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劉紹華回到了她的“涼山兄弟”之間。

十年前，當時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她，被“中國社會艾滋病情況”這個問題引向位于中國四川省的大涼山。她走進了涼山州的利姆鄉，一個從西昌還要坐十小時顛簸客車才能到達的偏遠山寨，在那里進行了一年的參與觀察。

2007年完成博士論文之后，劉紹華回到臺灣，就職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但是她忘不了涼山，一次次地回去重訪、記錄。她與當年的受訪對象保持著長期聯系，經常通電話，萬一對方不接電話就會禁不住胡思亂想、心急如焚。和許多優秀的人類學者一樣，她讓她的田野調查地點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這次回四川，正值她畢十年之力寫出的涼山諾蘇人民族志在大陸出版。她執意起了一個不怎么“學術”的書名——《我的涼山兄弟》?！拔沂冀K如一的初衷，就是涼山和我的諾蘇兄弟們的生命能廣為人知?！彼蚺炫刃侣動浾弑硎?。

這本結繩記事般的圖書，訴說了涼山諾蘇人在現代化浪潮中輝煌而又慘烈的青春探險。和許多人類學著作不同的是，它并沒有對諾蘇人特殊的文化習俗、風土人情展開全面而詳細的描述，而是將一切內容緊扣“現代性”展開。

“大部分民族學研究注重對于特殊族群的文化描述，可以說文化描述就是其研究的主要目標，但我不是，”劉紹華說，“我是跟著問題意識走的。因此，盡管與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相比，諾蘇人對于傳統文化的保留程度其實是比較高的，但我并沒有事無巨細地介紹他們所有的文化風俗，而是采取了問題導向式的書寫方式，盡量不讓文本內容溢出主題之外?！?/p>

《我的涼山兄弟》一書中，尋常的利姆鄉民住屋庭院，墻上掛滿黃澄澄的干玉米。

涼山的“現代性”

當代涼山的主要問題，一為吸毒，二為艾滋病，三為犯罪，四為貧窮。

在劉紹華看來，當今國際上流行的幾種解釋年輕人為何吸毒的理論（比如“社會排他論”或“獵奇式消費”），并不能全然適用于諾蘇年輕男子。他們的生活經驗由對個人自由的渴望和對“現代化”的渴望交織而成，而海洛因作為一種唾手可得的消費品，成為了諾蘇年輕男子眼中一種“現代性”的象征，吸食海洛因也成為他們展示“好日子”的一種方式。

他們吸毒還有歷史文化的淵源。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諾蘇青年初次接觸到海洛因時，他們稱它為“yeyi”，而這個詞在諾蘇語里原指“鴉片煙”。事實上，現代性對于涼山諾蘇人的影響正始于1910年左右引入此地的鴉片經濟。

當時的諾蘇貴族吸食鴉片并開展鴉片貿易，并借由此產生的豐厚利潤獲取大量槍支，具備了鎮守涼山林立村落的軍事實力，甚至一度扭轉了夷漢關系。時至今日，諾蘇的老人在回憶涼山種植鴉片的歷史時，仍會提到以往吸食鴉片象征著社會階層和財富地位；他們甚至會向劉紹華表示，抽鴉片的習慣讓他們維持了“健康活力”。這種族群對于鴉片的正面記憶，恐怕是海洛因在今天的涼山泛濫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毒品與艾滋病往往是一對相生相伴的社會毒瘤，在涼山也不例外。上世紀90年代，吸食海洛因在涼山地區所引發的艾滋病毒傳播達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2000年，英國開發總署與中國政府在涼山開展大規模的艾滋防治計劃（俗稱“中英項目”），其抽血檢驗的結果觸目驚心（在三個村落的初步篩檢中，艾滋感染的人口比例達到9.6%）。數年過去了，當地的艾滋狀況不見好轉；上至州政府官員，下至鄉衛生人員，私底下都認為這個“中英項目”徹底失敗。

在劉紹華看來，該援助計劃的失敗，證明了地方管理者缺乏相關的文化識能。

以人類學者特有的敏感，劉紹華還注意到，“中英項目”竟在無形中讓涼山村民將艾滋視為一種能夠牟利的疾病。在該計劃實施的前兩三年，向項目方報道登記的艾滋感染者，每逢年節都會收到50元左右的慰問禮金；如果參加衛生院的抽血檢驗和追蹤檢測，也會獲得5到20元不等的獎勵。

這些獎勵讓感染者認為艾滋病能帶來“特權”，甚至產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聯想。比如2005年3月，有一位艾滋感染者詢問從北京到利姆考察的項目官員：“艾滋病人可不可以有生孩子的優惠？能多生幾個孩子？”

在改革開放之后，越來越多的諾蘇年輕人流動到都市，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染指了偷搶扒竊等行為，還發明了“搶漢族，吃漢族，就跟圓根蘿卜一樣好吃”之類的彝族諺語。一方面，諾蘇人在當代中國的邊緣地位，使得他們容易淪為犯罪人群；另一方面，在劉紹華看來，這也與傳統諾蘇的男性認同和尚武精神一脈相承。

在過去，諾蘇人是習于“參戰旅行”的民族，標榜“雄武為男子之美德”，狩獵和武藝在諾蘇男子的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改革開放之后，諾蘇人依然看重男子氣概與勇敢精神，認為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有膽識走出大山、“探索世界”的年輕人。流動到外地被視為諾蘇年輕男性的當代“成年禮”；他們不論是通過合法還是非法手段掙錢，都能讓留在村里的人崇拜向往。諾蘇人并不介意年輕人在都市中做了“壞事”，也不介意他們坐過牢，甚至將勞改或勞教戒毒看成是難忘的探險或學習經歷；不少諾蘇青年在坐監時學到了彈吉他之類的技能，回村后還會得意洋洋地表演給親友看。

而毒品、艾滋病、犯罪，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第四個問題——貧窮——息息相關。事實上，包括劉紹華在內的許多學者都堅定地認為，貧窮，極端的貧窮，是涼山地區的根本性問題。

四川涼山，這些孩子由于父母貧窮、吸毒和艾滋病死亡，變成了孤兒，一起組成了“愛心班”。 人民網 資料

為什么涼山越扶越貧？

近年來，涼山作為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吸引了學界與媒介的關注。相關人士對于“涼山為什么這么窮”“為什么越扶越貧”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中一類頗有影響力的觀點是，那里的彝族人蒙昧未開、固守傳統、抗拒“現代化”。與此相關的一個背景是，國家政府在大涼山扶貧方面，投入的資金年年加碼，僅2010-2013年間就在10個扶貧項目中投入了83.65億人民幣。

而在劉紹華看來，上述觀點是無法忍受的?！斑@是一種污名化！說涼山人好吃懶做、好勇斗狠、忘恩負義、心術不正，都是對彝族的污名化；而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離譜的一種，就是說他們拒絕現代化！”劉紹華說，“這種種污名化，說到底，都是在繼續怪罪受害者，這種歸咎方式容易而廉價，而且毫無用處?！?/p>

劉紹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她的“涼山兄弟”對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絕不抗拒，恰恰相反，他們渴望發展、渴望富裕、渴望融入中國社會的主流。可惜他們追求經濟發展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條——到城市打工。于是他們成群結對、背井離鄉，讓鄉間村落里僅剩下了老人和幼童。可憐大涼山吸毒、艾滋病的老問題還沒解決，新的“空巢化”問題也來了，真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這次回四川，正逢大涼山因一篇“最悲傷作文”而被置于中國媒體的高光之下。

劉紹華表示，不管那篇“最悲傷作文”虛構與否，它所凸顯出來的問題絕對是客觀現實。在今天的成都街頭，她看到了許多涼山來的小孩子，在餐館門口向過路人群發放宣傳單；那每個孩子的背后，恐怕都有一個“最悲傷作文”所哭訴的故事。

“我問我的涼山兄弟，為什么把這些孩子也帶出來賺錢？他們難道不用上學的嗎？國家政府不是強制義務教育的么？他們跟我說，強制這種事情，罰點錢就好了。”劉紹華告訴記者。

在微薄的收入面前，下一代的教育可以忽視，那族群的傳統文化當然更容易被拋棄。此番與涼山兄弟重聚，劉紹華問其中幾個在成都發展得比較好的人：“你如果在這里扎根，那兩代以后，你的后代可能就不會說彝語了。那他們還是彝族人么？你對此在意么？”對方常常沉默不語。

他們只是馬不停蹄，往城市、工地、工廠前進，比前輩更有目標、更迅速地融入城市現代性之中?！霸谒麄兛磥?，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是第一位的，對此，我們當然無可厚非，”劉紹華說，“事實上，今天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幾乎都接納了那種發展主義的思路；只有占人群極少數的知識分子，才會哀嘆傳統文化的流失吧！”

然而，既為知識分子，就免不了書生意氣、憂國憂民。幾天前，在涼山美姑縣的彝族畢摩文化研究中心，劉紹華結識了一位納西族的學者。席間，那位學者酒醉后突然放聲大哭，他說：“這次來涼山，我見到了一百多位畢摩（彝族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維護者和傳播者）；而在我們東巴，只剩下幾位了。”

現代化發展是否必然導致傳統的凋零？少數民族是否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之根？——這是民族學者與人類學者心中的深切痛楚與永恒追問。劉紹華告訴記者，對于涼山彝族的未來，她“沒有辦法不悲觀”，因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要不繼續貧困、繼續沉淪；要不走向城市，走向“漢化”。在歷史的洪流中，邊緣的獨特性從不討好，這是世上眾多弱勢族群逐步被卷入現代性漩渦中的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