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微信訂閱號“吳曉波頻道”，原標題為《今天是我的生日》。澎湃新聞“翻書黨”經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

父親大學畢業就從軍了，在他們那代人看來，報效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當兵。他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大學讀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到部隊后被分到炮兵研究所——當時的番號是207所，搞了十多年的重兵器科研。

母親是浙江紹興縣人，也是在上海讀的書，學的是船舶技術，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們就好上了，結婚后，母親也入了伍，同在一個所里。

1960年代的中國十分動蕩，部隊已算是避風港，但也隨著時局的突變而風雨飄搖。父親先是在福建的臺海前線拉練，“每天挖炮坑，填炮坑，瞄準射程。”兩年后，207所突然接到通知，整體搬遷到了江西南昌。緊接著，中蘇關系惡化，三線建設開始，207所又秘密北遷到山西祁縣的一個小山窩里。

母親就是在那個時候懷上我的。她身子從來就弱，外婆去世的早，自小是她的大姐把她拉扯大的，到臨產的時候，部隊正好北遷，大院里亂哄哄的，父親便把她送到寧波的大姐家。就這樣，我出生在寧波的一家郊區醫院，那是1968年的9月9日。

滿月的時候，父親要回部隊報戶口，這才想起，這個小子居然還沒有大名，大家琢磨了半天，也弄不出一個響亮點的名字，父親急了，說：“先隨便起一個吧，生在寧波，就叫小波，等長大了，再改。”在大寧波，有無數的孩子叫小波，單在媽媽大姐家——我后來管她叫大大阿姆——的弄堂里，就有兩個，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就這么一隨便，一直隨便到了現在。

到部隊報戶口時，管事的人為難了，生在寧波必須有醫院的出生證明，可是父親居然忘記開了，一來一回又要花錢，索性就撿方便的來。于是，直到今天，在我的戶口簿上，籍貫填的是廣東梅縣，出生地填的是江西南昌。

母親把我生下來，三個月后就急匆匆地回部隊了，我就養在大大阿姆家。從山西到浙江，路途遙遙，來回一趟就得花掉半個月的工資，舍不得。到我周歲的時候，父母又回來了一次，這才突然想起，一家三口居然還沒有一起拍過照，于是，手忙腳亂地跑到上海，找了當時最好的長征照相館，有了第一張全家福。

今天，這張照片被我放在隨身的小皮夾里。相紙已經泛黃，幾處斑點，我戴著一頂網格圖案的圓帽，手上握著一只小皮球，年輕的父親和母親穿著整潔的白襯衫，我們一起看著遠方，笑容自然，充滿好奇。現在，母親已經去了天堂，父親年逾七旬。

這些關于幼年的記憶，我都是零零散散地從家人嘴里聽來的，從來沒有人完整地跟我講過一遍，沒有人覺得這是重要的事。生命也許本就應該是這樣的，它很隨意地在時間的河床上流淌，沒有意外發生，便是極大的幸運了。

有一次看君特·格拉斯的回憶錄《剝洋蔥》，他說：“回憶像孩子一樣，也愛玩捉迷藏的游戲……你若纏著它，向它提問，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洋蔥剝了皮你才能發現，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寫著些什么：很少有明白無誤的時候，經常是鏡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謎團。”

與格拉斯那個“前后左右同時爆發了戰爭”的童年相比，我們這一代中國孩子看上去要平淡無奇的多，然而這顆洋蔥里，仍然充滿著戲劇性和時代的“反字”與謎團。從1960年代末到整個1970年代，平地而起的革命洪流裹挾著每一個人，意識形態的激進、國際關系的緊張與物資的短缺，構成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我的父親和母親，無疑是其中一對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與一個新生兒之間的那些快樂而無奈的往事，實在是太過于私人的殘缺留藏。

到六歲那年，我被領回到了父母身邊，那時，林彪墜亡，中美恢復邦交，時局貌似已經穩定了下來。到了祁縣，我第一次見到了已經兩歲多的妹妹，她躲在飯桌下，瞪著大眼睛，害羞地遠遠望著我。

我進幼兒班的第一天，就跟小朋友們發生了沖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打，正在上班的母親獲悉后，立即趕到了幼兒園，她像母老虎一樣地抓過領頭的那個男孩子，狠狠地扇了他幾個大后腦勺。那孩子的媽媽不干了，當天就在207所的大院門口貼出一張老大老大的大字報。我還記得那個景象，大字報前面都是人，母親領著我和妹妹膽怯地遠遠站著，我清晰地聽到她嘆了一口氣。

后來，母親在207所全體大會上做了檢討，我被幼兒園開除。我家在家屬宿舍四樓，窗口的下面就是幼兒園，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我趴在窗戶前看同齡的孩子們玩耍，看他們舉著長長的竹竿打棗樹上的棗子，他們都不跟我玩，因為我是“母老虎”的孩子。

接著就上小學了。207所太小，適齡孩子都去附近的三合村小學就學。從研究所到三合村，要經過一片白樺林，所里的大人說，在那里經常可以發現正在哭泣的小襁褓，附近村里的農民生下來后沒有錢養，就悄悄丟在那里，年輕的媽媽躲在遠處觀望，看到孩子被所里的人抱走，然后大哭而歸。

三合村小學是幾間非常簡陋的泥瓦房，教室里有幾個泥墩子，上面鋪一塊木板，就是課桌了。上課的時候，我就拿了鉛筆在泥墩子上挖地道、雕小兔子，我的早期美術自學應是在那時候開始的。

等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又生下了弟弟，家用變得越來越拮據，平日家里吃的主食是二米飯（糙米加小米）和窩窩頭，菜是土豆和腌白菜。只有到了生日的時候，媽媽才給做一碗面條，臥上兩只雞蛋。

二年級開學不久，就是我的生日了。記得那天，祁縣的天空瓦藍瓦藍的，坐在那里聽課的我，心思早飛到晚上的那碗雞蛋面里了。到了下午的時候，校長突然慌慌張張地沖進教室，急促地對著學生們喊：哭，快哭。

孩子們都懵掉了，不知道為什么要哭。兩三分鐘后，幾個女生先哭了起來，接著男生也開始抽泣，全班哭聲一片，我的心里正樂開了花，但看大家都哭，便也哼唧哼唧，居然擠出了眼淚。

又過了一會兒，207所的幾輛軍車開進小學，我們都被裝上車，拉到縣中心廣場。在那里，我吃驚地看到，滿廣場烏秧烏秧的都是悲痛欲絕的大人，黑布白字的大標語條遮住了整個天空，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著沉痛的音樂。

一直到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但清楚地意識到，一定發生了天大的事情，或者說，發生了天要塌下來的事情。我對這個國家的公共記憶就是從那個黑色的廣場開始的。

那是1976年的9月9日，我的八歲生日，毛澤東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