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么，我在觀看《烈日灼心》這部節奏緊湊、色調陰暗的犯罪電影點映時，影院里充滿了笑聲，觀眾們時不時就會爆發出一陣哄鬧，要不就是“哎呀哎喲”的驚嘆聲，完全沒有緊張的氣氛。在其他時間看了這部電影的朋友也有相同體驗。我們反復討論，仍然無法確切地闡述清楚那一絲纏繞在我們心頭的微妙違和感到底是什么。

直到看了導演曹保平在北京的那場訪談記錄，我才抓住這種感覺。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體驗，這個感覺對我來說已經解釋清楚，對看這篇文章的觀眾來說，可能會更增加他們的困惑也說不定。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觀眾體驗，幫助我闡明這種奇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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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灼心》帶給我的第一印象極好。

電影從一開始就以一組緊湊的鏡頭展示了福建西隴的一樁滅門慘案，以及三個殺人犯在樹林中逃亡及爭執的場面。回頭來看，這組鏡頭的剪接非常巧妙，也算是為結尾埋下了伏筆。

當然，開頭也有明顯的瑕疵，就是說書人。故事以說書人的介紹引入，在介紹了三人殺人、逃亡，融入人群中整整七年的事情后，突然就消失了，直到最后也沒再出現。畫外音的存在非常奇怪，并沒有承擔任何烘托氣氛或者豐富情節的功能，看上去只是因為無法簡要交待前情而想出的一個辦法。

還有一種解釋，就是導演兼編劇曹保平借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講故事的方法，先以上帝視角帶著讀者/觀眾瀏覽一遍故事背景，起到提要的目的。即便果真如此，考慮到整個電影的風格，這種處理還是顯得非常不合適。

鄧超、郭濤和被模糊化處理的高虎扮演了三個殺人犯，在七年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中一樣融入人群中，一直沒被發現，鄧超做了協警，郭濤當了出租車司機，他們三人還收養了一個叫“尾巴”的小女孩。

“毒眼”隊長段奕宏的出現打破了這種表面的平靜，他一步步揭開七年前血案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呂頌賢扮演的同性戀，王珞丹扮演的隊長妹妹，段奕宏的師傅等角色，這些人的行動交織在一起，對故事進行了層層包裹。

三個殺人犯，收養了一個叫尾巴的小女孩。

殺人犯逃亡、隱藏、贖罪、被發現的故事內核天然就具有極強的戲劇沖突，尤其是當編劇將這些沖突全都安放在一個狹小的人際關系中時，實在是個制造起伏的絕佳結構。他們會被發現嗎？被發現之后又該何去何從？觀眾在觀看時的心理也會緊張。

鄧超、郭濤和段奕宏的表演非常好，而他們正好處于天平兩端，一方要逃，一方要抓，所以照道理來講，觀眾們在觀影過程中的心理天平會在兩端搖擺。三人與尾巴的互動，郭濤與王珞丹的感情戲，都是對觀眾感情的一次次加碼。說起來，王珞丹的演技可能真的是沒救了，每每一出鏡我就感到出戲，想快進卻找不到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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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劇本結構完整緊湊，演員也演得很好，為什么卻無法完全制造魔法，將觀眾拉入電影的緊張氣氛中呢？問題也恰恰出在劇本上。

一方面是故事。故事很離奇，但離奇不是問題，民間的確有許多離奇的事件，比這離奇的比比皆是。問題在于為什么所有人都恰好會湊在一起啊？雖然像這樣的類型電影需要有巧合才能推動劇情，但把這么多相關人物塞進同一個框架里還是太滿了。

呂頌賢在片中的功能很明確。

在那篇訪談中，曹保平提到呂頌賢這個角色時用了“功能性關系”這個詞，從某種程度上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功能性關系，大概就是主要為了推動劇情而存在的一組關系。雖然出于嚴謹和表演，還是會賦予功能性人物個性和所謂的前史，但這些并不是主要的。在這里，呂頌賢那個角色的作用大致相當于游戲中那個客棧掌柜，提供信息或者提供肉體，不就是為了讓主角能走下去嗎。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這不就是傳說中的“金手指”！

在《烈日灼心》中，除了四個主角，其它的人物統統都是功能性人物。有的為了展現主角個性，有的為了推動劇情發展，有的只是純粹出來打那么一下醬油：比如片尾出現的那個拿著錘子突然就腳滑掉下高樓的不幸警察。其實連他也是有用的，他的死亡為段奕宏和鄧超的戲增加了緊張感。

在回想這部電影時，我有個強烈的感覺，即使是四個主角，也都是故事的奴隸，他們行動，不過是為了完成這一盤棋。如果說殺人事件是A，主動去死是B，從A直接到B的行動邏輯和心理是講得通的，就是不安和贖罪。但你如果拆分來看，角色每一步的行為邏輯和心理都講不太通，好像這些行動的設計是從B直接倒推回去的，所以雖然覺得似乎是可信的，但實際上并沒有多少代入感。

當演員認真地想要填滿一個個符號化、道具化的人物時，即使表演可信，但難免還是會給觀眾帶來一絲違和感。又或者，這一切只是因為鏡頭節奏還不夠緊湊所以沒法徹底給我洗腦。類型片不就是故事為王嗎，笑場也可能只是因為觀眾不太習慣在國產電影中看到這么多新鮮的設定罷了。

總之，這是一部奇怪而好看的類型電影。我一定要去看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