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因病在京逝世。

周爾鎏聽到消息時，是1976年1月8日下午。

他記得，自己頓即猶如五雷轟頂目眩頭暈，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撕心裂肺似的痛不欲生。

“強烈地震撼到我的內心深處，不禁失控而淚如雨下，恨不得立即向全世界大聲疾呼：這是人間最不幸的慘事，我們要控訴聲討‘四人幫’長期迫害七爸的暴行。”周爾鎏在其新書《我的七爸周恩來》中寫道。

周爾鎏的祖父與周恩來的父親是嫡堂兄弟，分別屬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長房無后，周爾鎏的祖父就過繼給長房而成為周家的大家長，周爾鎏即成為周家的長房長孫。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遷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爾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離世了，那時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現已定為周恩來早期革命遺址），七爸和七媽在我家隱蔽時，我還不到1歲，他們對我百般呵護。從我牙牙學語時，就遵囑稱他們‘七爸’、‘七媽’。”

周爾鎏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來，七媽則是鄧穎超。

今年8月，周爾鎏攜新書《我的七爸周恩來》參加上海書展。書中，他憶及周恩來辭世時自己所經歷的葬禮和追悼會，也談到了“文革”期間，周恩來如何盡力幫助其他領導人的故事。

十里長街送總理

周恩來逝世后，周爾鎏曾兩次到醫院個別瞻仰總理遺容。

他回憶，當時在醫院看到一個就像車庫式的臨時安排的太平間，空無他物，毫無裝飾。在那里他見到了守靈的外事口耿飚等領導干部，相互肅然，心情凝重。

1976年1月11日，周恩來遺體遷離北京醫院時，周爾鎏發現北京醫院的正門前已經聚集了許多自發趕來參加告別活動的干部群眾。他們不顧警衛阻攔，把醫院正門圍得水泄不通。

“由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群眾中醞釀已久的積怨和憤怒幾乎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看來好似火山噴焰即將爆發。”周爾鎏在書中寫道，不知由誰作出的決定，最后避開北京醫院的前門改由后門移出遺體。

周爾鎏記得，行駛在靈車前面的第一輛轎車內是王洪文（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二輛轎車內是汪東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警衛部隊的負責人），第三輛轎車內是鄧穎超，第四輛是個小面包車，其內主要是人數不多的親屬，周爾鎏也在其中。

正當周爾鎏擔心因天氣寒冷、群眾又不了解遺體已經從后門移出，葬禮將避開萬眾悄無聲息時，他卻從街道上看到了意外的一幕。

“自北京飯店周圍的街道開始的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滿了在寒風中肅穆佇立的數以百萬計的群眾，一望無際的人們隨著靈車的離去緩緩向前移動。”

周爾鎏寫道，沿途各處都可以見到男女老少、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各階層人士一應俱全，還看到許多外國人，他們驅車趕在靈車前面，在路口橋頭下車，佇立在南北兩側路旁，在北風凜冽的嚴寒中脫帽鞠躬致敬，此后又繼續驅車趕到靈車前，再次佇立在其他路口橋頭，再次脫帽鞠躬致敬。許多攝影記者攀爬在路旁的路燈、旗桿、大樹的頂部，紛紛搶拍鏡頭，行駛至天安門廣場附近竟然聽到涌動的人群情不自禁地大聲哭泣，驚天動地，在車廂里也清楚可聞，此壯觀場面綿延數十里至八寶山。

在靈車到達八寶山后，羅青長等人將玻璃棺抬了進來，親屬則隨鄧穎超進入靈堂玻璃棺前，做最后一次瞻仰。

就在周爾鎏俯身在玻璃棺上，“一面流淚一面屏住呼吸輕聲”說話時，廳門突然全面打開，一群高齡的高級干部紛紛沖向玻璃棺前，把親屬一一推開。

周爾鎏突然感到自己被人非常用力地推開，回首一望，原來是身材很高相對瘦削的喬冠華。“他俯身將臉面貼向玻璃棺，偌大的一個高個子也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如同雨下。”

周爾鎏在內心感嘆，“在當時的形勢下有些人喪失氣節，竟然追隨‘四人幫’不惜‘加害’有恩于他們的周總理，以圖自身的私利。這不僅是可恥的，也必然難逃群眾的批判和其本人良心的譴責。但是，心胸寬廣的周總理生前還充分諒解這些人的處境。因為他們當年曾追隨他多年，在工作中得到他長期親自的培養與指導，在‘文革’中這就勢必逼迫他們有時不得不故作姿態以示和周總理劃清界限，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賀龍沒有避開劫難成周恩來終身遺憾

十年“文革”中，周恩來苦撐危局，也想方設法幫助陳毅、賀龍、彭德懷等領導人。

“文革”發生后，周爾鎏夫婦接到鄧穎超的私下指示，讓他們關注下面的情況，因此他們曾去觀看“批陳（毅）大會”。

1967年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派”拼湊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萬人“批斗陳毅大會”，周恩來陪同陳毅與會。

周爾鎏看到，在批斗大會上，紅衛兵氣勢逼人地把陳毅高高架起，逼陳毅低頭，把身材略肥胖的陳毅整得滿臉通紅，痛苦不堪。

“七爸見狀，立即大聲疾呼：‘不能這樣對待陳老總，如果你們這樣揪斗陳毅的話，你們就在我的身體上踩過去。’后因部隊戰士干預才阻止了這場批斗。”

周爾鎏在書中寫道，“文革”初期，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擅自干預外事，陳毅是外交部長卻已經成為挨整的對象。1967年，外事口出了三件事。一是姚仲明奪權，二是揪斗陳毅，三是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

“七爸當時再三呼吁外事口不能亂，外交政策不能有變，要內外有別，但七爸的話造反派根本無人理睬。”周爾鎏寫道，王、關、戚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三件事一出使得毛澤東有點下不了臺。周恩來提出要整頓外交部批極左，但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公開批示這是形“左”實右。

關于賀龍，周爾鎏記得，周恩來曾在一次聊天時說，“誰說我們軍隊的老同志僅是一介武夫，賀龍在西南初告解放時，就關心峨嵋景區的保護和建設，豈不是文武雙全！”

1967年，周恩來為了賀龍的安全，將他接到西花廳暫住。

那時常去西花廳所在的府右街觀察周圍情況的周爾鎏發現，紅衛兵居然安營扎寨，將西花廳圍得水泄不通。到處是反對周恩來甚至要求罷免總理的大字報，甚至還揚聲廣播。

“在此情況下，七爸明顯感到西花廳未必安全，因此，就將賀龍轉移由軍隊保護。但沒想到當時的軍隊實際上在一定情況下是由林彪掌控的，原意是為賀龍的安全著想，不幸賀龍還是沒有避開劫難，這鑄成七爸終身的最大遺憾之一。”周爾鎏在書中寫道。

“文革”中，彭德懷被囚禁了整整八年。

周爾鎏回憶，1973年春，彭德懷患了直腸癌，大便出血，身體完全虛脫，由于癌細胞不斷擴散，身上疼痛難忍。監外人員聯系把彭德懷送阜外醫院，醫院方一聽這個名字，就不肯接受，接著又聯系衛戍區第一師醫院，同樣遭到了拒絕。

恰逢其時，周爾鎏陪同一位外賓去解放軍301總醫院看病，醫院院長情不自禁地聊到彭德懷身患癌癥想要到301醫院治療的事情。院長很同情地提到彭德懷的待遇降到軍級，已是其一生很不幸的遭遇，院方的醫護人員很愿意接收彭德懷來院就醫，可是未曾料到，一位軍方高級領導竟然親自打電話給院方，強烈表示彭德懷如果住進301醫院，他就拒絕來醫院看病。院長感受到極大的壓力，不知道如何應對為好。

“幸好很快七爸聞訊，馬上指示：彭德懷的問題還未明確作出結論，但對他的疾病必須重視并給予積極治療。”周爾鎏說，這樣，彭德懷才住進了301醫院接受治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彭德懷曾多次要求七爸為他平反，但是七爸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

關于林彪，周恩來在1956年的一次談話中曾向周爾鎏說道，“林彪是黃埔四期學生，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我很高興。”

周爾鎏回憶，林彪事件發生后，有人傳他的座機是周恩來下令擊落的。

“那時七爸也聽說了，曾無奈地說：‘我在軍隊沒有直接的領導職務，我怎么有權力對軍隊發號施令擊落黨的副主席的座機？’”周爾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