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文化中，強者文化意識非常深厚，體現為崇拜強者、依附強者、挑戰強者。在先進文明和權力政治主導的的時代，崇拜強者的意識就會表現為向強者學習，在吸收基礎上自主創新成為強者。依附強者則表現為，愿意在強者確立的體系或秩序內維持生存，通過發展與強者的緊密關系謀求更大的利益。挑戰強者則是在強者實力衰弱或自身實力增強之后表現出對于取代強者地位的欲望。

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中，能夠對外進行殖民侵略擴張的都是強者，他們也總是與加害者聯系在一起的，而受害者似乎是弱者的專利，與強者無關。然而，作為一個崇尚強者文化的國家，日本也會鐘情于受害者情結，這種矛盾之處令人費解。這可以從日本的“普通國家”目標和國際關系文化發展邏輯變化層面進行解釋。

由于近代以來的殖民統治與侵略戰爭，致使二戰后重新回歸國際社會的日本成為非“普通國家”或非“正常國家”。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身份和責任，通過首相談話和東京審判進行了定性，這就意味著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就必須承認它的加害者歷史責任和國際社會對其侵略罪行的法理定性，但這對于有著種族優越感、歷史自豪感和文化羞恥感的日本來說難以從內心接受。日本保守派理想中的“普通國家”主張對本國歷史有著明確的自豪感，反對承認侵略的“自虐史”觀。這就需要對日本侵略歷史的種種定性進行翻供，并以另一種方式加以取代，且能夠自圓其說、獲得認可。

于是，保守派政治家們一方面對其侵略定性進行否定，如“侵略定義未定論”、“慰安婦不是強制性的政府行為”、“東京審判是依據事后法進行的勝者審判”、“和平憲法是外部強加的，應自主制定憲法”等說法，民眾對這些宣傳的認可度不斷增加。

另一方面，強調日本進行的戰爭是“迫不得已的自存自衛的戰爭”，是“黃種人對抗白種人的亞洲民族解放戰爭”，日本也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特別是原子彈轟炸給日本民族和民眾帶來的巨大損失和傷害。每年舉行的廣島、長崎紀念活動，都是在訴說著日本作為核武的受害者承受的痛苦。

由于冷戰的原因，日本在侵略歷史反省方面做得不夠徹底，直至20世紀90年代村山談話才首次從官方層面承認殖民統治與侵略，并進行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本國內的歷史教育也是淡化近代侵略歷史，突出日本作為受害者的歷史。這表明，日本試圖以受害者的形象示人，以此減弱國際社會對其殖民侵略罪行的批判烈度，降低現今日本政府和民眾對于侵略歷史的罪感反省程度，為其未來的“普通國家”奠定歷史的思想根基。

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內在文化邏輯發生變化，驅使日本更為積極地從受害者視角解讀歷史。

20世紀之前的國際主流文化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贏者通吃的強權文化，弱國無外交、弱國被瓜分成為這種國際態勢下的常態，戰爭是列強展示強大實力的表現，是弱國竭力維護權益卻歸于失敗的痛苦經歷。這種強權文化正好契合了日本的文化邏輯，這也是日本能夠在與西方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后毅然通過明治維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通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確立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地位的原因所在。

然而，冷戰結束后，特別是國際關系進入21世紀，盡管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幽靈依然存在，但國際關系中出現的新理念、新規則和新制度也在沖擊著舊有的國際文化，平等、公平、正義、良知、法治、人權等理念及其表現出的制度，成為國家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重保護弱者、受害者的利益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保障，他們的境遇也總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同情，從而占據國際道義的制高點，并成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重要資本，服務于本國國家利益的部分需求。

這些年，歷史問題作為日本的負資產，在與鄰國的爭論中消耗著日本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對于日本的侵略與殖民統治，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但日本對此提出挑戰，無疑是在挑戰國際社會的認知，更是在挑戰人類的公理，必然遭致國際社會的批判，損害日本的戰后和平國家形象。為此，日本想當然地認為，必須改變以加害者形象示人的方式，轉而以受害者形象示人更能博取國際同情，增加本國可資利用的國際道義資本，又可以轉移和掩飾日本曾經對他國造成的傷害。

于是乎，日本鐘情于將自身打造成受害者的形象。當然，這與它的強者文化不相矛盾，相反更有利于日本重新以強者身份和姿態立足世界，實現其真正的“普通國家”目標。

但是，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任何力量都不能夠改變乃至讓其消失。欲蓋彌彰式的伎倆不能改變日本作為加害者的歷史責任，深刻反省作為加害者的責任，更能幫助日本卸下沉重的歷史包袱，實現與鄰國的歷史和解，確立相互間的信任，這也是未來日本與他國建立更緊密關系的基礎。日本需要確立更為前瞻性的戰略眼光看待和處理歷史問題。

（作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