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后70年談話”前夕，日本著名歷史學者，擔任安倍政府“21世紀構想懇談會”座長代理的國際大學校長北岡伸一，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志撰文，全面探討戰后70年日本的歷史責任。令人意外的是，北岡雖然身為安倍政策咨詢組織的要員，但就歷史問題的判斷毫不含糊。

在文中，北岡教授開宗明義，批評近年在日本國內浮現的“侵略戰爭未定義論”。北岡指出，以軍事手段侵入他國領土掠奪財物，侵害他國主權和政治獨立，就是侵略。按照這一定義，1931年由日本關東軍策劃的“九一八”事變（日本稱為滿州事變），毫無疑問是日本對華侵略的開端，是日本歷史學界早已形成的共識。

戰后70年，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戰爭？談到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和軍事動向，中國輿論往往會把焦點集中在日本政壇的保守政治家們。然而，戰后70年的日本社會世代交替，對安全問題的看法也日趨多元，我們有必要從多個視角切入，客觀理解日本的新動向。

看過去：日本民間總體承認中日戰爭是侵略戰爭

從過往10年的資料來看，日本民間總體承認中日戰爭是侵略戰爭。

據《讀賣新聞》在2006年10月所做的民調就顯示，認為“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都是侵略戰爭”和“只有中日戰爭是侵略戰爭”的受訪者各占三成四，認為“兩場戰爭都不是侵略戰爭”的受訪者有一成左右。今年7月共同社最新公布的民調顯示，認為“之前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的受訪者為49%，有9%的受訪者認為“那場戰爭是自衛戰爭”。

《每日新聞》2015年8月14日最新公布的民調也顯示，47％受訪日本人認為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針對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戰爭是“錯誤”的，當中55％指原因是日本發動侵略、3％歸咎日本戰敗，43％同時列舉以上兩個原因。與10年前同類調查相比，認為戰爭錯誤的受訪者增加了4個百分點。

那么，為什么日本社會總是給人以正在右傾化的感覺呢？

正如許多研究日本的學者指出，日本在戰后一直處于半主權國家狀態（澳洲國立大學日本問題專家Gavan McCormack則把日本稱為“附庸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日本社會開始渴望擺脫戰后陰影，實現政治意志獨立，令日本成為在國際上受尊重的正常國家。而這也影響到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對外態度。

能體現這一心態的其中一個例證，就是近十年前有關中日靖國問題的民調記錄。根據日本學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議題上，2001年至2005年日本各大報章的民調都顯示，反對參拜的日本民眾超過支持參拜。但是，當把調查提問改為“是否支持外國政府在靖國問題上的抗議”時，各報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都對中國的施壓持抵制態度。當時日本普遍的輿論是，日本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不希望首相是因為迫于外國壓力而停止參拜。這反映出日本人渴望受到別國尊重其獨立意志的心理，未必和否定侵略歷史有關。

筆者身邊有不少研究中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學者，他們有時也會向筆者表示，感到中國并未以平等的姿態來對待日本。即使中國主張“不稱霸，行王道”，但在一些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王道”本身，也被當成一種天朝大國居高臨下的表現。

看現在：“對美從屬心理”與“受害者導向的和平主義”

然而，令人覺得矛盾的是，當面對超級強權美國的時候，日本的政治精英卻很少抱怨沒有被美國平等對待。“對美從屬”，是理解日本政治精英層心理的一個關鍵詞。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現為京都精華大學講師的白井聰對日本的這一矛盾的身份認同持有一針見血的分析。2013年，白井在其新著《永續敗戰論》（太田出版，2013）一書中指出，日本無法承認歷史錯誤的根源，在于日本在感情上一廂情愿地對美國存在依賴幻想，不愿意告別戰后“對美從屬體制”，以為只要對美關系搞好就可以逃避對亞洲近鄰國家的戰爭責任，因此令日本永遠處在敗戰狀態。而美國則狡猾地順水推舟，有技巧地利用日本人這種崇拜歐美、輕視亞洲的種族主義(racism)心理，在亞洲成功建立了反共前沿堡壘。一大批戰犯（包括安倍的祖父岸信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美國免除戰爭責任的。

在今年7月最新出版的日本《鉆石》周刊“戰后70年”特集中，白井再次撰文強調，日本當前需要的不是安倍式的脫離戰后體制，而是告別“對美從屬體制”的民主革命。日本如果不告別“對美從屬體制”,就無法清理本國的歷史問題，因而也就永遠無法和亞洲各受害國達成真正的和解。

和精英層的對美從屬心理不同，在民眾層面，和平主義是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共識。這主要來源于二戰日本民眾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悲慘遭遇和針對日本“國家”這一他者的受害者意識。雖然這一認識離中國戰爭受害者要求的反省仍然存有一定距離，但這一反省本身是樸素的反戰和反核思想，與鼓吹為侵略歷史翻案的右翼史觀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民眾層面對二戰的普遍感覺是：1945年天皇宣布戰爭突然結束，日本民眾普遍感到震驚和被騙——軍國政府告訴他們“圣戰不敗”，因此他們經歷空襲、忍耐饑餓、捱了兩顆原子彈，更失去親友。國家來人派發紅色征兵紙（日文中稱赤紙），連學徒和生重病的男人都要上戰場。心里縱是萬般不想，面對當時整個日本不正常的社會壓力只能強忍。打了敗仗，士兵平民必須高呼“天皇萬歲”引彈玉碎以示忠心愛國，軍政大臣卻可出爾反爾輕易轉向，為了維護國體可以和宿敵美國握手言歡。

日本民眾的這一主流記憶，是把自己對立于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這個“國家”。通過廣島長崎的原爆紀念，東京大空襲的回憶，日本不少戰爭題材的電視和書籍中都隱隱地反映出這種對“國家”的不滿和無奈，對國家作為“集體”不把“個人”當人的憤怒，是日本民族內部的戰爭反省。而這，也形成了戰后遺族追悼被卷入戰爭的親人的感情基礎。

2013年12月，安倍晉三參拜位于東京九段下的靖國神社。據當天日本Yahoo網站調查顯示，8成網友支持安倍參拜行為。當時，中央電視臺名主播白巖松在新聞評論節目中慨嘆，難道日本民意真的極速轉右？其實，《讀賣新聞》在次年1月13日公布的民調顯示：47％的受訪民眾不支持安倍的靖國參拜。那些即使支持參拜的民眾，也未必認同安倍的歷史認識，而更可能是出于以上這種追悼被無辜卷入戰爭的親人的樸素感情。然而，這一民間受害者意識，時而被當權的右派政治家偷換話語，把日本民眾對無奈被迫出征的家人的哀悼，轉換成對戰時“日軍英勇戰績”的光輝宣傳，令其他國家誤以為日本民眾也在全面支持安倍的錯誤史觀。

從日本社會最近激烈反對安保法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和平主義仍然是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普遍共識。日本民眾不再如戰前那般默默忍受，而是對政府軍事政策的動向保持高度警惕。最近，以日本大專生為中心成立的抗議組織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s for Liberal Democracies)，積極推動年輕人抗議安倍強行推行的安保法，在日本已經形成一股社會運動，并催生了至少6個民間抗議組織相繼誕生。此外，日本最近更首次出現高中生發起抗議安保法的游行，這連許多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外國人都感到意外。

同時，日本媒體也吸取戰前成為軍部喉舌的教訓，對國家公權保持高度警惕。進入8月，安倍的安保法案開始提交日本參議院審理。審議期間，有自民黨議員不斷拿中國在東海開發油田問題說事，煽動中國威脅論。7月29日，日本共同社副評論委員長森保裕發表社論文章，指出中國的東海開發兩年前就發生了，并非突然出現的問題。中方的開發，主要集中在日本主張的東海日中中間線的中方一側，日本對此也存有容許意見。文章質疑安倍政府現在公開油氣田照片，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向輿論呼吁中國威脅以促使安保法通過，是一場“危險的賭博”。

看未來：“和平國家”與“正常國家”的十字路口

由于以上政治精英和民眾對日本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不同認知，準確地來說，日本目前正站在“和平國家”和“正常國家”的十字路口。

“正常國家”的思潮，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海灣戰爭。正如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南博指出，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結構中“他我”的比例較重，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并依此調整自己的行為。同樣，日本在海灣戰爭期間被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指責“只出錢，不出兵”，在心理上受到很大沖擊。這一轉折點直接導致了日本其后積極參與聯合國海外維和部隊。

日本不少學者認為，理解日本的安保改革必須從以上“國際協調主義”的視角來觀察，因為現在日本自衛隊在國際維和行動中無法在他國軍隊受到攻擊時合法使用武力，在維和行動中可以提供的協助比加拿大軍隊還少。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的“正常國家化”在美國的允許范圍內向“美日同盟強化論”的方向加速，而此次的安保法案就是在這一延長線上發生的。

“和平國家”的思潮則認為，日本擁有舉世無雙的和平憲法，并且在戰后70年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中立和平國家”的美譽。目前日本所面對的安全問題完全可以在現行和平憲法的框架下，以“個別自衛權”的方式來應對。在小泉內閣時代負責防衛問題的內閣官房副長官柳澤協二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8月最新出版的《周刊Economist》雜志上，柳澤撰文呼吁，日本應該避免把有限的財力物力投入發展軍事，在世界各地跟隨美國制造敵人，而是應注重通過和平的國際協調方式，有效利用聯合國機制和非政府組織來解決目前的安全問題，

理解了日本國內對安保問題認識的復雜性，中國有必要把日本放在更廣闊的戰略藍圖中來加以審視。今年5月，安倍訪美后不久，美國《星條旗報》（Star and Stripes）即報道，雖然日本國會尚未通過相關安全法案，美國國防部在制定2016年國防計劃時已將日本自衛隊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作為其預算制定的前提。由此可見，日本的軍事力量早已融入美國軍事體系，被美國軍方視為海外軍事干預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來自美國日益增強的戰略警惕，中國有必要在對美大戰略的框架下謹慎處理“日本問題”，積極爭取日本國內對中國保有相對客觀公正態度的自由派力量，竭力管控敏感的雙邊關系，為崛起的中國謀求和平發展環境營造更長的戰略機遇期。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地域研究機構現代中國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