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為經費展開內斗

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校長許壽裳1924年2月的辭職公函這樣寫道：“少數人挾私泄憤，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淆惑視聽，甚至鼓動學生妄加污蔑，用學生自治會名義發布兩次宣言，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孚眾。自謂待人不欺，而反受人之詐，處事以公而轉毀之曰私，疾首疚心，莫此為甚。”（鐘小安:《許壽裳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150頁）

一戰以后，北洋政府財政更為困難，各地軍閥為軍備耗費大量捐稅收入，教育用款所剩無幾，教員索薪罷教成為常態。當年北京的報刊充斥著各種教育界索薪的消息，學校代表甚至會在教育部總長家中過夜。對近些年的史學界、教育學界關注的新問題、新焦點稍加注意，現代文學以及魯迅研究也可能別開生面。進入上世紀二十年代，庚子賠款中部分退還款正在變成北京教育界可以支配的現錢，誰來掌管這筆巨款，如何公平分配使用，是所有相關人士密切關注的。激烈的矛盾也因之而起。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決定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此舉大大舒緩了中國財政上的壓力。首先，對德國、奧匈帝國（1918年解體）的賠款立即停止，中國與協約國中《辛丑條約》的簽字國商定，從這一年開始，庚子賠款緩付五年（緩付期屆滿是在1922年；俄國因庚款為數最大，占賠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九七，僅答應總數中的百分之十緩付）。庚子賠款共計關平銀四億五千萬兩，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分，本息合計近十億兩。各國分配率以俄國最高，正本數一億三千萬兩，本息總計近兩億八千五百萬兩。其余受賠國在賠款總量中所占比重分別是：德國百分之二十點零二，法國百分之十五點七五，英國百分之十一點二五，日本百分之七點七三，美國百分之七點三二，意大利百分之五點九二，比利時百分之一點八九，奧匈帝國百分之零點八九，荷蘭百分之零點一七，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國加起來僅百分之零點零六。賠款中另有“雜項”，比重為百分之零點零三。德國賠款中止，在分配率中居前兩位的就是俄國和法國，它們的份額差不多是美國的四倍和兩倍。

1908年7月，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聲明，美國將退還庚款中的半數，作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之用。第二年游美學務處在北京設立，立即籌建游美肄業館（1911年更名清華學堂）。美國退還部分庚款的事實已經使“公理戰勝”后的中國人意識到，一個為勝利做出貢獻的國家，不應再為二十多年前的事件向戰時盟國支付賠款。辛亥以后，晚清新政時頗見成效的中央集權進程中斷，國家機器萎弱。由于關稅保管權喪失，政府動用關余(即海關支付賠款后的結余)還要征得北京外交公使團的同意，財政更加窘迫。教育部發不出教師工資是常事，總長苦于無米之炊，往往是個可憐可恨的角色。但是對戰后教育界而言，如各國庚款都能像美款那樣退還并專用于文教，前景非但不錯，甚至可喜。

一戰的結束早于人們預期，中國的賠款緩付期尚未屆滿，艱苦的談判還有待啟動，教育界卻忙于組織不同級別的庚款委員會，籌劃退還款如何分配使用，并因此生出大量矛盾。資金沒有到位，金蘋果之爭已經硝煙彌漫。1919年、1920年之交，北京教育界掀起索薪、罷教運動，要求政府籌集?？畋ＷC教育獨立，內閣總理靳云鵬在1920年1月9日答應以庚子賠款全數充用教育基金，風潮頓告結束。據考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公開表態，決定將各國退還庚款專用于教育。這一許諾本是壓力下的權宜之計（中國政府無權單方決定庚款退還款的使用方式），京內京外教育界卻陶醉于不現實的美夢，展開不斷的內斗：

北京教育界由于地利捷足先登，最先爭得俄國庚款用于北京教育，結果北京教育界中北京大學與其他國立高校、高等學校與中小學、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都因爭奪庚子賠款鬧得滿城風雨；京外教育界則對獨占庚子賠款的北京教育界憤憤不平，在輿論和行動上都采取措施，試與北京教育界一爭高低，這一紛爭延續了十幾年，當時各大報紙對此皆有報道。[許文果：《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運動論析》，載《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100頁。這次教員索薪罷教也可以與五四時期北京教育界挽留蔡元培、驅逐教育次長傅岳棻的運動相聯系。浙江籍教授在此過程中形成幫派勢力。詳見何樹達：《五四時期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挽蔡驅傅運動》，載《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3期]

赤裸裸的經費之爭有失體面，好在不乏堂皇的名義。也有師道墮落的時候，上?！稌r報》在中法庚款委員會成立前后（1925年4、5月）針對教授們的失態，稱“教育界暴露其丑狀于中外”（王樹槐：《庚子賠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發行，1985年第二版，360頁）。北大與北師大當時不睦，除了黨派之爭，也有庚款分配的原因。北大如能收編女師大，就是對北師大的有效打擊。

中蘇交涉還款事宜

俄國庚款數額大，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一，自然是眾望攸歸。1919年7月25日，蘇聯代理外務委員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愿意自動廢棄沙皇與清朝所訂一切條約，無條件歸還俄國在東北所得利權，并放棄庚子賠款。第二年他又作類似保證。蘇聯在這段時期通過各種渠道物色代理人，一度準備拉攏吳佩孚，疏遠孫中山。國以利交，投資于未來，本不足為怪。1923年9月2日，加拉罕率團抵達北京，受到各界歡迎。加拉罕年少時曾隨父母在哈爾濱僑居數年，此時來華商談恢復邦交，又重申以往兩次宣言的基本精神不變，很多華人頓生好感。當時的中東路（中國東清鐵路簡稱，日本在日俄戰爭后接管長春至旅順的南滿鐵路）和大量在華俄產，并不在新政權控制之下。加拉罕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得到中國的外交承認，由中方驅逐沙俄勢力，確保順利接管俄國在華各處財產，收回中東路的管理權。北京政府由于種種原因（南北不統一，而北方又有直奉沖突），在對蘇談判中處于不利地位，無法將復交作為解決兩國間因俄方政權更迭而產生的大量懸案的先決條件。王樹槐指出：“當時中東路、庚子賠款及其他特權，蘇俄無法享用，反足資白黨利用，乃遷就現實，示惠中國，打擊白黨。北京政府在安福系控制之下，反應冷淡，但民間卻激起強烈的反應……”（《庚子賠款》，257頁）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消除遠東隱患，鞏固蘇聯自身的戰略地位，提出一些于中國有利的政策。這些政策附有或明或暗的條件，如在實施過程中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絕對后者優先。

加拉罕

加拉罕代表蘇維埃政權與得到各國承認的中國（北洋）政府就各種懸案展開談判，雙方在1924年5月31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王正廷和曹錕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看起來是立功的，但是中國實際上的收獲遠低于預期。王正廷有同盟會、國民黨的背景，實際上代表南方利益。黎元洪于1923年3月派他為中俄交涉督辦，他就一直與俄方保持接觸，在外交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加拉罕在1924年3月14日簽了協定草案，顧維鈞憤怒干涉，外交部做出一系列更改，然后與蘇方正式簽約。顏惠慶回憶：“中方代表王正廷博士與加拉罕先生的談判歷經了數月，而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博士對談判的進展情況竟毫不知情。后來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王代表多少有些故意，向大家披露了他與蘇方代表草簽的中蘇新約。顧外長對此極為憤怒，堅持在內閣審議前，新約必須先移交外交部詳細研究。如此，不僅陷王代表于窘地，而且造成閣員及大總統對他的不良印象。于是，決定結束王代表的工作，改由外交部全權負責。加拉罕先生當然也十分不快，對這樣的變化，他曾一度堅持原簽草案，拒絕更改，最終還是迫于壓力，接受了改動。一部全新條約，經他與顧博士簽字正式生效。”（《顏惠慶自傳》，吳建庸、李寶臣、葉鳳美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181頁）。

協定第十一條的內容為“蘇俄政府允予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雙方作了如下聲明：

一、蘇聯政府所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于該項賠款所擔保之各種優先債務清償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國教育款項之用。

二、設立一特別委員會管理并分配上述款項，該委員會以三人組織之，其二人由中國政府委派，該委員會議決事項，以全體一致行之。

三、該款于隨時收入時，應即存儲于上述特別委員會所指定之銀行。（《庚子賠款》，262頁）

根據這一條款，管理并分配退還款的三人委員會握有巨大財權，財權也意味著政治影響力。委員會人數太少（也許是王正廷的主意，中方二人由南北政府各出一人,以示平等），容易形成把持之局。蘇聯有統一的國家意志，誰來擔任委員并不重要。中國處于事實上的分裂狀態，國家觀念和公共精神又十分淡漠，派系林立，派中有派，兩位委員的人選將是各種利益集團權力博弈的結果。

無論如何，協定第十一條讓教育界看到希望，但是付諸實施，困難重重，因為協定第二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允于本協定簽字之后一個月內，舉行會議，按照后列各條之規定，商訂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予以施行。此項詳細辦法應從速完竣，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過自前項會議開始之日起六個月?！迸c協定同時簽訂的，除了《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等文件之外，還有一份至為關鍵的《議定書》，是蘇聯單方面的聲明，重申中俄以往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要在上述會議中廢止，在重訂條約協定取而代之以前，概不施行（will not be enforced）。[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08、209頁]換句話說，中國和蘇聯還必須召開重要會議重訂條約協定，不然，各種允諾無法兌現。蘇聯手中握有非常重要的籌碼。

對俄交涉實在太復雜，一個月后，中俄會議辦事處才正式成立，說明簽約時所規定的一個月之內開會幾不可能。辦事處當時提出議案分六大類（界務、外蒙問題、中東鐵路、賠償、商約、清理債務），每一大類之下又有大量具體懸案。由于張作霖實際掌控中東路所在的東三省，加拉罕又在當年9月20日與張簽署《奉俄協定》，引起北京外交部抗議（南方政權也企圖插手談判）。《奉俄協定》與《中俄協定》類似，也要求一個月之內召開正式會議。不久發生馮玉祥的國民軍10月23日的政變，不料中俄會議的籌備竟加速進行，原本以為非常棘手的委員會人選問題解決得極其利索。加拉罕已于1924年9月下旬遷入北京的沙俄舊使館，10月5日舉行升旗儀式，正式開館。

女師大風潮中的俄國庚款分配

蘇聯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就考慮停付俄國庚款，從1917年12月開始，俄國庚款停停付付，前后六次，1920年7月停付（十月革命后，沙俄駐華大使館繼續運轉，賠款由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交存俄國道勝銀行。1920年7月，中國停付，也可以理解為緩付全部俄國庚款，總稅務司奉財政部之命將賠款存入上海中國銀行，以供中國政府維護中東路、遣返華僑以及發放公債之用）。從1924年年初至1926年年底，中國政府從這筆賠款中撥付北京各大學一百九十五萬元（《庚子賠款》，263頁）。1924年2月許壽裳辭去女高師（1925年5月改名女師大）校長一職，辭呈中可以辨別出公私利益沖突，是否與資金分配相關？

女師大風潮中的俄國庚款退還款分配背景，以前很少有人述及。從“晚愚”作于1925年8月9日至22日之間的《女師大風潮記事》(原載1925年8月19日、26日《婦女周刊》)可以悟出一些道理。這是寫作時間最早而且比較全面的對女師大驅楊運動始末的敘述。楊蔭榆1924年2月底接到任命，3月初上任，第二個月即因“俄國庚款”如何分配與一些教師意見分歧，有人拂袖而去，學生停課。顯然，在一個大男子主義盛行的社會，這位女校長膽敢違忤一群男性教員的意旨，減少了他們預期的進款，是不可原諒的?！巴碛蕖庇浭觯?p>

十三年四月，因分俄國庚款，楊氏胡亂支配，致引起多數教員之反感，起而責問。楊氏始則抵賴，繼則謾罵。于是多數教員，不愿合作，忿然辭職，停課兩月。

如何“胡亂支配”，作者沒有交代。4月28日，化學教授張澤垚等十五位教師致書楊蔭榆，表示不能與她共事，并列舉她“剛愎背謬之點”。第一項是“藐視評議會”。此前校評議會議決“否認部派董事會”，而楊蔭榆未將決議轉呈教育部。根據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的《國立大學校條例》，國立大學必須設董事會，“審議學校進行計劃及預算、決算暨其他重要事項”，其職權要比專門評議“學校內部組織及各項章程暨其他重要事項”的校評議會更大。董事會由校長、部派董事、聘任董事（第一屆由教育總長直接聘任）組成。[《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1991年版重?。?，174頁]教育部的本意是想在亂象叢生的國立高校集中權力，主導各校發展，財務上加強管理與監督，但是它高估了自己的執行條例的能力。張國淦這年1月出任孫寶琦內閣的教育總長，立即致力于整頓高校。他沒有料到董事會限制了評議會的權力，勢必受到抵抗。許壽裳此時辭去女師大校長一職，非常明智。于是，協調學校與教育部關系的重任就落到了楊蔭榆肩上。

這些教師所列第二項“剛愎背謬之點”其實是對第一項的補充：

本屆續領俄國庚子賠款之校費六成六，其來源與經常費大不相同，蓋實由教職員呼號奔走而得，當然與他校一律盡數支配。先生竟任意克扣，按置不發，最可怪者，居然于短時間內，召集特別會議，討論此事。查本學章程，并無所謂特別會議者，關系支配經費問題，即須開會，亦應由評議會議定，此會既無根據，開會時議案又不表決，與會之員額又任意派遣，毫無標準，其后潦草完會，而欲強同人遵守先生預先印就之分配單，斯真不按章程，率意妄行之極也，此其二。（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46頁）

確實，這筆俄國庚子賠款是在八所國立大學呼吁下得到的，許壽裳作為八大校長之一，還是直接參與人，見于《八校請撥俄國庚子賠款充教育基金呈文》（原載1923年11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876頁）。呈文中有這段文字：“俄國賠款既經其代表正式宣言，即中俄未開會議以前，將庚子賠款俄國部分之全部，盡行撥為中國教育經費，同時以一部分撥交國立北京八校，以應急需。我國政府自當即予同意，克期實行。”這位俄方“代表”就是兩個多月前到北京的加拉罕。蘇聯方面的表態對京外學校較為有利。呈文上首位簽名代表是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許壽裳作為女高師校長簽字。蔣夢麟1932年4月18日（當時蔣為北大校長）的一次談話證實此事：“俄款劃作教育經費，確早已規定。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加拉罕為俄政府外交委員長，經余等奔走，力爭俄庚款為教育經費，加氏曾宣言放棄俄庚款，充作北京國立各大學經費，并照會外交部，聲明除償還公債外，以俄庚款一部分，為北京國立學校等費。凡與加氏約定之事，余固知悉，但以后情形，因本人非俄庚款委員，均不知道。俄庚款有余款九千七百三十六萬五千元，本年余款二千五百十九萬七千五百七十二元，數目甚大。”（原載1932年4月19日《京報》，見《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318頁）故而女師大這些教員堅持，應與其他學校一樣在本校教職員中“盡數支配”，即全部分掉。

許壽裳

許壽裳會不會因這筆?？畹奶幹门c少數教員失和？“部派董事會”審議預決算，是否也有權決定庚款分配方案？楊蔭榆蒞職不久，是否延續了前任校長的原則，不同意“盡數支配”，故而有“任意克扣，按置不發”一說？這些不是愚蠢的問題。

校長堅持分配庚款應該惠及附中附小教師

楊蔭榆召集一個特別會議（說明“部派董事會”已經失效），將設計好了的在不同部門之間分配庚子賠款的方案提交討論（“預先印就之分配單”），冒犯了評議會（部分成員）的尊嚴。這就是晚愚指責她“胡亂支配”的原因。可以這樣理解：楊蔭榆更愿意與教育部合作，不主張將教育部的撥款全部在女師大教職員中分發；“部派董事會”的人員構成有其合理之處（該董事會成員名單難以稽考），她不憚得罪張澤垚等教授，“召集特別會議”，很可能因為與會者之中有已經被評議會所否認的“部派董事會”董事，他（她）們的在場妨礙了校評議會“盡數支配”俄國庚子賠款。假如教育部給女師大的這筆撥款中包括附中附小的份額，而張澤垚等人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反對將附中附小教師列入分配計劃，那么女師大已經入賬的專款就不能盡數使用，部分應該返還教育部。這些分歧的背后也隱含著教育理念上的沖突。女師大有附中附小，學校性質與女師大相同，也是公立。兩校教師收入較低，工資不能足額領取，更應得到補助。

這一年5月，學生又要更換校長，表面上的原因是政治，即學生未能獲準在國恥紀念日（5月7日）上街游行，而實際上又是有人在借題發揮（學生甚至可以借口“國仇未報”無限期罷課）。魯迅出面調停，他在1924年5月21日的日記上記載：“晚以女師校風潮，學生柬邀調解，與羅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續至者僅鄭介石一人耳?！保ā遏斞溉返?5卷，513頁）風潮漸歇，是不是說明在雙方僵持階段，楊蔭榆的分配方案暫緩實施？后來楊蔭榆在財務上受到指責（“欲飽私囊”），這就是起因了。魯迅作為教育部官員、女師大兼職教師，愿意居間調停，說明他并不完全站在學生一邊，而學生的背后，還有那些要求“盡數支配”庚款的教師。

1924年暑假后，女師大新的最高立法機關評議會經改選成立，反楊的人稱之為楊蔭榆的“御用會議”。俄國庚款應該如何分配，仍要由新的評議會作出決定。從《女師大風潮記事》可以看出，女師大的小學主任和附中主任（現在稱校長）也入選評議會（“又如小學主任，及附中主任，亦無充選評議員資格者，然彼輩盡盤踞本校，把持一切”，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248頁），這是至關緊要的信息。兩位主任是不是原教育部指派董事會董事？看來楊蔭榆依然想實現她所理解的公正：通過新選的評議會體現教育部對公立大中小學一視同仁的精神，分配俄國庚子賠款時惠及附中附小教師?，F在各種關于女師大學潮的書寫，都從1924年11月楊蔭榆開除遲到學生說起，半年之前楊蔭榆履職后的第一次危機被省略。庚款分配的余燼，只要外面有一陣風吹來，還是會復燃，旗號卻是新的。某些教員不能與楊共事，就會伺機反撲，而后起的事件，無非可資利用，絕非主因。如果當年女師大賬目齊全，庚款如何發放是值得徹查的。滿足張澤垚等人要求，楊蔭榆有可能買得一點人心；附中附小教師也沾濡俄款，那么楊蔭榆與反對派教師結怨更深，非去不可。

楊蔭榆1925年8月9日向教育部移交賬目時女師大賬簿上還有二十萬三千九百五十四元（見北京師范大學檔案館所藏“抗戰前北京女師大檔案”，全宗號2，卷號3。筆者無法查實女師大是否另有債務），數目大得驚人，或說明庚款因對立雙方意見不統一加上接連不斷的學潮難以分配，只好“按置不發”。這筆資金留在賬上，足以招來大禍。女師大教育維持會及校務維持會在當年11月30日女師大“復?！焙?，立即致函教育部，除了匯報經過，還想要接收女師大的財權：“據聞?？罴皩W生膳宿等費，早于數日前私自攜走。似此卷款潛逃，應請貴部即日追究，并嚴令該胡敦復迅將校務?？?，全數交由本會接受。又此后本大學應領各款，并請貴部逕交本大學維持會正式領收。”（《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326頁）這支隊伍頭腦清醒，口中高喊正確口號，眼睛也盯著會計室。女師大（此時的國立女子大學）賬本上的盈虧不是秘密，運動的主使者之一易培基還有各種私人的支出要在公家的賬上報銷。

1926年3月4日，新的女師大選出清一色男性校評議會，名單中有我們已經熟悉的張澤垚，小學主任和附中主任因無充選資格，自然被排除在外。校長易培基為議長，未參評。當選教授十一位，除了許壽裳和魯迅兩位教育部官員（兩人已在1月17日復職），九位評議員中至少七位（馬裕藻、鄭奠、陳啟修、林玉堂、徐炳昶、趙廷炳和戴夏）系北大教授，另兩位評議員為文元模、張澤垚。（《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339、340頁）

教育部意見終得尊重

魯迅《新的薔薇》（1926年5月23日）里有一條趣聞：“‘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薄遏斞溉返奈暮笞⑨尫Q：“關于教育部和教育界為‘蘇俄的金錢’發生糾葛，1926年5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經費困難，特向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此時李石曾、徐謙和顧孟馀遭通緝，余文燦、查良釗為中方委員）借撥十萬元，并擬將此款按照預算平均分配給北京國立大學、公立中小學、教育部及其分設機關。而當時北京大學等國立九校教職員則反對這種分配方法，認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因而和教育部發生糾葛?！保ā遏斞溉返?卷，312頁）

這條注釋做得很好，我們似曾相識。九校教職員反對教育部分配方案，道理很簡單：參與分配的學校、機構越少，他們自己能分得的數額就越高。大致上同樣性質的“糾葛”，我們已經在討論楊蔭榆與部分教師的分歧（即是否應該一并照顧女師大附中附小教師的利益）時見識過了。一國政府的教育部并不是只為“專門以上學?！奔锤咝７盏模判＝搪殕T卻不愿意公立中小學分享俄國庚款，以大欺小，讓人心寒。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里推重的“幼者本位的道德”（《魯迅全集》第1卷，137頁）恰是這些長者所不備的。大學可以輕賤中小學，正如自矜學問的名教授在敵機空襲時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應該優先躲進防空洞。

奉軍駐京期間，俄款資助北京教育界的計劃反而實施順利，國立九校（1927年8月合并為京師大學校）的附設中小學也能領到俄款，說明教育部的意見終于得到尊重。這有點出人意料[詳見《京師大學全體教職員聲明俄款仍舊撥付各科部并無協助軍費致全國教育界通電》，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830、831頁。余文燦、查良釗擔任委員后，與俄方委員商定每月撥付俄款十二萬五千元協助國立九校，后統一為京師大學校，直至1930年年終]。

南京政府1927年4月18日成立，北京（后改稱北平）不在其統治范圍，俄款支配權已經丟失，國民黨大為惱火，“抨擊蘇方人員專做‘示惠宣傳’功夫，對‘棄’款濫行把持‘處理’，‘動輒掣肘’，即以其已嚴重違背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于1928年10月采取行動，擯斥蘇方委員，改組中俄庚款委員會，并即行派定由蔡元培、張人杰（靜江）、李煜瀛（石曾）3人重新組成管理俄款委員會”。此時李石曾甚至公開表示，委員會“不準俄國參加”。李石曾所看重的是自己手中的權力，而非北京教育界的實際需要。中俄庚款委員會于是名存實亡。

1934年國民黨政府決定，蘇聯“拋棄”的庚款余款悉數繳歸國庫，委員會就此消失（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79頁）。國民黨在北伐勝利后，起初還堅持“庚款興學”的口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1928年5月）通過三個庚款興學的法案，正式決定將比利時、意大利和蘇聯庚款充作教育基金（許文果：《論全國庚款董事會的庚款興學活動》，《教育評論》2010年第3期，122至125頁。那次會議通過的三個法案分別是庚款興學委員會組織大綱案；擬指定俄款發行庫劵作為教育基金案；擬指定比、義款發行庫劵作為教育基金案）。最重要的方案（《指定俄款發行庫劵作為教育基金案》）未能實現。

大學教授與財權誘惑

中俄庚款委員會在黃郛內閣集體辭職、讓權于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之日（11月24日）正式成立，是李石曾、徐謙等國民黨在京主要人物與加拉罕密商的結果。蘇方委員為伊諾爾，中方委員為蔡元培和徐謙，蔡元培任委員長，因蔡元培缺席，由李石曾代理（《庚子賠款》，359頁。此事似未征得蔡元培本人的同意。顧孟馀也曾代理委員）。三位中方人士均系國民黨要員。中俄庚款委員會僅設委員三人，其設立之日，就有故意排斥段祺瑞執政府的動機。

黃郛

黃郛臨時攝政內閣完成兩件大事，一是將溥儀逐出紫禁城，設立清室善后委員會，二是加速籌備《中俄協議》所規定的各種會議，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中俄庚款委員會，確保支配權留在國民黨手中。當時再次出任外交總長的王正廷推動中俄會議，不遺余力。甚至可以說，黃郛內閣的外交除此之外別無內容：

黃郛攝政期間，王正廷熱衷于中俄會議，加拉罕也積極配合，會議似乎開幕在即。11月6日雙方決定：中俄會議定于18日上午開幕，加使希望解決如下問題：俄庚款委員會之華委員人選；移交俄東正教教堂產業事宜；停滬之俄船三艘移交事宜，王氏允飭主管司實時辦理。7日，王正廷前往蘇聯使館祝賀蘇聯國慶，商議進行中俄會議。一時之間，中蘇邦交頗形敦睦，然不久又有延遲之傳言，報載：“王正廷擬赴津與張作霖及段征中俄會議意見?！苯Y果因段、張有意見，蘇方主稍緩。15日，王正廷、加拉罕會晤，加使表示無論何時均可開會，唯為免除奉天方面同時亦有開會之舉，故須預為疏達妥洽。王、加均派人到天津與張作霖接洽。17日，外交部頒布中俄會議會務處（取代中俄會議辦事處）辦事細則，主任為嚴鶴齡。20日，在外交部開內部會議，向王正廷報告前“中俄會議辦事處”辦理界務、商約、東路、賠償、外蒙各項俄事經過紀要。[《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 240、241頁]

此前數日（11月15日），張作霖和馮玉祥在天津緊急會議，領銜通電全國，公推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24日就職，組織臨時政府，但是這一天也是中俄庚款委員會成立之日。加拉罕和王正廷心照不宣，他們必須確保委員會的工作不受段祺瑞的干擾。王正廷能在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一切部署，確實神速，他是在為國民黨爭取財權。

段祺瑞組閣時任命唐紹儀為外交總長，唐未就任，沈瑞麟署理，第二年2月21日任總長。外長易人，中俄會議又遭耽擱，但是最為棘手的《中俄協定》《奉俄協定》關系問題終于解決。1925年1、2月間，在張作霖的配合下，《奉俄協定》作為附件歸并《中俄協定》，3月12日段祺瑞批準兩個協定所規定的會議合并舉行。此刻地方與中央對外一致，也是難能可貴。為了保持對外政策的連續性，執政府將王正廷由上海召回，督辦中俄會議，鄭謙會辦。8月26日，中俄會議開幕式舉行，此時離協議簽訂已近一年三個月，但是加拉罕很快回國，未見得對會議寄予厚望。真正緊要的六個專門委員會（已改為商約、債務、路務、界務、航權、特務）一直到11月28日才陸續開會，同時北洋政府籌備多時的北京關稅特別會議正在艱難進行之中。到1926年夏（奉系軍隊已在這一年4月入駐北京），這六個專門委員會的會議一一宣告失敗。

1924年4月，女師大一部分教師在討論俄國庚款的分配時，一心要把附中附小的教師排除在外（“但己之有獲乎”），他們所缺乏的公正無私的風度也就是張東蓀、嚴復所說的“經理阿堵物之道德”。新任校長楊蔭榆無視評議會偏私的決定，甚至重組評議會，結果引火燒身。到了1926年5月，人事代謝，又有一筆俄國庚款可供北京教育界支配，奇怪的是國立九校教職員依然拒絕分潤公立中小學。他們與教育部生出糾葛，重復了張澤垚等女師大教師與楊蔭榆之間的沖突。

中國知識界不能妥善處置“阿堵物”，爭吵（美其名曰“斗爭”）背后往往有“阿堵物”或“一宗款子”在作怪。魯迅1929年6月19日要李霽野提防高長虹、向培良的暗算[“長虹和培良大鬧，爭做首領，可見大概是有了一宗款子了（大約目下還不至于）。希留心他們的暗算?！薄遏斞溉返谑恚?87頁]，高、向兩人并不是例外，這是最可嘆的。貧窮并不是主因。張東蓀曾如此批評自己所屬的階層：“中國的知識階級最沒有互助的道德和團結的引力。從道德方面看去，中國的知識階級，實在具有許多的不道德[,]比不上其他的階級，例如中傷的競爭，自慢的輕狂，黨同伐異的私見，顛倒是非的謠言，趨炎附勢的無恥，以及其他等等?！保ㄕ虑澹骸肚寮久駠鴷r期的“思想界”》下冊，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802頁）可能是言重了，不過討論北京二十年代的政治，還不得不考慮庚子賠款退還款（尤其是俄款）以及由此產生的利益、財權誘惑扭曲大學教授行為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