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貽走后，關先生整個生命一下子崩塌，用他自己的話，是“心毀不用”，數年間沒寫過任何哲學文章，反而用了極大精力去翻譯德國浪漫詩人呂克特的《亡兒悼歌》及其他有關詩作。最最觸動我的，是那首《當此良夜》：“我昨夜驚醒，那心坎中的悸動；當此良夜，是揮不去的傷痛，摧毀我心肝。我昨夜戰斗，那人世間的苦難；當此良夜，鼓一己之余勇，終無以抵擋。”

1997年，勞思光先生七十大壽，在臺北陽明山開祝壽會議。勞先生是關先生的授業恩師，理應前往，但關先生傷痛未愈，托我代讀一篇半完成的文章《說悲劇情懷：情感的先驗性與哲學的悲劇性》。在文章中，關先生談及哲學最主要的功能，是善用理性去解人生之惑。而人作為一“與共存在”的存有，在茫茫人海中最為在乎的，是一己至親。當至親遭逢大難，就算自己如何看通看透，亦難以緩和親人的身心痛苦半分。“在這一如噩夢般的歷程中，我們往往發覺一切哲學理性都不奏效，而這就是哲學在生活里最感到無力的時刻！”我仍然記得，當年在會議中念到此處時，勞先生眼里的痛惜。

2012年8月，我寫了一封電郵給關先生，邀請他和梁文道為博群大講堂做一場有關“死亡的意義”的對談，地點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時間是11月30日。關先生一口答應，并說：“這是我面對這挑戰的時候了。”關先生知我。這確是學生的愿望。沒有料到的是，勞思光先生10月21日在臺北辭世。我和關先生聯同哲學系其他師友數十人，同赴臺北向勞先生道別。其間，我問關先生，講座之約還繼續嗎？關先生說，繼續。

11月的香港，按常理，該是秋高氣爽。但很奇怪，講座那天從早上開始即陰晴不定，細雨時斷時續。到下午兩點，雨竟停了。我松了口氣，決定如期舉行。到四點，天色卻突然逆轉，以至大雨滂沱。關先生打電話來，問是否有應變計劃。那刻我正在車上，不知現場如何，遂只好說，我們先到新亞再看吧。待到新亞，我一下子呆了，整個廣場早已坐滿好幾百人，人人持著傘，在雨中，安靜等待，等待一場關于死亡的哲學對話。

講座開始前，我們請音樂系同學唱了一段勃拉姆斯的《搖籃曲》，象征生命的開始。沒料到關先生開場時，語帶哽咽地告訴我們，這正是當年他每晚用德文為翰貽唱的催眠曲。關先生又說，這是他數十年教書生涯中，第一次這樣公開討論死亡，希望能超越一己傷痛，從哲學的觀點探討死亡的意義。

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雨在下，關先生站在廣場中間，拿著濕透的講稿，以平穩的語調，一頁一頁討論生死；我和文道站在先生身后，全程輪流為他持傘；而在先生周圍，不同顏色的雨傘，一層一層向外擴散；有人在做筆記，有人在沉思，有人聽到感觸處眼中帶哀傷；待到天色漸暗，遠山隱去，水塔燈亮，思想在雨中跳動，點點滴滴灑落人心。

關先生當天旁征博引，介紹了不少哲學家的死亡觀，包括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和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等，甚至從甲骨文和金文中去考究“死”字的最初意義。但究其根本，我認為有三點特別重要。第一，他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指出人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必然到來卻又無法確定何時到來，是生命中恒存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有限人生中活得完整和活得有意義，遂成個體無法規避的重要問題。就此而言，死既非生的反面，亦非生的終結，而是構成生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死亡不僅是自然和人文現象，更是社群現象，因為人并非孤零零活在人世，而總是與他者共存。因此，如何面對他人之死，尤其是至親的離去，遂是我們一生必須經受和學習之事。這種“學習”，不是外在的知性探索，而是事關我們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傷痛。如何走出死亡幽谷，是生命的學問，既要以理統情，亦要以情款情。

第三，即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形軀已逝，卻不表示從此天人永隔，因為通過生者對死者的記憶和懷念，存歿兩方可以共享一個意義的世界，實現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跨越死亡的溝通”，達到更為純粹、更加刻骨銘心的境界。就此而言，死者活在生者的念掛當中。生者不必刻意忘卻，也不必過度傷悲，因為只要情在思念在，對方便在。

講座結束后，關先生在臉書上說：“死亡問題是一永恒的奧秘，沒有人能三言兩語道盡其中真諦，相比之下，昨夜大家為這問題追索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貴。我最感榮幸的，是這種精神將成為這一代許多中大人的共同記憶。”確是如此。一個人何時死怎樣死，是命限，無法掌控；但人該如何面對死，卻考驗我們的智慧，值得我們努力探索。就此而言，未知死，焉知生。

許多年過去，我相信，我仍然會記得，那一夜，我們在風雨中直面生死；那一夜，我曾為先生持傘；那一夜，我見到先生歷盡苦澀的一縷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