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在西王母祖廟所在地——新疆天山天池景區(qū)，包括陜西省作協(xié)主席賈平凹在內(nèi)的九名文化人身穿漢服，作為主祭嘉賓參加了祭拜西王母的典禮。

然而，賈平凹的照片在網(wǎng)上公布之后，遭到了大量網(wǎng)民吐槽。吐槽的要點有二：一、他的衣服穿反了，衣襟本來應該“右衽”，變成了“左衽”；二、他沒有留胡須，無論臉頰、唇上還是下巴，都是光禿禿的。

微博網(wǎng)友“慈心明了”甚至忍不住動手，用Photoshop軟件為賈平凹做了一個“鏡像”，并且修飾了一番。

左右衽的問題，本文不作討論。穿漢服究竟是否需要蓄須，倒是一個值得討論的有趣的問題。

這首先取決于你如何看待漢服。如果你像某些網(wǎng)絡亞文化群體那樣，把漢服看作與歷史毫無聯(lián)系、僅僅代表著某個小眾群體（如游戲圈、動漫圈、影視劇圈）審美趣味的文化符號，那么，只要能夠在該群體的主要成員當中取得認同，漢服怎么穿都可以，蓄須與否不過是無關緊要的小節(jié)。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漢服中的“漢”字坐實，與歷史上存在過的漢家王朝以及相應的制度、習俗乃至審美風尚相聯(lián)系，聲稱這是對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的話，蓄須與否就成了決定成敗的細節(jié)。因為，在古人看來，胡須雖小，茲事體大，絕對馬虎不得。

接下來，此文將探究這樣幾個問題：蓄須這件今人眼里的小事在古人看來究竟有多重要？古人之所以這么看，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沒有不這么看的古人？

作為生殖崇拜符號的胡須

關于胡須，遠古社會的先民早早地便認識到了以下兩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男性一旦具備生殖能力（也就是“成年”），就會長胡須；二、胡須具有強大的再生能力，除非把它連根拔起，否則，即便你把它刮掉，過不多久，它又會重新長出來。這樣一來，古人便自然而然地把胡須和生殖、生命聯(lián)系起來，形成“胡須崇拜”。

愛斯基摩女性就有胡須崇拜。她們從八歲起，就會在“面、嘴、手、股及胸”這些身體部分，模仿胡須的樣式，畫上一種叫作“黥涅”的紋飾。她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相信黥涅能讓自己多生孩子。（見林惠祥《文化人類學》）

而民俗學家江紹原在其名著《發(fā)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一書中，深入闡釋了科學尚不昌明之時，人們怎么看待發(fā)須爪（頭發(fā)、胡須、指甲）及其背后的原因。他指出，在古人看來，發(fā)須爪是人身之精華，“其中寓有人之生命與精力，故對其妥善保存于人身極有益處，無故傷損則危害甚大”。

世界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各種版本的創(chuàng)世神話非常明顯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在這些神話中，世界是由死去的創(chuàng)世者身體各部分變成的，毛發(fā)最后變成的，往往是草木、大地等極具生命活力、能夠不斷重生的事物。可見，在先民眼里，毛發(fā)象征著生命力的強弱，也就是生育、繁殖能力的強弱。

這種對胡須的生殖崇拜神秘化或者神圣化之后，就會跟人格掛起鉤來，進一步強化胡須的地位。性心理學家藹理士曾經(jīng)說過：“須髯的培養(yǎng)是因時代與文明程度而有不同的。但在未開化的民族里，培養(yǎng)的功夫最為精到；這種民族甚至于把個人的須髯認為與人格的神圣有關，不許侵犯。”（參見潘光旦譯《性心理學》）

以上所述，中國人并不陌生。我們最熟悉的創(chuàng)世神話是盤古開天辟地，盤古死后，須發(fā)恰恰就是變成草木。《孝經(jīng)》開宗明義就說，“身體發(fā)膚，受之于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對中國的古人來說，“孝”無疑是人格的核心部分，對胡須的妥善保護成了“孝之始也”，由此可以看出胡須之于人格完整的重要性。所以，中國古代民間許多關于胡須的禁忌，如不輕易剃須，不把剪下的胡須亂扔，理發(fā)、剃須需要挑選特定的日子，都可以上溯到《孝經(jīng)》。

有趣的是，中國古人對胡須的生殖崇拜，通過中醫(yī)理論的轉化，在中醫(yī)典籍中得到了傳承。

中醫(yī)理論體系以“陰陽五行說”作為基礎。根據(jù)這一學說，腎屬水，而須屬腎。腎水旺，則胡須濃黑茂盛；腎水虧，則胡須枯黃稀疏。換句話說，從一個男子的胡須多少，可以判斷他的生殖能力強弱。最早建立陰陽五行醫(yī)學理論體系的《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就說腎“其華在發(fā)”，《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柩》對此進一步闡發(fā)道，“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把代表男人精力的血氣與胡須長短掛上了鉤。

《黃帝內(nèi)經(jīng)》以后的中醫(yī)典籍，都繼承了“腎之華在發(fā)”這一說法，并加以發(fā)揮。以中醫(yī)典籍集大成者《本草綱目》為例，李時珍對長在面部不同位置的胡須作了詳細區(qū)分，說：“唇上曰髭，屬手陽明；頦下曰須，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髯，屬足少陽。其經(jīng)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少，則美而短；氣少血多，則少而惡……”

值得注意的是，歷代醫(yī)方都不乏以胡須入藥的記載，如《本草綱目》就在“人部”中列入了“發(fā)”和“亂發(fā)”。這印證了江紹原的觀點：“人與自身的發(fā)須爪的同感是有繼續(xù)性的，我們能使它們與人身分離，但不能斬斷那同感的關系。”也就是說，胡須就算離開了人體，也能繼續(xù)“寓有人之生命與精力”，一經(jīng)服用，就會轉為己有。

關于對胡須的生殖崇拜如何沉淀成為中國人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中醫(yī)是最佳例證。正是這種文化心理，為胡須發(fā)展成中國人的文化審美符號奠定了基礎。

作為文化審美符號的胡須

擺脫了原始的生殖崇拜色彩，轉而成為文化審美符號的胡須，往往被人們認為象征著陽剛、雄豪、魁梧的男子氣概，“須眉”也成了男子漢的代稱。《南史·褚彥回傳》記載了一個故事，山陰公主愛慕褚彥回，想要嫁給他，褚彥回拒絕了公主，公主說他“君須髯如戟，何無丈夫意”：你明明長了一副好胡須，怎么一點也不像個男子漢呢？這說明，在古時女子眼中，男子蓄須能體現(xiàn)大丈夫氣概。《褚彥回傳》說他“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更說明了胡須長得好，是男子外貌俊美、氣質出眾的表現(xiàn)。

這種審美觀，在典籍中處處都有體現(xiàn)。史書描寫男子外表，常常會特意提到“美須眉”、“美須髯”等生理特征。這方面有兩個最著名的故事。

一個故事出自《三國志·蜀志·關羽傳》。關羽對受降的馬超有點瞧不上，寫信問諸葛亮，馬超能和誰相提并論。諸葛亮回信說：“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意思是說，馬超文武雙全，確實厲害，好比漢初的英布、彭越，但他再厲害，也只能和張飛爭個高低，比你關胡子差遠了。《三國志》隨后補充道：“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因為關羽長了把好胡子，諸葛亮才叫他“關胡子”。這段史實經(jīng)《三國演義》小說及影視劇發(fā)揮，使得關羽“美髯公”的形象深入人心。

另一個故事出自《世說新語·容止》。曹操想要見匈奴使者，嫌自己長得太難看，就讓崔琰假扮魏王，自己“捉刀立床頭”。會見結束，使者離開后，他派間諜問匈奴使者，“魏王如何”。使者回答說：“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崔琰到底如何“雅望非常”呢？《三國志》說他“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可見，像崔琰這樣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的男子，是當時公認的帥哥。

再來看幾個歷史上的名人的外貌描寫。

漢朝的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須髯（《后漢書》）。

隋朝的楊素：美須髯，有英杰之表（《隋書》）。

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也長了把好胡子：體貌雄偉，美須髯（同上）。

唐朝的楊炎：美須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舊唐書》）。

宋朝的蔡襄：美髯須（《鐵圍山叢談》，宋仁宗也夸他“卿髯甚美”）。

明朝的張居正：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明史》）。

清朝的曾國藩：為人威重，美須髯（《清史稿》）。

從以上記載不難發(fā)現(xiàn)，從漢到清，近兩千年時間，胡須都和“英杰之表”、“體貌雄偉”、“威重”這些代表男性氣概的語詞相聯(lián)系，被當作男子外貌出眾的體現(xiàn)。

也正因為胡須代表著男性氣概，所以常常就被描述成帝王之象。《史記》提到漢高祖劉邦，說他“為人隆準而龍顧，美須髯”，《后漢書》描寫漢光武帝劉秀外貌，也說他“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這類描寫經(jīng)由司馬遷和范曄確認，幾乎成為后來歷史文本寫作的范式，于是，“美須髯”也就成為帝王的標配，象征著權力和地位。

不僅帝王需要“美須髯”，官員也需要。根據(jù)閻步克在《中古士族的容止欣賞與古代選官的以貌取人》一文中的研究，從漢代開始，官員選拔對外貌就有了要求，最基本的要求是“儀狀端正”，即容貌端正；“美須眉”則是作為“儀狀端正”的可操作標準，被用來選拔謁者、侍中、太常、大鴻臚這些官員。

這套標準淵源于先秦時期的貴族傳統(tǒng)和儒家傳統(tǒng)。先秦貴族特別注重男子的“容止”（外貌舉止），并把它視為一種教養(yǎng)，儒家經(jīng)典更是要求君子應該具備“威儀”。所謂“威儀”，指的是讓人既敬畏又愛慕的外表。所以，盡管史籍并沒有孔子蓄須的明確記載，在古代所有關于孔子的圖像當中，這位“大成至圣先師”都留了一把大胡子，只有這樣，才能凸顯儒家倫理所看重的“威儀”。

到了唐朝，考核、選拔官員的程序發(fā)展為“四事”，包括“身”、“言”、“書”、“判”四項內(nèi)容。擺在首位的標準叫“身”，具體來說，是“體貌豐偉”，美須髯自然是要求之一。唐朝男子是否美須髯，常常影響著當時的人們對他的判斷。

《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征遼之時，任命司農(nóng)卿李緯為戶部尚書，他派遣使者問留守長安的宰相房玄齡李緯能否勝任。房玄齡的回應是，“但云李緯美髭鬢”，言下之意是，不要被此人的漂亮外表迷惑，他其實沒啥本事。唐太宗心領神會，“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趕緊安排李緯下放地方，不讓他做財政部長了。

《明皇雜錄》記載，唐玄宗讓宰相蕭嵩起草詔書，沒有寫好，等到蕭嵩退下，唐明皇把他起草的詔書扔到地上，說：“這個人不過是虛有其表罷了。”唐玄宗之所以這么說，原因就在于“嵩長大多髯”。在皇帝看來，手下長了這么一把好胡子，理所當然就是才高之士。

唐朝男子“美髭鬢”、“多髯”，會讓人高看一眼，而“無須”則會讓人瞧不起。《舊唐書·李希烈傳》記載，唐玄宗時期，大將李希烈叛變。湖南有個判官叫李元平，平時經(jīng)常高談闊論軍事，宰相關播很欣賞他，就派他去對付李希烈。結果他剛去就被李希烈的手下李克誠抓走了。李希烈看到李元平“無須渺小”，就對李克誠開玩笑說：“讓你去抓李元平的，怎么把李元平他小孩抓回來了？”（“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又罵李元平說：“宰相瞎了眼了，派你來對付我，怎么這么瞧不起我！”（“因謾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到了明清，選拔官員時的以貌取人發(fā)展到了變本加厲的地步。用閻步克的話來說，這是因為皇權強化而官權退縮，“皇帝大概覺得他辦學校是花了錢的，那么學生的形象——他們是未來的官員——也得賞心悅目一些才好”。

明朝對官員的考核標準有六項（“六事定官評”），其中，貌占六分之一。有時候，貌甚至起到?jīng)Q定作用，科舉殿試就常常以貌來定狀元，比如，洪武四年（1371）開科，狀元本來是郭翀，朱元璋嫌他太難看（“嫌其貌寢”），就把長得好看的吳佑改為狀元。

而對明朝人來說，外貌好看與否，“美須髯”依然是重要標準。根據(jù)胡丹《相人術與明代前期政治》（《北大史學》第18輯）一文，明英宗用人時非常注重外貌。《明史·岳正傳》記載，岳正個子很高，長了一把好胡子，明英宗遠遠看見，非常高興，連連說好，立刻提拔了岳正，還開心地對人說：“我今天挑中了一個能做大學士的人才。”（“朕今日自擇一閣臣”）

清朝科舉，每六年舉行一次大挑，為連續(xù)三年會試不中的舉人拓寬仕途出路，標準很簡單，“不試文藝，專看象貌”，“象貌魁偉者挑一等”。善于理財、后來官至東閣大學士的閻敬銘就是因為“狀貌短小”在大挑中落選的。

從流行于晚清、作者偽托曾國藩的相書《冰鑒》中，也可看出胡須之于當時男子相貌有多重要：“須眉男子，未有須眉不具可稱男子者……須有多寡，取其與眉相稱。多者，宜清、宜疏、宜縮、宜參差不齊；少者，宜光、宜健、宜圓、宜有情照顧。卷如螺紋，聰明豁達；長如解索，風流顯榮；勁如張戟，位高權重；亮若銀條，早登廊廟。皆宦途大器。”由此可見，胡須可多可少，但必須有，因為,“未有須眉不具可稱男子者”。

不崇尚胡須的時代

那么，有沒有不崇尚胡須的時代呢？有，那就是魏晉六朝。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先得回顧一下發(fā)生在王力和沈從文之間關于胡子的一場爭論。1961年，王力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邏輯與語言》一文，提出“胡子長得好是美男子的特點之一”。為了反駁這一觀點，沈從文在《從文物來談談古人的胡子問題》一文中，舉魏晉為例，說“魏晉以來有一段長長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網(wǎng)絡漢服愛好者常常引用沈從文此文，反駁“穿漢服需蓄須”，并列舉魏晉時諸多不蓄須的美男子，如“美姿儀，面至白”的何晏，“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的杜弘治，“美風神，善清談”、“不堪羅綺”的衛(wèi)玠，等等。

實際上，論及漢服與蓄須的問題，魏晉六朝是不足為憑的，因為，對漫長的中國男性審美史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沈從文自己也承認，“魏晉之際社會日趨病態(tài)”，“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tài)竟為一時美的標準”。而就在南朝流行不留須髯、以狀若女子為美的審美觀之際，胡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北朝依然崇尚雄豪的男子氣概，也還是以多須為美。其實，蓄須與否，對當時的南朝士人來說，就如同孔子所看重的左右衽問題一樣，已然成為一種“夷夏之辨”的身份認同符號：滿臉絡腮大胡子的，都是化外之地的蠻夷，而舉止陰柔、面容姣好的江南男子，才是華夏正統(tǒng)。閻步克指出：“秦漢男子對須髯的崇尚，在江左‘女性化’的容止觀中淡化扭曲了；北朝的胡漢融合，則重振了對須髯的傳統(tǒng)崇尚。”北方少數(shù)民族本來就“多須髯”，正好與漢族崇尚胡須的傳統(tǒng)相融合。

無論魏晉之前還是之后，包括與南朝對峙的北朝，男子的外貌舉止女性化，都不被時人所推崇。沈從文說，“張良的貌如婦人……雖并不見得特別稱贊，也就看不出有何譏諷。”其實不然。讀讀《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中的褒貶之意是很明顯的：“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zhèn)ィ烈娖鋱D，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一開始，因為劉邦稱贊張良，司馬遷以為張良“魁梧奇?zhèn)ァ保豢磮D像，才知道他長得很秀氣，像個美女，這不正好說明，在司馬遷心目中，像張良這樣了不起的人，就應該是“魁梧奇?zhèn)ァ钡捻毭寄袃簡幔克抉R遷引用孔子所說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更證明了，在古人眼中，一個人長得像女人，不留胡須，就像長得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一樣，容易被人輕視。

沈從文說，魏晉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和年青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一定關系”。這是很有歷史洞見的說法。因為自身生理條件所限，宦官無法蓄須，一旦掌權，自然看不順眼長了一副好胡須的人，必然想方設法排擠他們。這個時候，胡須就成了區(qū)分正常男性和宦官的基本判斷標準，那就更加非蓄須不可了。

最后，讓我們有請秋風老師，演示當代漢服的正確穿法——

盡管秋風在自由主義的歐風美雨中沐浴了若干年，但一旦穿起漢服來，蓄須、右衽，還是一絲不茍的。這一點，值得賈平凹向他學習。

(本文寫作從丁改萍《中古胡須文化透視》一文中得到極大啟發(fā)，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