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前后，關于中國人口增長放緩、少子化、生育意愿等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最受矚目的問題之一是中國人口增長放緩對國家和社會發展潛在的影響。但除了人口與經濟的宏觀角度，反觀家庭本身，中國的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正在經歷何種變化? 在新的人口轉型中，我們又是如何言說家庭？

自新世紀初開始，一種新的家庭主義開始在中國興起。這是一種家庭利益大于個體利益的價值觀。但與傳統家庭主義不同，新家庭主義已不再圍繞祖宗崇拜，家庭利益也不再是光宗耀祖、傳宗接代，有了一種全新的成功標準。這種新家庭主義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更延伸影響到更廣泛的社會關系和道德取向，且越來越與國家發展緊密關聯在一起。

今年3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教授閻云翔編輯出版的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倒立的中國家庭：21世紀早期的代際互動和新家庭主義》），輯錄了多位國內外學者關于中國家庭代際關系的研究，并從“新家庭主義”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國家庭變遷。此次訪談，閻云翔談及為何近20年來，家庭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急速上升，以及為何在當下的國家話語中，家庭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同時，透過“新家庭主義”的框架，閻云翔分析了中國近年來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變化，并探討了“雞娃”等圍繞家庭問題的社會現象的成因。最后，他談及新家庭主義與民族主義和物質主義一同構成個體化的2.0版本。

一、 “親子一體”的“新家庭主義”，個體成功不夠，一定要家庭成功

澎湃新聞：你在2003年出版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談的主要是個體的崛起、重視個人幸福、實用性的個人主義等。而今年你編著出版的《倒立的中國家庭》一書中，主要觀察到的是一種新的家庭主義，也即家庭利益先于個人利益的現象。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發現這種變化？

閻云翔：2003年那本書出版后，我更多開始關注社會轉型和道德變遷的問題，并發現了個體化這個更重要的趨勢。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的個體化》（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我主要談了兩方面：一是延續之前的脈絡談個體的崛起；二是談社會結構的個體化，也即90年代制度性變革后，國家從社會福利的承擔中撤出，要求個體承擔更多的責任。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明顯出現了風險社會的特征，現代化自身產生的種種問題和風險正在改變政府和社會的行為方式。社會結構的個體化將這些風險轉嫁到個體頭上，既不公平也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例如，食品安全問題事關整個生產運輸營銷諸多系統，但我們最終的解決方式是非常個體化的，比如，大家開始分享如何自行辨別造假或有毒的食品，比較有條件的人開始到有機農場購買食品。個體只能憑借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來規避這些系統性的風險。但這個過程中，少數人的優勢加劇了在獲得安全食品上的不平等性。

個體怎么應對系統性風險一直是我很關心的問題。無論是歐洲的福利國家，還是改革后的中國，個體化之所以受到國家的制度性支持，就是因為很多風險被轉嫁到了個體身上，減輕了國家的負擔。處在風險社會中的個體，被要求自己面對、解決這些系統性的風險，但又找不到能幫他們克服這些問題的資源，最后只能找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這使家庭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從2015年左右，我開始研究家庭在社會生活中重要性的上升，而且觀察到很多新現象，例如“孝順”的重新定義：老年人放棄了對子女 “順”的權威性要求，而年輕人會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和關心，就是“孝而不順”。

所以我一直緊密跟蹤的其實是中國的個體化進程。中國個體化經過20多年的發展，現在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我稱之為個體化的2.0版本。

澎湃新聞：你近年提到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下行式家庭主義”（Descending Familism），也即將全家的資源集中在子輩、孫輩身上，例如現在夫妻雙方傾全家之力來照料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也是中國家庭一個重要的變化。如果我們與其他國家做橫向對比，什么樣的社會更容易出現“下行式家庭主義”？

閻云翔：簡單說來，曾經有過傳統家庭主義的社會容易這樣，例如意大利、墨西哥等。另一種可能性是古典個人主義的缺席使得自我的界定是深陷在關系之中，尤其是家庭關系中的。這里有必要指出，我們對個人主義的理解有偏差，只強調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完全忽視了個體的自主、自立、尊嚴和與他人的平等關系等等。所以，我認為古典個人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社會得到正確理解和傳播。

近幾十年來，雖然很多國家也出現了代際關系的加強，有祖輩照料孫輩的現象，但跟我們的情況有很大區別。例如在美國，祖輩的支持和階層、種族有密切關系，背后是教育資源和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祖輩支持在非裔群體中一直存在，因為父親缺席的家庭很普遍。再如，單親白人家庭遇到困難的時候也會需要祖輩的支持。

在美國這種個人主義占主導的社會，隔代撫育絕不是普遍的情況更不是道德化的常態。祖輩的幫助是雪中送炭式的救急措施，在有需要時提供，一旦困難解決就會停止。但在中國，祖輩照料是普遍現象，甚至變成了一種道德義務，如果有祖父母拒絕這樣做，輿論會認為他們沒有盡到責任。

有必要說明，我僅在2015年左右使用過“下行式家庭主義”來概括當時的研究結果，但是很快我就改用“新家庭主義”的概念。后者包括前者的內容但同時又涵蓋若干新的發現。有別于祖先中心的傳統家庭主義，新家庭主義下的家庭生活中心和各種資源從祖先向后代轉移，特別是流向孫輩。要強調的是，資源下行不僅指物質，更重要的是精神，包括情感和生活意義兩方面，都轉移到子代、孫代身上。

這一方面導致“父系”的弱化，例如孩子可以選擇跟母親姓。另一方面，代際之間的親密關系大大增強，出現了“親子一體”的認同。近20年來的中國，代際、親子之間的親密關系超過了橫向的夫妻親密關系。例如，父母包辦離婚的現象；子女鬧離婚，最后和好了，父母反而堅持讓他們離。這是因為子女在身份認同上離不開父母，而父母反過來也認為子女就是他們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新家庭主義語境下的子代反哺和青年困境也值得我們重視。80后一代的許多個體在過去的十年中陸續承擔起養老育幼的雙重責任，成為“三明治”中的夾層，至關重要但也幾乎不堪重負。除了熟知的盡孝之外，子代反哺還包括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兩方面幫助老年父母適應不斷加速變化的當代世界。2020年疫情爆發將老年人的新困境和子代的新責任都凸顯出來。另據媒體報道，不少90后青年也開始居安思危，既考慮如何照護終將老去的父母又擔憂自己未來的養老困境。他們看到自己的父母為照顧祖父祖母而不得不作出許多自我犧牲，在開始理解體諒父母的同時，也對自己的人生未來多了些前人未有過的焦慮。當看到豆瓣網上居然有多個年輕人建立的“養老互助”小組并討論他們如何頤養天年的策略時，我頓時感到心中一沉。養老這些事情本不應該這么早就進入年輕人的視野。顯然，新家庭主義絕不是單行道，而是十字路口，對許多人而言甚至是迷宮深處。所以，下行式家庭主義的概念早已過時，必須放棄。

在新家庭主義下，個體的成功還不夠，一定要有家庭的成功。而且一個家庭是否幸福、成功，衡量標準是非常物質主義的。就連我們剛剛提到的年輕人擔憂養老的問題，大家說來說去，最終的結論還是要掙錢，拼命多掙錢！微信朋友圈等新媒體的發展，也使這一點不斷強化。大家一個普遍的焦慮是，總在看自己的家庭生活是否達標。所以要曬出漂亮的妻子、成功的老公、優秀的孩子。孩子的成功之所以越來越重要，也因為這是家庭成功的標志。而家庭的成功變成了你個人成功的重要標準。換句話說，新家庭主義下，個體的身份認同越來越融于家庭團體中。

澎湃新聞：今天的中國，一方面，代際間的親密關系越來越強，但另一方面，當父母開始更多介入兒女的婚姻、甚至戀愛和離婚，育兒，把本來很私人的親密關系、情感關系，轉化成了可以精密計算的家庭項目。你如何看待中國家庭親密關系中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

閻云翔：這個矛盾在傳統家庭主義里基本不存在。傳統的家庭是純粹的功能性團體，親密關系要盡量被壓抑，不能高于家庭中的等級和紀律。新家庭主義中親密關系的重要性上升了；但同時，家庭的功能性又沒有消失，而且因為社會結構個體化的挑戰，家庭的功能性甚至更重要了。

所以家庭就變成一個必須要理性經營的項目，需要有經營策略，齊心協力達到目標。其實不光是父母介入子女的人身大事，反過來也一樣。比方說黃昏戀，基本就是父母受到子女的牽制和干涉。子女干涉的理由其實就是財產，擔心父母的財產（其實也是整個家庭的財產）被騙走。這時父母又變成了子女要經營的項目。

新家庭主義下，理性經營家庭項目和家庭內的親密關系是有矛盾的，家庭幸福和個人幸福之間也是存在張力的。處理這些矛盾要求人要有技巧。所以我們現在的心理咨詢越來越盛行，而且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家庭關系。這些家庭關系的技術性指導也讓家庭顯得更像一個精心經營的項目。

澎湃新聞：在當下中國，很多引發人們焦慮的問題都跟家庭有關，例如最近被頻繁談論的 “雞娃”。你如何看待近年來中國社會對于家庭問題越來越強烈的焦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閻云翔：我記得十年前，我一個美國學生的中國朋友，留學一年后回國探親，他父母對他很失望，因為他沒有變得像他們認為的美國孩子那樣有主見。當時我的學生說：孩子又不是項目產品，你怎么可能想讓他變成什么樣就變成什么樣呢？從他的角度看，無論變與不變，我就是我，不可能永遠按照父母期待的方向變化。

父母的這種想法發展到今天“雞娃”這樣的焦慮程度，國內的討論認為原因主要是階層下滑的擔憂。但階層下滑在美國也是一個被頻繁談論的話題，只是他們談論的焦點跟我們不一樣，大多是講自己工作機會的減少，但很少為自己孩子將來如此焦慮。

我記得在電視劇《小舍得》里，有天晚上，南儷和她老公在散步，說，我們女兒是不是上不了我們這樣的大學，那是不是就找不了我們這樣的工作，是不是就不可能買到我們這樣的房子，過上我們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擔憂不是多數美國人經歷的，這是新家庭主義價值觀框架下的階層下滑恐懼，不但要擔憂自己，還要擔憂孩子20年后的未來，很大程度擴大了需要焦慮的范圍。實際上父母現在為孩子20年后做的準備不一定有效，但在單一的賽道上只能無休止的競爭，結果就是成功標準不斷提高。十年前興趣班是彈鋼琴，現在變成馬術和冰球，興趣班之間還產生了鄙視鏈。而且這不是讓孩子純粹出于興趣選擇，學得怎么樣沒關系，而是一定要有一個成功的結果。

《小舍得》劇照

另一個原因是，很多父母在利用孩子的成就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小舍得》里的田雨嵐有一句話：“只有子悠出人頭地，我才能揚眉吐氣”。作為媽媽，她一直在為兒子而活，為老公而活，最終只有孩子出人頭地，她才可以揚眉吐氣。

還有一個居功甚偉的因素是新家庭主義環境中的物質主義標準的攀比。更糟糕的是大家都用單一化的生活理想來界定成功標準，只有一個賽道，也因此加劇了競爭。這背后的原因還是回到了個人主義缺席的問題。

澎湃新聞：家庭資源從祖輩向子孫輩轉移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套以孩子為中心的“正確”的家庭范式。這種范式不但影響了家庭，也影響了更廣泛的社會關系和結構。在這種范式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有何變化？女性如何被這種范式規訓？

閻云翔：我們可能還是要區分女性群體中代際的差別。例如，這種范式總體上是增強了年輕女性的話語權，在育兒方面做得好的女性，話語權比她們的丈夫要更強一些。所以從這些方面看， 這似乎把年輕女性放在比較有利的位置上。但仔細分析，這更多的是傳統“母以子貴”的現代延伸。如果一個媽媽在育兒上達不到家人的期待，她可能就不會有那么強的話語權。

我們可以預見，育齡女性所承受的道德壓力會有所增加。最有可能的就是動用一元化的觀念，從家庭、國家的角度，強調婦女生育的道德性。這樣會對女性有很大的壓力，來自男性中心主義的敵視或不友好態度也有可能會得到額外的道義支持而加強。值得整個社會反思的是，為什么有些年輕人會做出不婚、不育或少育的選擇？除了生活方式轉變之外，現實生活中那些已經超出個體應對能力之外的系統性問題，例如歧視育齡女性的就業市場、家庭福利政策的短板等等，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二、人口轉型下，家庭更多元還是更保守?

澎湃新聞：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中國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已從2010年的3.10下降到2.62，且是在中國2015年開放二孩生育后。這意味著中國家庭規模縮小，家庭結構也在變化，例如單人戶和夫妻戶增加。這會沖擊“新家庭主義”嗎？中國社會有無可能發展出對多元家庭的想象和包容？或是會被維護傳統家庭范式的話語反噬，走向更保守的方向？

閻云翔：從邏輯上講，導致新家庭主義興起的原因不是家庭規模縮小或者第二次人口轉型的其它因素，而是個體化、社會風險等社會結構因素。如果這些結構性因素不會發生逆轉，新家庭主義的趨勢也不會有太大變化。家庭結構簡單一般會增強家庭內的親密關系。兒女與父母之間物理距離的擴大，甚至可能導致情感依附的增強。如果我們在一個風險社會不能獨立自主，有自己的活法，如果絕大多人都只有一種活法，這種活法又只能通過親友的支持才能實現，那新家庭主義就不會減弱。從現在看來，新家庭主義還是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起作用，不會受人口政策和家庭規模變化的影響。

中國目前家庭結構的變化，會否走向對多元家庭的包容，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對于多元化的容忍程度。如果沒有對不同的活法的接受和包容，那么在家庭規?？s小、人口減少的情況下，原來主流的家庭模式就會越來越變成剛性的要求，就會走向保守的一面。而新家庭主義自身的邏輯，是傾向于有一個正確的家庭范式的。說到底這是一個集體主義或者群體主義的價值觀體系，它要求個體隸屬于家庭；而不是那種認為家庭是個體選擇如何實現自我的方式之一的個人主義價值觀。

另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邏輯來講，社會主流價值觀有一種對多元化的恐懼。這其實就是對于秩序變動的恐懼，因為多元意味著有可能失去既定的單一評判標準和等級安排，對于那種安于現狀的人而言就是亂，所以害怕。

澎湃新聞：新家庭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家庭被視為個體的庇護所。但實際上我們看到，隨著家庭規?？s小、人口老齡化，獨生子女一代已面臨養老、育兒的雙重壓力，如果是單身或丁克家庭等，甚至無法指望家庭作為最后的保護網，家庭作為庇護所的作用是否在減弱？

閻云翔：這個幾乎是可以預見的一個趨勢。所以現在國家的家庭福利政策至關重要。如果要維持健康的人口規模，保持人口活力，就要減少大家對于家庭負擔各方面的擔憂，這些擔憂又是系統問題，不是個體能解決的，只能由國家層面通過政策、社會制度，還有健康有力的社會來解決。

過去十年里，國家其實出臺了很多政策，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方說新農保，在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問題國家確實有效解決了。但總體來看，強政府弱社會的模式依然如舊，資源過分集中，政府承擔的義務過多。在現代化風險面前，社會和政府應該是維持國家這個大房子穩定的兩條腿，如果壓力全在政府這條腿上，政府的負擔就會不斷增加。但如果社會更多元化，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幫助處理不同的問題，而且這些組織可能是跟市場結合在一起，甚至帶動市場，這樣又增加了市場這第三條腿。真正遇到風險，三條腿的結構肯定比一條腿好。

三、中國個體化的2.0版本：新家庭主義，民族主義和物質主義

澎湃新聞：你提到，近幾年“家庭”頻繁出現在官方話語，并且與國家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為什么家庭和國家的聯系會被反復強調？

閻云翔：讓我從個體化角度回答你這個問題。我認為，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制度變遷，中國的個體化現已進入新的階段，我權且稱之為2.0版本。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體驗中，個體化2.0的版本包括三個核心組成部分：新家庭主義，民族主義和物質主義。

個體化1.0版本的主要特征是國家通過制度性的改革，推動個體承擔更多的責任，增強個體的競爭力，以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欲望和追求被正當化。這是個體從傳統家庭、集體主義脫嵌，進入市場的過程。正在浮現的個體化2.0版本中，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已經建成，亟待化解的主要矛盾變成個體再入嵌的問題；目前，再入嵌是通過新家庭主義和民族主義解決的。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由于個體化要求個體承擔更多責任，以個體奮斗的方式解決系統性問題，也由于社會機制的持續弱化，個體在尋求再入嵌資源時發現只有家庭才是不離不棄的保護傘，于是才有新家庭主義的興起。但是，新家庭主義無法為個體提供私人生活領域之外的庇護更不能產生社會意義。民族主義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民族主義雖然不能解決個體的衣食住行問題，但可以使得個體與他人建立一種公共性紐帶，大家共同再入嵌到現代民族-國家這個超大共同體之中，獲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滿足感。

如此再入嵌的結果導致一種悖論式的個體生活體驗。許多人對個人發展前途不樂觀，覺得工作、生活壓力很大，而且無論如何奮斗，實現自己愿景的可能性都不大。于是，坊間才有關于“內卷”“躺平”的討論。但另一方面，人們對國家、民族的大前景充滿希望，強烈感受到中國崛起帶來的興奮和榮譽，并因此而進一步增強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個體越是感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孤立無助就越是要強化新家庭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求自保，至少獲得心理情感方面的滿足。這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在個體化2.0版本中，新家庭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應對個體化挑戰的同一回應方式的兩個方面。這種回應方式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家國天下的文化傳統，也是路徑依賴的結果。

現在的社會更像一個“家國的社會”。傳統文化中，皇權和宗族社會是有張力的?，F代社會也一樣，如果每個人都太看重家庭利益，就會忽略他作為公民的義務。強調家庭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統一，家庭夢想和國家夢想的統一性，實際上是借力于傳統儒家的家國同構的話語來加強國家在個體化2.0中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是個體再入嵌到家庭中，另一方面可以保證家庭之上不會再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形式橫亙于個體和國家之間。通過家庭，個體被嵌入國家這個超大共同體內。

連接家和國的是物質主義。私領域中，通過消費主義實現家庭的夢想和幸福感很重要。同時，物質主義把個體重新劃入不同的階層，人們以物質主義的標準為自己界定在社會中的位置，例如擁有多少財富、住在什么地方、能給孩子什么樣的教育等，通過這些標準來找到跟自己身份相似的人群，以此界定自己的身份認同。公領域中，擴大內需、發展消費經濟，是國家富強、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方式。國家的發展也是靠物質主義的標準衡量，例如GDP。從物質主義的角度，在很多年輕人看來，整個國家前途充滿希望，特別是近些年跟西方國家做比較的時候，在很多方面顯示出中國特有的優勢。依據傳統文化中小我服從大我的邏輯，個體很容易接受只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大我充分發展之后，小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的話語，并通過物質主義理想的實現將家與國同構化，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樣，“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如果對比歐洲，西歐、北歐已進入了后物質主義階段，人們并不通過追求生活中的奢侈性界定自己的身份，反而開始追求簡樸的生活方式，同時在反物質主義的方向展示自己的個性。這就是生活方式的政治。這些方面，我們的2.0版本還沒有顯示出任何新的征兆，絕大多數人仍覺得財富積累遠遠不夠。但隨著通貨膨脹、社會攀比標桿的上升，你永遠達不到“財富自由”。而每當有零星反物質主義的跡象出現，如“躺平”的話語，主流話語總是擔憂，擔憂中國會變成日本那樣的低欲望社會。這意味著我們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上，也覺得財富還不夠，還要努力拼搏，因而很難反思現有的被物質主義所綁架的生活方式。

物質主義與新家庭主義、民族主義似乎正在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個體生命體驗閉環，自下而上地共同支撐著個體化的2.0版本。

（本文英文版首發于Sixth Tone，原標題為：The New-Style Family Values Underpinning the ‘China Dream’，中文版內容有調整增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