的。最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莫名其妙、神奇光澤被磨盡的磨鏡少年。
電影編劇在改編小說的過程中,確實干過太多推倒重來的辛苦活。原著的后半程,隱娘周旋于魏博元帥與劉悟之間的斗法,這段情節對藩鎮割據當然是有所指涉的,后面當然也隱約可見朝廷的背影,要時代有時代,要個體有個體。隱娘在其中的每一次入世,每一次出世,每一個主動出擊而非被動采取的動作(更不是簡單的“不殺”),每一句對局中人的點撥,都選擇了最恰當的時機和最符合其性格特征的方式。最后劉悟之子不聽隱娘箴言而“卒于陵州”的結局,更是從反面驗證了隱娘的人生智慧。但電影編劇似乎從一開始就決意把小說扔到一邊,先徹底拿掉劉家這條線,再抬高隱娘一家的政治地位,讓所有的矛盾都歸攏到田季安家族集中爆發。問題是,如果沒有新鮮而鋒利的切入點,復雜的家族樹并不會讓人性呈現出更復雜的面貌,也不會給故事的內核增加更多的闡釋空間——有時候正相反。
一旦去掉剪接的障眼法,把電影里的人物關系理順,你會發現這是一個異常好懂,簡直好懂到俗套的故事:雙胞胎公主,被政治聯姻犧牲的青梅竹馬,主母謀害寵姬,甚至還有被施了蠱術的紙人和假月事真雞血瞞孕保命……這條故事線符合大眾趣味,拿到任何一個商業片行貨的熟練工手里都會成為更加稱手的兵器,都會用更快的節奏、更清晰的敘事脈絡、多上好幾倍的鏡頭數以及更刺激視覺的動作場面讓大眾喜聞樂見,順便還能套拍個八十集宮斗劇。這樣做很工業也很有效,只要占到天時地利,完全有可能成為商業片中的好產品。
但這樣當然不是侯孝賢。從這個故事結構定型的那一天起,原著與劇本、劇本與侯孝賢擅長的影像風格之間,便存在著尷尬的雙重割裂。從最后的成片看,他應該也意識到了這種割裂,所以絕對避免使用商業片的影像語法,碰到需要交代人物關系和情節的地方,就用大段文言臺詞配上靜止鏡頭,好讓畫風顯得拙樸一點,至少看起來離商業遠一點。那些東山魁夷或者安塞·亞當斯式的畫框,人物在山山水水中走臺的氣度,有意無意地引導觀眾忽略故事究竟講了什么。至于大幅度刪剪對觀眾理解劇情造成的障礙,也不妨視為一種聰明的陌生化處理——乍一看,你會不明覺厲,你會相信這里面吞吐了多少野心。戛納把最佳導演獎頒給侯孝賢,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種聰明的表彰:無論多么違和的情節,都能納入導演的風格化軌道,這是技術,更是氣場。
但技術和氣場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尤其是先天問題。舒淇一遍遍重復“這個殺手不太冷”的造型,見孩子不殺,見孕婦不殺,見舊情人也不殺,三個不殺之間沒有遞進也沒有遞退,沒有發展也沒有轉折,只有單調的委屈和為難——有一點像是《色丨戒》里王佳芝陷入的困境,卻又遠不如后者豐富立體。小說里那個有大智慧和復雜層次、善于化被動為主動的俠女,終于被庸俗的設定碾壓成一個扁平的符號。侯孝賢對速度的抑制,對靜止狀態下云氣風勢、鳥叫蟲鳴的渲染,都在呼喚一個線條更簡單但闡釋空間更大、人物的內在光譜更寬闊的故事,需要一座真正簡潔剔透、有著多棱側面、尖峰浮于海面的冰山(我們在影片的宣發過程中聽到“冰山”這個詞被主創人員反復提及)。讓人費解的是, 這樣的故事明明就在小說里,你可以在此基調上豐富、補充、變形,但何必另起爐灶、舍近求遠?
這其實是一個具有共性的問題。當年陳凱歌改《趙氏孤兒》,費盡力氣要用現代人的道理,去解釋程嬰為什么要犧牲自己的兒子,保全趙家的骨血,于是節奏為之拖沓,人物為之糾結。無論站在藝術還是商業的立場上,這都是一個別別扭扭的作品。我不明白的是,為何大師們愿意花那么大力氣做舊如舊,竭力在布景器物的氣韻上追尋漢唐遺風,卻拒絕吃透原著本身,不愿或者不敢信任古人的行為邏輯,非要把冰山變成雜蔓叢生的花果山,把聶隱娘變成抽象化的王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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