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過這個活動來看看真實的中國農村。”近日，剛從農村調查歸來，上海財經大學2014級學生程驍這樣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

2015年夏天，程驍參加了上海財經大學的“千村調查”項目，這是一個以 “三農”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大型社會實踐和社會調查研究項目，也是一種在農村進行國情教育的新型育人模式。

2013年起，上海財經大學在30個縣開展定點調查，從中，他們看到了懸殊的貧富差距：在浙江省桐鄉市，部分村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元；而貴州省冊亨縣，平均家庭年收入只有約3000元。

此外，在農村的基層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工資收入低，工作壓力大，沒有保障，“與我們想象中金融機構高大上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樣的。”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劉莉亞教授說。

“這次調查回來后，我以前很多‘憤青’的想法都沒了，感覺自己之前的一些批評很幼稚。”一位帶隊老師感慨道。

同一鎮的兩個村經濟差距懸殊

在做入戶調查的同學們。

至今為止，上海財經大學“千村調查”項目已經走過了第八個年頭，今年的主題是“農村基礎金融服務的覆蓋與使用”。由30名老師帶領學生在全國30個縣定點調查，還有810支學生隊伍回到自己家鄉進行調研。

“定點調查”是從2013年開始的，學校按照地域分布、人口集中度等指標確定了30個調查縣，每個縣內會選兩個鎮，鎮內再選兩個村，一個經濟條件較好，一個相對較弱，基本可以代表全國農村的整體情況。為保持樣本的延續性，之后兩年，調查仍在這些地點展開。從這樣的樣本里，上海財大師生們看到了中國大地上懸殊的貧富差距。

金融學院保險系副教授栗芳老師帶隊前往了重慶市巫山縣，“從全國范圍來看，巫山的經濟水平應該屬于中等上下”，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對貧困的人家中，因病致貧的比例不在少數。

在巫山縣，一位老伯曾對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以下簡稱公管學院）的肖淄涵同學說，“我們農民最怕生病，生不起大病啊，一旦生病就是等死。”

而在浙江嘉興的縣級市桐鄉市，上海財大師生調查了4個村，有三個村的家庭年收入超過了10萬元。收入方式也呈現多樣化的局面，包括農副產品、加工服裝、出租房屋等。該地的帶隊老師，金融學院證券期貨系教授朱小能說，“其實來之前我們已經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很震驚。”

目前，桐鄉市的城鎮化率可達80%，“我們下去后看到，村里邊干凈、整潔、交通發達，ATM機隨處可見，而且在四個村里都可以打到滴滴快車。”朱小能說。

而貴州省的冊亨縣城里，只有兩條主干路，為數不多的商鋪和三家銀行。冊亨縣是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倒數第二的縣城。家庭年均收入只有3000元。而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開的數據顯示，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就已達到5919元。當地村民中大多只有小學學歷，上過中學的人寥寥無幾。交通不發達，坐大巴進入當地需要七到八個小時。

即使同一個鎮內，村與村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大相徑庭。

在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裴家營鎮北灘村，會計學院的胡雅慧調查時經過一戶人家，大約40平方米的土坯房住著3口人，沒有幾畝土地，一家主要靠著每個月的低保費維持生活。

而在同一鎮的裴家營村，村民家中電視機、電腦等現代設施基本都有。這樣的景象讓她感到心酸，“一些農民每天辛苦勞作，依然還是入不敷出”。

劉莉亞教授早在2013年就參加過定點調查，當時的數據顯示，一個村內戶與戶之間的貧富差距，遠遠高于村莊之間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五到六倍。在她所調查的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個村莊內，收入最高的人家可以年入幾十萬，而收入最低的只能靠低保度日。

為何會如此懸殊？上海財大的師生會就收集的數據進一步作研究，并于11月左右出結論與報告。

信任在經濟發展前受到危機

經濟的發展提高了桐鄉市生活質量，但朱小能還從其中感受到了些許問題：在大部分村中進展較為順利的調查，在這里遇到了阻礙。

由于人手不足，一些同學在沒有村干部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前往村民家中調查，卻受到了村民的強烈質疑，身份證、學生證都沒能讓其完全打消顧慮，“信任在經濟發展的面前遭受到了危機”。

而冊亨人的熱情讓當地的帶隊老師，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系副教授談儒勇印象深刻。在前期與當地政府的聯系時，每天都會有相關人員發信息告知進展，一直持續了近一個月。在調查期間，縣里還派出了僅有的一輛中巴車，將同學們送至各個村莊。

但有一件小插曲讓談儒勇有所思考，在冊亨縣的一個村莊里調查時，一位同學的手機掉在了三輪車上，同學在焦急中打電話過去，第一次無人接聽，第二次則直接關機，手機最后不知所蹤。

事后，同學們碰巧在回程途中撿到一部手機，主動聯系失主還了回去。“任何事情都不是單一面的，教育還是很重要。” 談儒勇說。

然而，更多同學感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淳樸熱情。金融學院的鄭天昊同學說：“推拒20元調查報酬的叔叔阿姨，熱情沏茶捧瓜的一家之主，天真爛漫的孩童，在他們真摯的眼神與質樸的話語中，我們讀出他們的坦誠和對我們的信任。”

金融創新正在農村萌發

劉莉亞教授是此次項目首席專家，她所帶領的隊伍前往了山西省長治市襄垣縣。在這里她感受到基層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不易，“工資收入低，工作壓力大，沒有保障，管理受束縛程度高，與我們想象中金融機構高大上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在政府內，金融辦大多“不受重視”。重慶市巫山縣金融辦只有兩位辦公人員，一名主任，一名職工，職責也不甚明確。

普遍來講，金融產品在農村地區的滲透率較低，農戶們的金融意識薄弱。栗芳在巫山縣調查時，發現多數農民并不知道ATM機，其中一個鎮上只有一個郵政儲蓄所，而且不提供貸款業務。農戶們也沒有享受到政策性保險。

但劉莉亞發現，很多農戶對金融產品是有需求的，比如貸款、保險等，但他們卻很難得到這樣的服務。一些年輕人對互聯網金融產品也很熟悉，十多年后，當這些人成為當地的主體力量，那么農村地區的金融市場將會非常廣闊。”

現在一些縣已經在努力擴寬金融市場。在經濟水平落后的冊亨縣，每一戶都有信用等級，由貴州省聯合信用社根據挨家挨戶調查得來的家庭情況評出，不同等級，可以享受不同的貸款額度，而且不需要抵押。

在經濟發達的桐鄉市，ATM機更是隨處可見，網上購物使用頻率極高，資產證券化的力度也很大，當地的農村信用聯社，還在積極進行金融創新。

“愿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權利”

劉莉亞認為，鄉村調查不僅對學生，對教師而言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國情教育。一位帶隊教師曾說：“這次調查，看到真正的現實后，對很多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感覺自己之前的一些批評很幼稚，單純在書屋里想象是不夠的”。

公管學院的趙一凡同學說：“這一次，我們接觸到了社會最基層、最樸素也是最真實的一部分，見到了與我們平時完全不同的經濟理念，整天面對的從生硬呆板的文字材料變成了活生生的人，這種變化對我們的思想、情感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

會計學院的李葉薇同學表示，“一位老人熱切想要參與網絡金融的想法，讓我看到了村民心中的希望，也激勵了我未來參與農村金融建設的決心，愿每一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權利。”

劉莉亞表示，“千村調查”不僅讓她了解了中國，還打破了她之前對“95”后學生的認識，“調查時我們早上6點就要起床，晚上10點才能回來，還要接著錄入問卷，吃住條件都不是很好，但同學們都沒有抱怨過”。

開始進行調研時，是有當地的村委會工作人員帶領著去的，后來學生們覺得這樣不利于問到真實的信息，主動提出不要工作人員的帶領，自己獨自去找農戶，用更客觀的方式來獲取信息。“這讓我很驚訝，也很開心。” 劉莉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