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醞釀靜安區與閘北區“撤二建一”的消息一出，立時成為街頭巷議的熱點。兩地只是隔了一條蘇州河，南面的靜安區固然一直是高大上地段（習稱“上只角”），但北岸的閘北區也并非一開始就是“下只角”的……

“華界工廠發源的大本營”

上海宋代成鎮，元代設縣，至明清時期，已被稱為“江海通津，東南都會”，成為江南地區相當繁華的城市，但是就城市空間來說，現在的閘北區，直到上海開埠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

“閘北”名稱的由來與吳淞江（蘇州河）關系密切。吳淞江是上海一條重要的水運航道。乾隆二年（1737年），人們在距吳淞江老石閘以西三里之處的金家灣（今烏鎮路橋西側，大統路附近）再建一座“新閘”。閘北即因在新“閘”之“北”得名，又大致以虬江為界，南部屬松江府上海縣，北部屬太倉直隸州寶山縣。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失敗后，依照《南京條約》的規定，英、美、法租界相繼在上海縣城以北建立并向外擴張。至1899年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最后一次大擴張以后，上海城市的幾乎所有膏腴之地都納入租界范圍，以至“上海”這個稱呼，亦幾成為租界的代名詞。

隨著租界興起，上海城市中心從縣城（舊南市區）北移，本來偏僻荒涼的閘北與租界相接。閘北紳商在租界擴張的刺激下，于1900年成立閘北馬路工程總局，自開商埠，進行市政建設，成為閘北城市化進程的起點。1908年底，滬寧鐵路全線通車，上海車站（“老北站”）站樓為三層高敞洋房，為當時全國最大、最壯觀的火車站，使閘北成為上海陸路交通的樞紐。

由于閘北地價低廉、交通便利，吸引工商企業紛紛入駐。至20世紀20年代末，閘北迅速發展為上海的一個重要工業區，已有較大工廠256家，為全市總數566家的45.23%，人稱當時的閘北為“華界工廠發源的大本營”。美國著名記者鮑威爾稱贊：“中國人自己的工業建設，無論在數量或重要性上，都超過了在上海的外國人，它們主要集中在鄰近虹口的閘北地區。”與此同時，閘北的商業也日具規模。大統路開設各類商店50多家，有“閘北南京路之稱”。閘北的人口也從1903年的不到3萬人增加到1920年代初的30萬人，成為華界人口最集中的區域之一。

工商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還使得閘北的范圍擴大，城區地位不斷上升。1923年，張謇提議閘北設縣，“足見閘北之發展”。雖然這一建議最終沒有變成現實，但實際上寶山與上海縣也難以再繼續共同管轄閘北了。1927年，上海特別市成立，閘北被劃為區，與寶山和上海縣在行政上脫離關系，這就在事實上確認了閘北城區在上海的重要地位。

此時，“閘北的前途似乎是寬廣的。寶山路和新閘兩個繁華中心東西相拱，閘北的北面有著大片原野可資開發建設。閘北沒有縣城那種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舊城區的錯綜復雜矛盾，它本來可以快速地、也比較現代化地向前發展，成為更繁華的新型市區。”

百日毀滅三十年成果

這樣美好的前景突然破滅了，閘北的現代化夢想硬生生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的戰爭災難扼殺。兩次淞滬抗戰，閘北均首當其沖。接踵而來的“一·二八”戰爭和“八一三”戰爭對閘北的破壞極為嚴重，從1900年開始的30年之建設成果竟毀于一旦！

1932年1月28日晚11時30分，日軍以保護日僑、執行防衛協定為名，首先進攻閘北天通庵車站等處，“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日軍飛機對閘北的房屋建筑群進行大規模的轟炸，共有103條里弄街坊、數萬間房屋被毀。尤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印刷企業之一”、坐落在閘北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在轟炸中房屋完全倒塌，館內機器全部燒壞。“三十余年來致力我國文化事業之基礎盡付一炬，物資上精神上之損失均極重大。”

整個一·二八戰役期間，日軍在閘北肆虐達28天。閘北的精華地帶幾成一片瓦礫。戰后前往探訪的記者發現，閘北“一月以前鱗次櫛比的市房，至今已無一完整之屋宇……寶山路西邊之房屋，盡若羅馬廢丘”。侵略者強加的戰火給閘北造成了巨大損失：人口傷亡達2.3萬人（占全市華界82%）；受損商號登記有4204家，工廠841家，經濟損失1.32億余銀元，占全市華界地區68%，為其他地區總和的兩倍。

但是，一·二八戰役雖使閘北遭受重創，但閘北尚未因此一蹶不振。《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閘北立刻開始了復興工作。可是，僅僅過了五年，在1937年的“八一三”抗戰中，經濟剛有起色的閘北再次成了日軍的主要進攻目標，共向閘北發起進攻136次，炮轟48次，飛機轟炸98次。

從租界的高處望去，可見閘北整日濃煙遮日，火光沖天，觸目驚心。老北站在日本飛機的反復轟炸下，“到處是累累的戰痕，（月臺）已經被炸成一堆殘缺的磚土，像一個被毀了的大墳墓”。經過80余日的狂轟濫炸，“閘北已成一片焦土，其破壞景狀，幾不能以筆墨描寫，炮彈與炸彈破壞之遺跡，到處皆是，舉目四矚，如地震后之景狀”。全區95%以上的建筑物變成了廢墟，除一處位于恒豐路、裕通路西側的“三層樓”外，幾乎找不到完好如初的建筑。已在一·二八中遭受重創的閘北絲業，八一三中再遭滅頂性打擊，工廠損壞率竟達百分之百！

耗費了三十年時間，閘北才由一片荒郊發展成繁盛的市區，卻在短短的百日（“一·二八”28天，“八一三”80天）光景就由市區變成了荒郊。日本侵華戰爭，將閘北的現代化建設全部摧毀，戰爭又導致居民的大量逃亡，到1938年初，閘北境內居民竟僅余120戶，580余口，這一年的春節，閘北“景象沉寂悲凄，恍若死城”。

向下沉淪的“棚戶王國”

“八一三”戰爭的破壞使閘北的元氣喪失殆盡。日軍占領閘北后，拉起了很多鐵絲網，將1300余畝的土地劃為軍用地，禁止居民進入。在日偽統治下的閘北，人口稀少，與尋常鄉鎮已鮮有區別。偽上海市政府聲稱閘北“雖原為工商薈萃之區，但戰后悉為焦土，情勢變遷，迄今人煙稀少”，“姑予列為乙等鎮”，退居真如、大場（甲等鎮）之后。

閘北如此情形，對日偽統治的形象十分不利。1938年以后，偽政府也有所謂恢復閘北繁榮的計劃。但復興閘北所需經費浩大，偽政府根本無力承擔。當時的《文匯報》即指出這是“緣木求魚，決難實現”。計劃落實下來的只不過是些面子工程，搭蓋了一些供災民居住的小棚而已，吸引了因“抗戰初起遭逢變亂，家室被摧毀于炮火，流離露宿風棲，備受艱辛”的蘇北難民紛紛遷入。

這些難民“半都露宿風餐，掙扎于饑餓線上”，只能搭建棚屋借以棲身，最后令整個閘北成了“棚戶王國”。在閘北諸多的棚戶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蕃瓜弄。蕃瓜弄東鄰今南北高架路，南接天目西路，西抵大統路，北靠滬寧、滬杭鐵路，總面積為6.05公頃。原本蕃瓜弄所在地是一個農村，村落名為姚家宅橋，后逐步形成街市里弄。到了1920年代，這里已成了閘北西南部的繁華地帶之一，有致富里、同德里、如意里、吉慶里等十七條舊式里坊弄，多為二層石庫門里弄，此外還有通和布廠、大中燭皂廠、海昌公所和經營糧食、香煙、木材、綢布和茶館等十余家店鋪。

然而在“八一三”期間，蕃瓜弄和閘北其他地區一樣慘遭日軍炮火的蹂躪，整個地區成了一片廢墟。之后，難民在廢墟上大建棚戶。蕃瓜弄棚戶很多是陸上住房最差那一種，人稱“滾地龍”，面積不過一張地鋪大小，用竹片、茅草建成，不堪風雨。

到1947年蕃瓜弄已有總弄4條，支弄25條，棚戶3800多間，臭水溝78條，居民約2萬，是上海人口密度最大的棚戶區。類似蕃瓜弄這樣的棚戶在閘北點連成線，線縱橫交錯，又變成面，尤其是其西部區域，棚戶有44613戶，占全區域60545戶的73.7%，蘇北人超過全體居民的60%。

大量難民涌入閘北，大建棚戶，形成“先占強定”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商企業、 醫院學校的重新進入，導致閘北經濟出現了“空心化”。截至1948年，閘北共有工廠42家，其中1930年以前有13家，但多一蹶不振；1938年以后新建的29家中小作坊、小工場有23家，全區惟一可稱得上有規模的僅7家。到抗戰勝利后全區僅剩中學6所（全市121所，占4.9%），小學43所（全市786所，占5.5%）。學校的缺失導致閘北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其識字率居于全市的末位。

抗戰結束時，時人感慨“見滬西紅瓦房屋，要增加十分之四，南市閘北黯無生氣，前之十里洋場則依然故我”。昔日的“華界工廠發源的大本營”已然變成“棚戶王國”。居民的赤貧化使閘北已經名副其實地淪為“下只角”，甚至因一窮二白的窘困處境，而被戲謔為“赤膊區”。

參考文獻：

1、張笑川《近代上海閘北居民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2、張笑川《閘北城區史研究1843~1937》，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3、蔡亮《近代閘北的蘇北人》，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4、高興華《新城興衰：近代閘北城市化研究1900~1949》，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5、上海社會科學院編《上海棚戶區的變遷》，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