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古典傳統 希臘—羅馬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中文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近日出版。普林斯頓大學亨利·普特南校級特聘歷史學講座教授安東尼·格拉夫敦說，“自六十多年前該書第一次出版后，它仍是希臘羅馬文學在后世的全部故事的最佳單卷本指南。《古典傳統》充分展現了這段千年歷史的復雜性：海厄特不僅描繪了古典著作如何塑造了后世的讀者，還告訴了我們中世紀及現代的作者如何利用古典元素創作出自己的獨特作品。”

哈佛大學約翰·科根校級特聘人文學講座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則認為，“與庫爾提烏斯的《歐洲文學與拉丁語中世紀》一樣，本書是古典學在20世紀中葉那個特定時代的一座豐碑，它飽含人文精神，立足保守態度，致力于復原遭遇納粹暴行后顯得分崩離析的西方文明。”

——這些評語聽起來，滿溢“西方正典”的氣息，那么，讓我們來看看哈羅德·布魯姆為這本書寫的序。布魯姆也用布魯姆的方式概括了海厄特這本大部頭的貢獻，“它提醒我們像蒙田和莎士比亞那樣回歸古典作品，尋找永遠必需的激勵。”

我今年 83歲，即將開始在耶魯大學全職任教的第 58個年頭。到了學術生涯的這個階段，我僅限于主持高年級本科生的小組討論，每個小組只有12人，以便有時間經常與個人面談。近年來，其中一個小組專注于莎士比亞，另一個專注于從愛默生到哈特·克萊恩的美國文學。

對稟賦較高的學生，我敦促他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就像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那樣（1947—1951年）。垂暮之年的我仍然感激導師艾布拉姆斯（M.H. Abrams），他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予了我鼓勵。還要感謝教我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古典學者們：弗里德里希·索爾姆森（Friedrich Solmsen）、哈里·卡普蘭（Harry Caplan）、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和戈登·科克伍德（Gordon Krikwood）。因為他們，我學會了深入閱讀荷馬、柏拉圖、雅典劇作家、品達和希臘史學家，還有維吉爾、盧克萊修、賀拉斯、奧維德等拉丁語詩人。

在當今數字時代，學習古典語言甚至英語史的學生相對寥寥。指望出現不同情況不切實際，這種悲哀的現實促使我為吉爾伯特·海厄特的《古典傳統》作序。

我在 1949年海厄特的書剛出版時就讀過它，它的明晰和詳盡讓我受益匪淺。兩代人的時間過去了，我剛剛重讀本書，覺得它仍然是無價的。

海厄特在開篇斷言，我們的世界是“希臘和羅馬的直接精神后裔”。這種說法在六十年前可能就不完全符合事實，在 2013年更是很不準確。但我幾乎不覺得這是本書的缺陷，與書中的論斷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繪的英、法、意、西和德語文學中形形色色的影響與聯系。他的學識淵博而透徹，他善于講得通俗易懂，又不貶低或過分簡化重要的文學想象作品。范圍的確是本書的長處：從但丁和喬叟到彌爾頓和蒙田，再到莎士比亞、歌德和浪漫派詩人，最后是詹姆斯·喬伊斯。

海厄特以艾略特為例，強調了古典傳統與個體天才間波瀾不驚的傳播。但艾略特本人的其他作品表明，文學傳承并不那么一帆風順。我承認自己對此感興趣，因為我一生都在講授和著述關于影響帶來的焦慮，關于后世作家創造性地誤讀前人作品，從而對其造成污染時的喜悅和痛苦。海厄特也許不樂意聽到他的阿卡迪亞牧場其實是雷區，不過他為研究影響過程的學生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我僅舉眾多例子中的一個：在描繪浪漫主義高峰時期的意大利大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伯爵（1798—1837年）時，海厄特寫下了這樣一段優美的文字：

與他關系最密切的古典作家是伊壁鳩魯主義者盧克萊修，后者相信人類的誕生和生命完全是意外，并沒有別的意義；自然對我們既不友善，也不懷有敵意，而是漠不關心；生命唯一有意義的目的是獲得平靜而安定的幸福，其途徑是適度和精心挑選的歡樂以及對宇宙的睿智理解。和盧克萊修一樣，萊奧帕爾迪也是唯物主義者；和前者一樣，他同樣贊美希臘神祇的魅力，盡管他知道事實上它們與我們的世界沒有真正的聯系；和前者一樣，他用吃驚和同情的目光注視著人類的激動和忙碌，就像我們注視著被墜落的蘋果砸中的蟻丘。不過，萊奧帕爾迪的結論是，由于生命是徒勞的，它只會造成殘酷的痛苦，死亡應該受到歡迎；而盧克萊修的結論則是，如果正確地理解和管理它，生命還是可以忍受的——這不僅是萊奧帕爾迪和盧克萊修的差別，也是許多現代詩人和幾乎所有希臘——羅馬詩人的差別。即使在希臘悲劇中，生命也并不是毫無希望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仍然包含了高貴和美。萊奧帕爾迪從未領悟到這個真諦，這也許要歸咎于疾病給他的身心造成的折磨。至少，他沒能有意識地領悟到這點。不過作為藝術家，他還是掌握了它。古典詩歌對他最大的幫助，或者說他的作品中最堪與偉大抒情詩人相媲美的地方在于，他眼中的悲劇人物具有雕塑般鮮明的輪廓，而在描繪它們時，他像希臘人那樣結合了深沉的激情和完美的美學掌控。

海厄特對萊奧帕爾迪的評價完全正確，但對盧克萊修的判斷過于積極，對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雅典悲劇的看法則犯了高貴的錯誤。事實上，盧克萊修甚至比萊奧帕爾迪更加消極，而雅典悲劇中的希望與《李爾王》和《麥克白》中的相當。不過，海厄特的淵博仍能啟發思考。他讓我回歸埃斯庫羅斯、盧克萊修和萊奧帕爾迪，盡管他本人不愿吸收他們強烈的消極。

我的研究生導師弗雷德里克·波特爾（Frederick A. Pottle）為詹姆斯·博斯韋爾寫過傳記，還是華茲華斯和雪萊專家。他教我對所有的文學學術作品都問一句：“這有用嗎？”按照這個來檢驗，海厄特的《古典傳統》是上佳之作。我擁有異乎尋常的記憶力，特別是對詩歌，但我的頭腦無法容納本書向我展現的重要文學傳統的整個龐大輪廓。在這個黯淡無光的時刻，它提供了可敬而持久的幫助。

此外，由于海厄特的淵深，它還帶來許多驚喜。在閱讀俗語歐洲文學時，你必須記住奧維德，他為喬叟、蒙田、馬洛、莎士比亞、喬伊斯和其他許多人提供了素材。荷馬、柏拉圖和維吉爾同樣如此，他們就像歐洲正典這塊織物中的紡線。海厄特展現了學者如何嫻熟地織成一張典故的掛毯，讓永恒的大師們一遍遍回歸。

最重要的是，海厄特證明古典文學的過去永遠不會消逝，盡管失去了很多，但仍有許多留存下來：

現代世界和古典世界的真正關系在更大規模上重現了羅馬和希臘的關系。這是一種教育關系。羅馬是富有而強大的，它的大部分財富和權力被用于感官享受——酗酒、競技、宴會、游艇、昂貴的家具和華麗的服飾。不過在希臘人的教導下，許多羅馬人也開始利用自己國家的財富和權力來讓每一位當時和后世的讀者擁有更有力和更敏銳的思想生活。他們至今仍被人銘記。我們記得某些偉大征服者和暴君的名字，比如愷撒、尼祿以及擊敗漢尼拔的某人（他叫什么來著？）。而除了那個用夜鶯的舌頭做菜，在黃金打造的熱水池中戲水的可笑形象，羅馬的百萬富翁早已被人遺忘。我們仍然銘記和贊美的是那些善于使用頭腦的人：比如那位自學成才的律師。在登上事業巔峰并出任國家最高公職后，他又用自己富于說服力的語調為人們解讀了許多最艱深的希臘——羅馬哲學思想；或者那個將羅馬人的全部歷程寫成希臘式英雄史詩，為但丁、彌爾頓、丁尼生、雨果和其他許多人帶去靈感的鄉下孩子；或者那位出生在貧瘠的南方，被節儉的父親送往希臘的奴隸之子。他回國后開始了文學生涯，首先寫的是鞭撻貪婪富人的諷刺詩，后來轉而創作表現有節制的歡樂和深刻愛國主義基調的詩歌，為數以十萬計的現代人帶去了愉悅，令他們為之著迷和受益。他們就是西塞羅、維吉爾和賀拉斯。在希臘人中，被我們銘記的包括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和亞里士多德，而那些富有、強大、奢靡和野心勃勃的人則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有思想和藝術得以長存。

在“結語”的這倒數第二個段落中，海厄特再次變得理想化，但讓我感動的是希臘與羅馬之間，以及二者與我們之間的“教育關系”。因為那正是海厄特這本大部頭的貢獻：它提醒我們像蒙田和莎士比亞那樣回歸古典作品，尋找永遠必需的激勵。

在我們的工作與時日中，我們能從何處找到意義？在不眠之夜和老年的痛苦中，人們尋找能讓自己滿足的東西。我經常獨自背誦沃爾特·惠特曼、華萊士·史蒂文斯或哈特·克萊恩的詩歌。但有時，更古老的記憶會涌上心頭，比如埃斯庫羅斯的合唱或品達的一段頌詩：讓含義變成意義的是多年來的悲傷，在更好的時刻也可能是詩歌本身的樂趣。

由于早年的希伯來式教育，我對古典傳統一直有種疏離感。教育減輕了那種疏離，但我對古希臘人追求卓越的好勝心，對致力于加強自身基礎的羅馬權威仍然心存隔閡。海厄特不太可能把我看做他的天命讀者，但在《古典傳統》出版六十年后重讀本書時，書中在記錄古典作品對西方文學之影響時的出色編排和細節仍讓我像當年一樣欽佩。我與海厄特只有一面之緣，但暮年的我仍然對他的學識和熱情心存感激。他的書仍然活著，并將繼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