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中，伊朗作家阿扎爾·納菲西講述了一個秘密閱讀的故事；在《我所緘默的事》中，她講述一個動蕩時代的伊朗家庭的秘密故事。維舟和張念在《我所緘默的事》（外研社，2015年8月版）的讀書會上，從伊朗的宗教革命講到女權運動，提供了從一個更開闊的角度了解伊朗。不妨從這里進入作者的語境：1979年之后，伊朗宗教立法，宗教法開始管著世俗法了。你可以想象這樣一種生活氛圍嗎，有這樣一個女人，她總是遇到一個人就問：你的婚姻有愛嗎？

為什么說《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是非常值得一談的事情

維舟：我先交代一些背景，首先我們作為中國人，為什么要看伊朗的小說，或者說伊朗人寫的小說？其實伊朗有很多情況和中國不無相似。這個女性作家的家世非常顯赫，她爸爸在1960年代是德黑蘭市長，媽媽是前代國王的后人，又是伊朗最早的六位女議員之一。在伊朗國內，納菲西一家是屬于上流社會的。伊朗是中東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可以把伊朗大致想像成中國的民國時代，就是一個快速現代化，但是又亂糟糟的一個年代。與此同時又給了人們很多自由，當時的伊朗女性相對來說是很開放的。

但是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有一點像中國的1949年，那個時候生活當中發生了很多的變革。納菲西這兩本書是從自己的家庭變遷來折射整個大時代，大概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時間。另外一本是《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這本書出版的更早。在整個歐美西方地區，這種族裔文學比較盛行，比如可能是在英國的孟加拉人寫的小說（例如莫妮卡?阿里的《磚巷》），或者是在澳大利亞的越南人寫的小說（例如黎南的《船》），在美國的伊朗人寫的小說，他們各自折射出自己的一些經歷，當然這些作品可以給人帶來一些對于某些時代以及個人命運的一些思考。納菲西實際上是1955年生的，到1979年她在海外留學完之后回到伊朗，伊朗當時正經歷伊斯蘭革命。她回到伊朗之后，在德黑蘭大學教書到1997年，德黑蘭呆了大概18年后才去的美國。

所以她的很多個人經歷來看，應該說是相當的現代派，也是相當西方化的，她在西方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她的一些女性的觀念我覺得是相當解放的，比如說對戴面紗的象征意義，她在這方面持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反抗觀念。《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里寫的是她當時組織的閱讀活動，在那個年代的背景下，這件事情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在哪里呢？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力量介入到方方面面的時候，它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公共空間是萎縮甚至是沒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么說《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是非常值得一談的事情？關鍵詞是“德黑蘭”，而不是說“讀《洛麗塔》”。因為在德黑蘭這個環境下——作者在《我所緘默的事》中也提到過——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她們把私人空間變成公共空間。比如說邀請一幫朋友到家里來，我們自己的家變成了電影院，變成了戲院，或者是變成了一個咖啡館，一個沙龍的會館等等。

她就把私人空間給公共化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和藝術充當了非常重要的抵抗力量。所以她把這些反抗的東西給結合起來，如果說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文學和政治是沒有這方面的政治意義的，沒有反抗的色彩。但是正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有很多在我們看起來不太可思議的事情，比如有宗教檢查、道德檢查，比如說女孩子沒有戴面紗出去逛街會被抓起來，女人穿牛仔褲這是違法的事情，包括家里打撲克、唱歌，電影也是不可以看的，因為電影上有很多的偶像——電影在沙特阿拉伯也是違法的，該國曾經發生過好幾起火燒電影院的事情。

不要老想著facebook，就說和伊朗很親近，還有一個更加親近的是，這兩個國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為自豪

張念：接著維舟老師的話題。我們知道的伊朗，娛樂肯定是禁止的。我有朋友去伊朗回來告訴我，伊朗在晚上9點之后，他們所有的商店都要關門。然后女孩子9歲嫁人，一夫多妻制。我今天還特意到淘寶輸入“伊朗”兩個字，伊朗是不可以有店的，任何的貨品不可以從伊朗出來，全都在迪拜，少量的伊朗的特產比如說玫瑰油，這是我唯一和伊朗身體經驗上的聯系，我使用過他們的玫瑰油，非常好。沒有娛樂、沒有淘寶、沒有卡拉OK，這些都沒有。聽起來我們好像應該慶幸，我們在中國完全和伊朗是不太一樣的。

真的是這樣嗎？實際上我非常佩服這位作者。納菲西的這兩本書，甚至無法歸入某一種類型。她所做的就是一種記錄，我把這兩本書稱之為納菲西作為一個流亡者的一種記憶檔案。對于這種記憶檔案，我們也不陌生，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回憶過去（的作品），比如說像章詒和他們寫了很多。但是納菲西她的這種角度特別獨特。我讀了之后，甚至我會產生一種身體上痙攣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找到我們當代中國的一些生活經驗予以它共證的秘密通道。

這些秘密通道在哪里？我試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覺。比如納菲西的一種天然的女性主義意識，我覺得這不能說是接受了西方教育就有女性主義意識，這種性別立場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天生的一種天賦和能力。它不是意識形態的，也不是說有一個集權在壓制我們，甚至她也不關心審查制度，她關心的是什么？是她特別獨特的女性視角。這些女性視角都是從日常經驗出發。我覺得這些日常經驗也可以稱之為文學，我們說是文學虛構的，實際上不是的。她的名字叫納菲西，在納菲西的世界里文學就是現實，她形成了一種對問題自有的提問方式。

比如說，在伊朗這樣一個非常宗教的地方，1979年之后，它的宗教法管著世俗法了，宗教立法。在這樣一個非常保守的宗教社會當中，你可以想象這樣一種生活氛圍，有這樣一個女人，她總是一遇到一個人就問：你的婚姻有愛嗎？她老是喜歡問你的婚姻有愛嗎？她的這種習慣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反感。哪怕是同樣從英國回來的納菲西的閨蜜都不能接受她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她老是問別人，“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真的喜歡他嗎？”這是一種納菲西的日常用語。這種日常用語天然就有一種我稱之為“文學政治”的立場，這是性別的。

還有一點，我把鏡頭再拉遠一點，伊朗的歷史實際上和我們中國人的歷史，像剛剛說的，是類似的。這種類似是什么呢？比如說伊朗是1905年就開始憲政和共和了。你看和我們中國的時間是比較接近的。然后就有他們稱之為“白色革命”的事件，大概是在1935年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這個國家正式從波斯改稱為伊朗。你們不要老想著facebook，就說和伊朗很親近，還有一個更加親近的是，這兩個國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為自豪，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古老文明和傳統而自豪的這兩個國家，會有一種共同的文化反應。比方說，你在談愛情的時候，是不是過于西化？你講的“民主”是不是美國式的民主等等，這些話語我們是非常熟悉的。那在伊朗，他們以同樣的語氣在說同樣的話：“為什么人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你認為不一樣？”“你是不是接受了美國的西方價值觀？”像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今天還會有，我們還會被這樣的質疑所包圍。我想這樣的一種相似性，可能就是基于自己古老文明的一種自豪。

我們看電影《一次別離》，那電影非常的感人，因為這里面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他們就是被生活的煩惱所糾纏，他們不快樂，但是他們的道德上沒有任何的問題。那問題出在哪里？你看那個男主角說，我不愿意去美國，他也沒有和妻子有太大的價值觀的不同。他妻子說我要到美國讓孩子有更好的教育，這就像我們今天很多的年輕人為了孩子移民美國一樣的道理。但是男主角有一個堅持他的理由是“我是波斯人”，注意他沒有說“我是伊朗人。”

在伊朗的今天還有這種古今之爭，就像我們的“國學熱”一樣。實際上在心理層面上，我們和萬里之外的遙遠的伊朗是非常接近的，我們的漢語讀者更應該讀懂當中的微妙的東西。所以他們稱之為白色革命，實際上他們已經進入現代化了，伊朗當時開始大量的經濟發展，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入。這很像我們改革開放之后的鄧小平時代，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大量的現代化，然后整個社會更加世俗化。比如說，改變婚姻法，規定女孩子18歲結婚，以前是9歲就嫁人，白色革命實際上是巴列維王朝下的一種現代化的革命。所以實際上伊朗的精英階層是更早、更全面地接觸西方，當時他們都是出國留學的。

宗教革命之后，伊朗仍有最強悍的女權力量

維舟：在中東地區和中國有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它當時經歷過一種我認為是“反動”的革命。比如說土耳其也是一樣的，土耳其曾經在凱末爾時期曾經有一段時期是有過西方化的現代化時期。伊朗的第一代領導人和凱末爾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比較世俗的，而且他們對于宗教采取了一種非常蔑視的態度，像凱末爾酗酒、打撲克，這在伊斯蘭教來看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是在那一段時間的西化和開放的這個浪潮之后，然后又來了一個反撲，在土耳其的很多女性也是這樣的，到后來變成了經歷了現代化之后，他們又退回去了，女性開始自愿戴起面罩來了，這就好像往前進了兩步又往回退了一步。

張念：對，像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更加保守了。我覺得在伊朗大量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后，它的軟件沒有跟上。納菲西的父輩和自己的成長階段都是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剛剛講到的巴列維王朝，他們領導人的這種自信是建立在波斯文明的基礎上，反而對現代化是猶豫的。因為真正的自信應該是一種開放的心態，你看他GDP也是常年保持在10%-12%以上，但是有一點，就是集權和一黨制。你們可以開淘寶，你們也可以娛樂，女人不用戴面紗，可以喝咖啡、紅酒，和我們現在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在政治上是一黨制的，是家長制的。這就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彈。1979年的時候伊朗革命，當時所有的西方知識分子都說，這是趕走了一個暴君。沒有想到，后面霍梅尼來了之后，這是不可想象的。我覺得歷史就好象是科幻的一樣，沒有一個歷史理性的邏輯。

還有一點就是讓我非常吃驚的就是說伊朗的女權運動。因為現在女權運動，包括女權學術的主要話語方都是在美國，所以我們很少聽到伊朗的女權運動。我看到納菲西寫的一些背景之后，我非常的感動，伊朗人有最強悍的女權力量。為什么是強悍？因為伊朗的女性在為女性爭取權利，哪怕是想摘下面紗的權利都是以生命為代價的。這是非常恐怖的，我在中國說我是女權主義者，我在伊朗女權主義者面前我是羞愧的。她們非常勇敢，她們曾經在白色革命期間為女性爭取權益，后來到保守勢力反撲的時候，所有的女權主義者被裝在麻袋里面亂石砸死。因為這些保守派認為，為女性爭取權利的女人是不潔的，我連刀和槍都懶得碰你，就把你悶在麻袋里，用石頭砸死。但是這樣并沒有嚇到伊朗女人，今天為女性爭取權利的女權分子依然還在運動。包括納菲西為了保護她的學生，她的書里面用的都是化名，因為她們的斗爭還在繼續。

所以說我們在這樣一個維度上，這樣一個表面開明的、現代化的（社會），看似擁有一切的人對自由的感受是不是真實的？我覺得納菲西作為一個文學教授，她才是真正的一個偉大典范的文學讀者。什么意思呢？你看她曾經說過：我們設法活在開闊的空間，活在已成為我們保護殼的起居室，和屋外審查官——審查官我們不陌生，我們依然還有審查官——這個妖魔世界所形成的漏洞，這種縫隙是什么？我們常常說，我們閱讀，我們在接觸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往往以為我在讀一本文學作品，這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安娜這樣就死掉了，比如說我讀艾瑪，我為她感嘆一下，說這個女人很作。

不是這樣的。在納菲西身上，體現出的是個人把閱讀作為一種行動，就是你讀了一本作品，你的閱讀有沒有在你身上發生一種循環，這是一種能量的循環。而不是說我有可能看一個小說，打發時間，然后我合上書了這一切就和我沒關系了。如果說閱讀在德黑蘭，在缺乏自由的社會當中，閱讀是一種冒險活動的話，納菲西的作品就是告訴我們，在閱讀冒險之中的生存守則。如果說閱讀一種冒險的活動，納菲西在書里給我們提供了兩個非常典范的生存守則。你看艾瑪也是，我們知道福樓拜的艾瑪也是被閱讀“毒害”的，很多人覺得艾瑪每天在修道院里面讀羅曼史，對生活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實際上不是的，我覺得艾瑪非常棒。在19世紀的艾瑪雖然死了，但是她死得很健康，健康的女人被福樓拜宣判死刑，因為福樓拜寫的是是一種像手術刀一樣冷酷的東西，這是文學的政治。她們必須死，她們必須作為一種悲劇的力量去指引人。如果說沒有死的話，19世紀的女人在哪里？全都得是精神病，去找弗洛伊德去了，壓抑和精神分裂。

如果說你讀了一本小說，它觸動你了，你不想成為書中的那個人物，你就會成為精神分裂。《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這個書名本身就是是一句句子，我們來看在這本書里納菲西選的幾部作品。納菲西通過《洛麗塔》考驗自己身上的自由意志，她對性別天生敏感，不是因為她受西方教育而產生的一種敏感，這種敏感是與生俱來的。

她讀了奧斯汀之后，老是見人就問：你結婚了，你們有愛嗎？我們去參加人的婚禮問到這個問題是很尷尬的。她只能自我宣稱有愛。那么實際上這個事情發生在她自己的身上，比如說在她的第一次婚姻當中，她沒有大談那些觀念，什么女性要自由、解放，要選擇自己的愛人。她自己是從精英家庭出身的人，本人也是一個大美女，肯定有眾多的追求者，當一個男人向她結婚的時候，基本上她覺得這個男人也沒有什么缺陷，她甚至會想到簡?奧斯汀小說當中的某一個男主角。這就是文學，你不要以為你和文學沒有關系，當你接吻的時候，你腦袋里面肯定想著某一個文學片斷。這就是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嘛，當你寫情書，你如何向對方表達你的愛情的時候，肯定背后有一個文學的形象，或者是在你的潛意識里支撐你這樣做。她就把自己放在簡?奧斯汀的角度去看，她第一次新婚之夜的性行為是失敗的，這不是觀念，而是她的身體抗拒。在描寫她的第一次新婚之夜，她說她就感覺自己像被強暴了一樣。

“又一個有才華的女性被浪費了”：國家的歷史在個體身上發生的沖突

維舟：我們可以反過來想一下，假如說納菲西這樣一個人，她作為一個女性意識非常強烈的知識精英分子。假如說她的生活沒有這些文學作品可以讀，那她會變成一個什么樣的人，可能對她生活而言是無法想象的，因為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撐來源。

其實叛逆本身是一個自主意識比較強烈的表現。她為什么叛逆呢？她的爸爸雖然有婚外戀但也是因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她的爸爸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爸爸；她的媽媽性格上有點專橫、很難相處。但是她從她媽媽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影子。她媽媽是國王的后裔，家世十分顯赫，由于從小所受禮節的約束，在她媽媽看來，放縱自己去享受快樂是一種罪惡，所以她對自己不是很誠實。她的媽媽在跳舞上是很有天賦的，可是她不跳舞，因為她很驕傲于自己克制自己的能力。這些東西就導致女兒有點叛逆的傾向，因為納菲西覺得應該誠實地對待自己的生活。

納菲西在書里面反復提到一句話，就是她媽媽的閨蜜經常會說到一句話“又一個有才華的女性被浪費了。”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在當時的伊朗，有一些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她發現沒有辦法繼續這樣的生活、在當時相對來說比較保守的情況下，很多人認為一個女性，比如說你受到了一定的教育之后，你還繼續深造的話，通常來說或者因為你長得比較丑，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他們有這樣的觀念。他們會認為如果說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她就會變得放蕩，是有這樣的社會輿論。有很多人明明是相當有天分的，但是她沒有繼續成長，而是去嫁人了，所以她的才華很早就被浪費了。這類似于中國傳統上所說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有的人受到了良好教育之后，主動選擇了傳統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納菲西非常反感的事情。

而且當時伊朗的社會環境可以說對于她們這一代人來講也是比較掙扎的。你可以把她們這些人的個人生活看成是這個國家的歷史在自己身上發生的沖突，這種傳統和現代、西方和東方的沖突出現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另外一本書《我在伊朗長大》，后來被拍成動畫片，這本書和納菲西的作品其實有點類似，也是一個伊朗女性寫的。她在伊朗本身是一個比較西化的女孩子，但是在奧地利留學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畢竟是來自于一個“連接吻都被視為性行為的東方國家”，所以她就覺得自己和西方的同學在一起，不是很自在。她有一段時間非常痛苦，最后她回到伊朗之后，和納菲西一樣，她一開始也是一個不幸福的婚姻，最后才找到幸福。

這里頭有很多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女性主體意識怎么樣確定的過程。而且這代人為什么會經歷這么多的痛苦和掙扎，我覺得也是因為她們是從傳統的桎梏當中解脫出來，首先開始承受這種雙重壓力的。而且怎么講呢，也是因為伊朗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劇烈的變革，就像急轉彎一樣。我們現在印象當中的伊朗都是比較傳統的神權政治國家。但是在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一個非常西化的國家。

可以這樣說，就是美國在二戰之后，曾經有丟掉過三個重要的國家。在美國曾有一個著名的爭論，就是誰丟掉了中國（Who lost China），但不止是中國：1949年丟了中國，1959年丟了古巴，1979年丟了伊朗。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中東僅次于以色列的一個非常親美的國家，然后從一個親美國家突然之間變成了中東地區最反美的國家，這是非常急劇的轉變，其實和中國1949年的轉變差不多。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美國和這三個國家都有差不多二三十年關系非常差的時期，和古巴的關系也是前幾年才剛剛好轉一點。你能夠想象，在這種變化當中，對人的精神狀態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我覺得有一點值得思考，這兩本書都是由女性來書寫經歷，為什么是女性呢？這是很特別的，我后來想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在引導這個社會的結構當中，女性的作用非常特別。納菲西的爺爺這一脈是伊朗的一個少數派叫謝赫派，不是主流的什葉派。納菲西后來的丈夫又是屬于巴哈伊教的，一個在伊朗被禁止的異端教派，經常被鎮壓。所以納菲西雖然出身名門，但她的多重身份都是邊緣的身份：女性、少數派、異端。也是因為這種邊緣的身份，她才更加敏感地感受到主流的壓力。社會的自由度都是取決于這個社會對一些邊緣群體的影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可能更加敏銳地感受到這種改變，包括她的爸爸，突然之間從市長莫名其妙地被關到監獄里面去，關了30多個月才出來。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女性可以從自己不同的境遇下認識到自己的身份。她可以感受到這種認同感，或者是對自己的主體意識有更強烈的感受，我覺得對她來講文學和閱讀是一種必需品，生活當中如果說沒有這些東西的話，真的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情，完全荒蕪了。

精英階層第二代，怎樣反省上一代知識分子的虛偽

張念：我覺得納菲西的這種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她整個在厘清她更像爸爸還是媽媽，這對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她一直觀察她的母親，她母親也有王族的血統，是第一位國會女議員。但是她說她母親仇視這一切，不是說去把這個事情當成事業，她是為了展示自己。她是為了一種虛榮心或者是感情用事。比如說她不懂政治，她有一些非常小女人的東西，非常小女人的那種意氣用事的東西。比如說她具體寫到一個政治事件，因為她母親的失誤，搞得她父親很難收場。比如說送她的女兒去英國讀書，她認為就好象是買了一個LV包，她說你看我們家女兒和你們家女兒不一樣，就是為了展示一下，她送女兒去英國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優越感。包括她還觀察她從政的父母，她說她的父母親一方面鄙視有權利欲的人，討厭權利、野心和貪婪。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是足夠自信的，因為基于自己對道德的自信，他們有那種“我應該擁有權力，因為總比其他更差的人擁有這個權力更好”的感覺。因為當時伊朗的現代化改革，同樣也是腐敗滋生，和中國的腐敗滋生是差不多的，包括連慈善基金、補貼，補貼到老少邊窮的慈善救助基金都有人貪腐。所以她父母親另一方面又覺得，我自己雖然處在權力網當中，但是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他表現出了他父母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虛偽性。我覺得這是女性主義的眼光，她是別樣的視角，她不做正判斷，不做對錯，不是站在某種立場上，她是活生生地和生命照面，她是有憐憫之心的，對人的困難竟如此的敏感。這樣的一種基調我是非常欣賞的。

維舟：她寫出了人身上普遍的困難和矛盾性。我覺得這是人物描寫非常好的技巧，而且她也敏感地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中東作家，就是薩義德寫的那本《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當中寫到他的家庭的狀況，他們也是少數派的，薩義德的名字就是一個西方人的名字，在埃及這個絕大多數信伊斯蘭教的國家當中他們家卻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們是比較特別的，他們有特殊的身份，就像是自己國土上的“內部流亡者”，我覺得這對他自己的身份和政治的認同都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包括他的書名《格格不入》，處境上跟納菲西的狀況有相似之處。也因此，這樣的人他們可以看出人身上的矛盾糾結的地方。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納菲西的父母身上都有悲劇性的因素。她非常敏銳地察覺到這些悲劇在哪里——在很多時候那往往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張念：還有白色革命。因為他們家庭接觸的都是精英階層，都是文學批評家、教授、作家或者是報社的主編、外交官。他們那種莫名其妙的脆弱性、政治上的幼稚會不經意的透露出來，這個非常有意思。

維舟：她書當中也提到，在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這個神權國家，掌控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個是學術，一個是文藝這兩個領域。這兩個領域直到后來很長時間，仍然是世俗派的精英把控的領域。這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點，他們有自己一個特殊的圈子，這些精英在精神上不受神權政治的控制，也是因為這一點，成為和國家力量之間撕扯或者是爭奪的一個焦點。

張念：現在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