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如何通過婚姻來鞏固、提升自己的權力和社會地位？

16年前，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寫作Power Relations（《權力關系》）一書，以兩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區本土精英家族為研究對象，揭示他們的婚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之間的聯系，被公認為美國宋史學界“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今年6月，這本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翻譯出版。在譯者劉云軍看來，這部著作從婚姻、家族的視角呈現了政治的復雜性，“尤其是指出姻親關系對個人仕途發展的影響可能比宗親關系更大”。

那么，對于宋朝那些累世為官的政治家族而言，婚姻是一種怎樣的策略？目前任教于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劉云軍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作了介紹。

在聯姻這件事上，皇帝和宰相誰更需要對方？

澎湃新聞：北宋初年的宰相幾乎清一色是皇室姻親，并且世代聯姻。然而就在此前一百多年，唐文宗還在發牢騷，埋怨山東的士族和皇室聯姻不積極（“民間修婚姻，不計官，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

劉云軍：唐代仍然是世家大族把持政治權力的時代。史學界的一般觀點是，李唐皇室屬于士族中的關隴集團。相比有著數百年歷史、聲望、“尚禮法”、“尚婚姻”的山東士族，關隴集團崛起時間較晚，“尚武”，二者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已故史學家汪篯先生曾經分析過，在門閥制度下，社會地位是以婚媾為標準的。那時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傳統”，關隴集團的貴門，包括李唐皇室在內，都不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祖先都是沒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漢人，所以被文化顯族輕視。

通俗而言，唐代的山東士族不需要依靠皇權來為自己增光添彩，而是單憑自己悠久的士族地位便可屹立不倒。而到了宋朝，社會大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

經過唐末五代的社會動亂，以往的門閥士族已經難以為繼，社會上叱咤風云的人物不再是憑借門第出身，而是個人才干、風云際會的機遇等等。比如宋初開國宰相趙普就出身農村的教書先生，一些手握重兵的節度使也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對這些人而言，門第出身不再是保障個人在政治上暢通無阻的護身符，他們想保持自己的（包括家族的）身份地位，必然尋求其他有效的手段。這個時候，誰能得到皇帝的青睞，誰便會飛黃騰達，地位便越牢固。

我個人認為，說宋初宰相和皇室聯姻，并非強調權臣向皇帝靠攏，反而是皇帝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比如趙匡胤，他是普通武將出身，他在建國初期要籠絡權臣，而在中國古代異姓之間鞏固關系無非兩種：歃血為盟、締結婚姻。所以在“杯酒釋兵權”中，趙匡胤就主動與石守信等將領“約為兒女親家”。

而對這些權臣來說，已經沒有世家大族的實力，依附皇權無論從身份地位上，還是物質上都是非常可取的選擇。另一方面，這也是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一種與皇帝合作的表態。

但我個人認為，這只表明政治精英不反對或者覺得與皇室聯姻可取，至于他們是否很積極地追求這件事情，需要做細致的個案分析，畢竟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

澎湃新聞：有學者研究指出，北宋九朝皇帝中，除了宋真宗劉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及宋哲宗劉皇后3人無武將家庭背景，其余14位皇后皆為武將之女?；实叟c將門聯姻是否真的這樣普遍？

劉云軍：北宋初年，皇室與“將門”通婚的現象確實相當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將女為后妃，而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則多尚公主及宗室女。宋太祖在登基伊始，為了結束中唐五代以來武夫跋扈、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拉攏、收買武將上層的方式之一就是聯姻，以后則形成打壓和拉攏相結合的武將政策中的一個內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長期與皇室聯姻而又統軍的著名將門。比如宋太祖的第三任皇后宋皇后，是忠武軍節度使宋偓的長女，宋皇后的生母為后漢永寧公主（后漢高祖劉知遠之女），而宋偓是后唐莊宗外孫，可以說宋皇后出身顯赫。

但是，有些皇后雖然出身將門，但她被選作皇后卻不一定與將門出身有關。如宋英宗的高皇后是宋仁宗的曹皇后親自選定的。高皇后曾祖是武將高瓊，所以她屬于武將后人。但曹氏是她的姨母，她能被選作英宗皇后，我個人認為曹皇后更多是出于維護家族利益的目的，而并非看重高皇后的武將后人身份。

此外，宋朝猜忌武將是傳統，相比武將，外戚更可靠一些，所以皇帝在選擇姻親時，會更傾向于選擇武將而非文臣，因為如果地位高的文臣成為外戚，再同時統兵，對皇帝的威脅可能更大。而宋代“右文”的政策，使文官普遍不愿意換成武職，一些武職也想方設法轉換成文職。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外戚意味著從此只能走武職，這對文官來說吸引力驟降。他們可能會不太愿意成為外戚。

此外，宋代前期駙馬要升行，即變得與自己父親為同輩人，同時還要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和父輩相符。如王貽永原名克明，其父為王貽正，尚主升行改名，名義上與其父成了兄弟。升行的目的是維護皇室在婚姻中的地位，但實際上造成人倫的混亂，為人所詬病。我認為，這可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臣與皇帝聯姻的興趣。因此宋神宗即位不久，便下詔廢除“尚主升行”制度。

文官與皇帝聯姻弊大于利，所以他們不積極，而武將與皇室聯姻，既不影響仕途，對自己還有地位、財富上的好處。其實很多所謂的武將后人，她們的遠祖可能比較顯赫，但直系祖先往往已經沒落?；适遗c之聯姻，更多的是從門第，而非現實地位考量。

澎湃新聞：皇帝為什么不追求官高爵顯的岳父？

劉云軍：北宋皇室選皇后，一方面，門風要好，祖上是大官，而當下的政治地位不用很高。特別是在北宋中期以后。主要原因是士大夫不積極了。宋代對外戚防范很嚴，一旦成為駙馬，盡管待遇會很高，但不會有實權。

北宋皇帝在婚姻選擇上不像我們想象得那樣嚴苛。有的皇后甚至嫁過人（比如宋真宗的劉皇后，起初為蜀人龔美之妻，后改嫁給宋真宗），再改嫁給皇帝。比如宋仁宗選皇后的時候，原本選了一個生意人的女兒，他自己沒有意見，是別人提出異議，按照“士農工商”的標準，這個候選人的社會地位不適合做皇后，后來才作罷。

士大夫家族的擇婿標準：“績優股”還是“潛力股”？

澎湃新聞：政治高官之間的聯姻也很普遍，聯姻作用如何體現？有什么政治風險？

劉云軍：柏文莉在《權力關系》第四章 “宰相的婚姻”中就列舉了許多宋代高官之間的聯姻。此外，陶晉生教授的《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中研院”史語所，2001）對北宋士族的起家、仕宦、婚姻都有著詳細的論述。特別是書后附錄的“北宋士族婚姻關系表”，可以讓我們很直觀地看到士族之間錯綜復雜的姻親關系。

比如北宋初的宰相趙普與樞密使李崇矩的聯姻、南宋宰相陳俊卿與梁克家之間的聯姻等等。應該說這種聯姻的目的肯定包含鞏固政治地位的考量在內，實際上也確實有一定作用，畢竟這屬于“強強聯合”，可以將兩個實力很強的家庭的優勢集中化——這一點在蔭補方面最為明顯。因為官員職位越高，享受的蔭補權利越大，換言之，更多的子弟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做官機會。或者是在某一方地位衰落時，可以憑借另一方地位來阻止或挽救己方的地位，比如司馬光的侄孫司馬樸，就是憑借外祖父范純仁蔭補入仕。

當然任何手段都是雙刃劍。權門之間的聯合雖然帶有優勢，也會帶來麻煩，特別是在瞬息萬變的黨爭中。尤其是，皇帝也擔心這種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在一起。比如趙普與李崇矩的聯姻，被宋太祖發現后，直接罷免了李的樞密使職務。而北宋初年的錢惟演與宰相丁謂是姻親，丁謂在臺上時，錢十分春風得意，但隨著丁謂的倒臺，他的仕途也受到影響。

澎湃新聞：宋朝宰相還傾向于選擇出身平凡的高第進士做女婿，柏文莉認為這開放了一條向上的社會流動的通道?！霸紫嘣栏?進士女婿”是宋朝政治精英家族中常見的婚姻模式嗎？它是否替代了“門當戶對”？它確實成為一種上升通道了嗎？

劉云軍：“宰相岳父+進士女婿”我認為是一種指代，“高官岳父+進士女婿”似乎是一種更貼切的說法。當然這個模式中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岳父官高爵顯，女婿地位一般，甚至很低，但很有前途。通俗地講，這是“績優股”+“潛力股”的結合。

而這種現象的出現，只能是在科舉制非常發達的宋代。正因為科舉成為入仕極其重要的敲門磚，盡管同時存在其他入仕途徑，但都遜色于科舉。所以只要是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之人，除了自身需要征戰科場外，挑選進士女婿無疑為自己家族的發達增加了一條新的保障。

士族政治消解以后，“人走茶涼”不可避免，而提拔一支“潛力股”可以使家族地位盡可能地延續下去。宋代官員有任期，到了任期就回家成為普通老百姓了，類似于今天的聘任制。那怎么維護家族地位？如果家族子弟優秀，考上進士繼續當官；如果子弟不爭氣，女婿能考上，也很好，其實就是為家族輸送新鮮血液。

北宋參知政事王旦挑選出身貧寒的進士韓億為女婿，正是看中這一點，后來韓億也成了宰相。在宋代一些“慧眼識英”的故事中，也往往強調“被賞識之人”“前途不可限量”，并用他日的飛黃騰達來佐證這一點。

表面上，這種模式與“門當戶對”完全不同，但它并未取代“門當戶對”，實際上它恰恰是對“門當戶對”的一種支持和證明。進士身份使女婿日后在仕途上有了飛黃騰達的可能性，換言之，將來會變成新的權貴甚至宰相。所以這是維護個人政治特權的一種考量和補充手段。

對出身平凡的士人而言，這確實是一條上升的捷徑。最典型的，很多士人在成為宰相的女婿后短短數年間便躋身高官行列，而按照正常的升遷，很多人一輩子都無法達到這樣的地位。確實很多宰相女婿后來也成為高官甚至宰相，除韓億外，宰相富弼女婿馮京、參知政事薛奎女婿歐陽修等等，都做到宰相或參知政事。

澎湃新聞：有學者概括了宋朝士大夫家族婚姻的兩個擇偶標準：不問閥閱問門第；以才擇婿，注重進士身份。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標準？

劉云軍：在宋之前的社會，獲取政治權力主要是靠門第，一個人出身何種門第，直接決定了他未來的仕途發展。而在宋代，仕途的發展與門第關系不大，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的進士身份最重要，所以才華無疑是第一位的。

宋代有“榜下捉婿”的現象，就是權貴豪門利誘或“威逼”新科進士為女婿。如《宋史?馮京傳》便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馮京自鄉試、禮部試、殿試都是第一名，也就是三元及第，便成為搶手人選。 宋仁宗溫成皇后的父親張堯佐也打算把女兒嫁給他，便派人將馮京簇擁至家中，給他扎上一條金腰帶，并稱這是皇帝的意思。而且很快宮里派人賜酒食，張堯佐還直接把豐厚的嫁妝擺出來，讓馮京看。但在皇帝的壓力和豐厚彩禮面前，馮京不為所動。

《權力關系》這本書中列舉了不少例子，說明許多顯赫一時之人的后人由于種種卻境遇不佳，這正反映了宋代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已經不存在“世卿世祿”的家族。比如北宋前期曾任宰相的晏殊，一生錦衣玉食，風光無限。但他的幼子晏幾道便仕途坎坷。參知政事蘇易簡去世后，他的兒子蘇叟一輩子沉淪于縣職。這些例子，恰恰反映了宋代社會的流動性，類似于“江山輪流做，今年到我家”。

除了看重才華外，宋代婚姻中也比較看重錢財。當然并非宋之前的婚姻不看重錢財，而是在宋代史料中，比較明確地將錢財考慮作為婚姻的一個重要條件提出來，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趙彥衛曾說：“唐人推崔、盧等姓為甲族，雖子孫貧賤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復以氏族為事，王公之女茍貧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閶閭富室便可以婚侯門、婿甲科。”（《云麓漫抄》卷3）我覺得這反映了宋人在擇偶時更注重從現實出發，較少理想色彩，當然也可能是宋代這方面留下來的史料比唐代多。

宋代結婚更重視彩禮，婚事也崇尚奢侈鋪張，這可能也是導致婚姻中考慮錢財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僅普通百姓，連朝廷高官都不能免俗。宋真宗曾任宰相的張齊賢、向敏中，因為故相薛居正的兒媳柴氏寡居，將攜帶資產再嫁，便爭相求娶柴氏。張、向二人為此還鬧得不可開交，還驚動了皇帝。

婚姻與社會地位：姻親關系比宗親關系更重要？

澎湃新聞：南北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婚姻方面差別大嗎？南宋為何許多宰相與難民是姻親？

劉云軍：柏文莉在《權力關系》這本書中其實是回應了此前美國學界比較流行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說法，她認為兩宋精英之間的差別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大，更多是表面上的差異，事實上并不顯著。她也不同意南宋時期精英的地方化，認為南宋地方精英之所以重要，恰恰是他們與本地區以外的關系網融為一體。我認同她的觀點。

南宋和北宋在許多方面存在不同，但婚姻方面，我認為差異不大。因為婚姻是個比較穩定的東西，除非受到大環境的劇烈影響，否則人們的觀念等等很難發生變化。

至于南宋許多宰相與難民是姻親，這一點很好理解。北宋滅亡的“靖難之難”是中國古代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對南宋大多數人而言，除非是南方土著人，絕大多數人都是北方難民（包括宰相）。

澎湃新聞：柏文莉的觀點是，姻親關系對個人仕途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可能比宗親關系更為重要。您如何看待宋朝婚姻對于個人政治前途的影響？

劉云軍：我認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如我們中國人常說“遠親不如近鄰”、“一表三千里” 等等，說的就是親戚關系有時候會很疏遠，而一些非親戚關系反而有時候更實用。而且如何鑒定這里說的姻親關系是一個問題。本書中也談到，很多宋人喜歡親上加親，如此一來，宗親與姻親便變得難以分辨。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以姻親身份起作用，還是宗親身份起作用，就不太好分辨了。我個人認為，柏文莉強調的姻親關系對個人發展的重要，是在有些人雖然有宗族存在，但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可能無動于衷或者愛莫能助，而這時候恰恰姻親施以援手。

其實，影響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光是婚姻，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才華、機遇。單純說婚姻，影響肯定有，但究竟起多大作用，需要具體分析。如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他后來也擔任宰相，人們就嘲笑他，說他有什么問題都要回家問老婆，認為他的宰相是拜夫人所賜。

比如，宋代官員升遷過程中，薦舉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一些官員就是由于“舉狀”（舉主的推薦信）數量不夠，在仕途上抱憾終生。對于達官貴人而言，他們的身份地位使得在薦舉方面比一般官員無疑有優勢，他們的姻親也一樣。比如北宋樞密使龐籍的女婿陳琪改官，舉狀有十七紙之多。當時有一個皇帝審閱官員的政績考核表，發現一個小官職位很低，卻有七八位人聯名保薦，一查發現小官岳父是朝廷高官，他就很生氣，斥責一通。這是被皇帝發現了的情況，也可能有沒被發現和記載的。不過，也有些宰相刻意避免裙帶關系的嫌疑，女婿在仕途上的發展反而不太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