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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我對這個國家的公共記憶從1976年9月9日開始
本文發表于微信訂閱號“吳曉波頻道”,原標題為《今天是我的生日》。澎湃新聞“翻書黨”經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
父親大學畢業就從軍了,在他們那代人看來,報效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當兵。他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大學讀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到部隊后被分到炮兵研究所——當時的番號是207所,搞了十多年的重兵器科研。
母親是浙江紹興縣人,也是在上海讀的書,學的是船舶技術,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們就好上了,結婚后,母親也入了伍,同在一個所里。
1960年代的中國十分動蕩,部隊已算是避風港,但也隨著時局的突變而風雨飄搖。父親先是在福建的臺海前線拉練,“每天挖炮坑,填炮坑,瞄準射程。”兩年后,207所突然接到通知,整體搬遷到了江西南昌。緊接著,中蘇關系惡化,三線建設開始,207所又秘密北遷到山西祁縣的一個小山窩里。
母親就是在那個時候懷上我的。她身子從來就弱,外婆去世的早,自小是她的大姐把她拉扯大的,到臨產的時候,部隊正好北遷,大院里亂哄哄的,父親便把她送到寧波的大姐家。就這樣,我出生在寧波的一家郊區醫院,那是1968年的9月9日。
滿月的時候,父親要回部隊報戶口,這才想起,這個小子居然還沒有大名,大家琢磨了半天,也弄不出一個響亮點的名字,父親急了,說:“先隨便起一個吧,生在寧波,就叫小波,等長大了,再改。”在大寧波,有無數的孩子叫小波,單在媽媽大姐家——我后來管她叫大大阿姆——的弄堂里,就有兩個,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就這么一隨便,一直隨便到了現在。
到部隊報戶口時,管事的人為難了,生在寧波必須有醫院的出生證明,可是父親居然忘記開了,一來一回又要花錢,索性就撿方便的來。于是,直到今天,在我的戶口簿上,籍貫填的是廣東梅縣,出生地填的是江西南昌。
母親把我生下來,三個月后就急匆匆地回部隊了,我就養在大大阿姆家。從山西到浙江,路途遙遙,來回一趟就得花掉半個月的工資,舍不得。到我周歲的時候,父母又回來了一次,這才突然想起,一家三口居然還沒有一起拍過照,于是,手忙腳亂地跑到上海,找了當時最好的長征照相館,有了第一張全家福。
今天,這張照片被我放在隨身的小皮夾里。相紙已經泛黃,幾處斑點,我戴著一頂網格圖案的圓帽,手上握著一只小皮球,年輕的父親和母親穿著整潔的白襯衫,我們一起看著遠方,笑容自然,充滿好奇。現在,母親已經去了天堂,父親年逾七旬。
這些關于幼年的記憶,我都是零零散散地從家人嘴里聽來的,從來沒有人完整地跟我講過一遍,沒有人覺得這是重要的事。生命也許本就應該是這樣的,它很隨意地在時間的河床上流淌,沒有意外發生,便是極大的幸運了。
有一次看君特·格拉斯的回憶錄《剝洋蔥》,他說:“回憶像孩子一樣,也愛玩捉迷藏的游戲……你若纏著它,向它提問,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洋蔥剝了皮你才能發現,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寫著些什么:很少有明白無誤的時候,經常是鏡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謎團。”
與格拉斯那個“前后左右同時爆發了戰爭”的童年相比,我們這一代中國孩子看上去要平淡無奇的多,然而這顆洋蔥里,仍然充滿著戲劇性和時代的“反字”與謎團。從1960年代末到整個1970年代,平地而起的革命洪流裹挾著每一個人,意識形態的激進、國際關系的緊張與物資的短缺,構成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我的父親和母親,無疑是其中一對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與一個新生兒之間的那些快樂而無奈的往事,實在是太過于私人的殘缺留藏。
到六歲那年,我被領回到了父母身邊,那時,林彪墜亡,中美恢復邦交,時局貌似已經穩定了下來。到了祁縣,我第一次見到了已經兩歲多的妹妹,她躲在飯桌下,瞪著大眼睛,害羞地遠遠望著我。
我進幼兒班的第一天,就跟小朋友們發生了沖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打,正在上班的母親獲悉后,立即趕到了幼兒園,她像母老虎一樣地抓過領頭的那個男孩子,狠狠地扇了他幾個大后腦勺。那孩子的媽媽不干了,當天就在207所的大院門口貼出一張老大老大的大字報。我還記得那個景象,大字報前面都是人,母親領著我和妹妹膽怯地遠遠站著,我清晰地聽到她嘆了一口氣。
后來,母親在207所全體大會上做了檢討,我被幼兒園開除。我家在家屬宿舍四樓,窗口的下面就是幼兒園,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我趴在窗戶前看同齡的孩子們玩耍,看他們舉著長長的竹竿打棗樹上的棗子,他們都不跟我玩,因為我是“母老虎”的孩子。
接著就上小學了。207所太小,適齡孩子都去附近的三合村小學就學。從研究所到三合村,要經過一片白樺林,所里的大人說,在那里經常可以發現正在哭泣的小襁褓,附近村里的農民生下來后沒有錢養,就悄悄丟在那里,年輕的媽媽躲在遠處觀望,看到孩子被所里的人抱走,然后大哭而歸。
三合村小學是幾間非常簡陋的泥瓦房,教室里有幾個泥墩子,上面鋪一塊木板,就是課桌了。上課的時候,我就拿了鉛筆在泥墩子上挖地道、雕小兔子,我的早期美術自學應是在那時候開始的。
等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又生下了弟弟,家用變得越來越拮據,平日家里吃的主食是二米飯(糙米加小米)和窩窩頭,菜是土豆和腌白菜。只有到了生日的時候,媽媽才給做一碗面條,臥上兩只雞蛋。
二年級開學不久,就是我的生日了。記得那天,祁縣的天空瓦藍瓦藍的,坐在那里聽課的我,心思早飛到晚上的那碗雞蛋面里了。到了下午的時候,校長突然慌慌張張地沖進教室,急促地對著學生們喊:哭,快哭。
孩子們都懵掉了,不知道為什么要哭。兩三分鐘后,幾個女生先哭了起來,接著男生也開始抽泣,全班哭聲一片,我的心里正樂開了花,但看大家都哭,便也哼唧哼唧,居然擠出了眼淚。
又過了一會兒,207所的幾輛軍車開進小學,我們都被裝上車,拉到縣中心廣場。在那里,我吃驚地看到,滿廣場烏秧烏秧的都是悲痛欲絕的大人,黑布白字的大標語條遮住了整個天空,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著沉痛的音樂。
一直到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但清楚地意識到,一定發生了天大的事情,或者說,發生了天要塌下來的事情。我對這個國家的公共記憶就是從那個黑色的廣場開始的。
那是1976年的9月9日,我的八歲生日,毛澤東離開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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