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以“圣賢、豪杰、革命領袖”自期

王奇生曾根據蔣介石日記研究過他的“閱讀史”，并總結了蔣的閱讀習慣。他認為蔣介石一生以“圣賢、豪杰、革命領袖”三個角色為自己定位，讀書也多圍繞這三點出發，學以致用，并不以讀書為消遣娛樂。而且蔣的閱讀趣味偏于舊式讀書人，愛讀中國古籍，從中汲取修身養性、治國理政的思路，但他也讀些譯成中文的西書，以了解世界大勢和現代國家的治理方法。

就蔣介石的三個角色定位而言，“圣賢”的養成固然要靠讀中國的古書，如《朱子全書》、《明儒學案》，而要成為縱橫捭闔的豪杰和引領民族復興的革命領袖，則不得不從西方經驗中學習新知。1934年5月，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他用20天的時間讀完了意大利記者馬剌帕爾脫寫的《變亂與革命技術》。該書用法文寫成，初版于1931年，以作者親歷的歐洲1920、30年代的歷史為例，討論革命者如何用政變的暴力手段奪取現代國家的政權。次年，此書英文版在紐約出版，中譯本于1933年7月由上海的國際書局出版。譯者古有成畢業于中山大學，1926年起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教官，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宣傳科長，當時是廣東軍事政治學校政治訓練班少將副主任。

我們不知道蔣介石為何會選擇看這本書。從譯者的背景看，他應該認識蔣本人，所以可能是他直接把書寄給蔣。但這僅僅是猜測，當時西南政權與南京政府不和，在廣東任職的古有成不見得直接與蔣聯系。還有種可能，蔣介石的部下將此書推薦給他看，因為這本書里高度褒揚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與蔣介石及其親信部下當時服膺法西斯集權手段的心態恰好契合。無論如何獲得此書，蔣介石從1934年5月8日到28日，一直在讀這本書，還在日記中寫下了讀書的感想。若我們今天和蔣介石一起重讀此書，并與其讀后感相對照，也許可以借此窺視其內心。

“革命之書”《變亂與革命技術》

馬剌帕爾脫(Curzio Malaparte，1898-1957)是當時意大利知名的記者、劇作家、小說家，他是墨索里尼的好友，也一度是法西斯主義的忠實擁躉。他在一戰時志愿參軍，戰后游歷俄國、波蘭、德國、西班牙等國，親歷了多次革命和政變。1940年代，他又因為公開批評法西斯主義，而被驅逐，轉而投向盟軍，后來還成為盟軍占領那不勒斯后的聯絡官。戰后，他繼續小說和戲劇創作，表現戰爭的殘酷和戰爭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

《變亂與革命技術》一書是他最有影響力、也最具爭議的作品。這本書最初的法文書名為Technique du coup d’état，直譯為“政變的技術”，英文版名為Coup d’état, the Technique of Revolution，也即“政變：革命的技術”，中譯本根據英文版譯出，并將題目改為《變亂與革命技術》。“coup d’état”這個法文詞有特定含義，指用武力奪取政權的政變。作者從其親身經歷和多年記者生涯的政治經驗中得出結論，在現代國家中，奪取政權的武力政變不需要有特定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社會環境，只需要政變策劃者掌握一系列“政變的技術”，通過動員技術工人和訓練沖鋒隊去奪取關鍵性的公共設施，如鐵路、運河水閘、電廠、郵政電報、糧倉、物資倉庫等，就能使政府與國家的其他部分隔離，從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奪取政權。

作者尤其著墨于托羅茨基在俄國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經驗，細致地描繪了他們如何策劃并實施了奪取政權的政變。他對法西斯主義的同情和頌揚，使此書備受爭議。但他在此書中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評希特勒，認為他并非如墨索里尼一樣是真正的“革命領袖”，而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拙劣模仿，其獨裁的目的“不在于德國的自由，而是把整個德國作為其奴隸之國”。這段對希特勒的批評也預示了馬剌帕爾脫日后與法西斯政權的分道揚鑣。當戰爭開始，他心目中指向民族復興的“革命”，反而成了獨裁和侵略的工具，他也因為批評政府而被驅逐出黨。

中文版出版后，國際書局在期刊上刊登廣告：“本書是給現代革命者的。著者馬拉帕爾脫氏（Curzio Malaparte）為意大利法西斯黨徒兼詩人和政治家，曾親眼看見過歐洲戰后許多國家的變亂。十九世紀拿破侖式的政變，做戲般的奪取政府典型，現在已不復適用，代之而興的，是一種冷酷、得力的馬克斯的技術，此技術于一九一七年給托羅茨基最先而最光榮地使用了。布爾雪維克的十月革命，已使防范現代國家傾覆的一切傳統方法，歸于無用，已把政變由生動的戲劇變為一個機械。這就是本書的主題。著者同時把現代的迪克推多（也即dictator，獨裁者——引者注）——列寧，史大林，莫索里尼，波蘭的匹爾蘇茨奇將軍，西班牙的里哇拉將軍——及其取得政權的手段，作燦爛的紀載。末章把德國法西斯領袖希脫拉作嚴刻分析，并把現代政府求國內安穩的問題復述。本書在把現代政治略作寫實無私的紀載這一點，堪與十五六世紀間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馬基雅弗利的名著《君王》媲美，洵革命者必讀之書。”

這則廣告翻譯自該書英文版的內容提要，充滿了“翻譯腔”，但對此書的概述相當準確。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充滿了政治動蕩和社會變革，資產階級政府面對戰后破敗的經濟和混亂的政治局面，束手無策，軟弱無力，于是社會醞釀著各種激進變革的反政府力量，共產主義思潮和法西斯主義，都有不少擁護者。“革命”的譜系曖昧不清，很難用我們現在定義的“革命”去理解當時人心目中的“革命”。尤其是此書作者采取一種“去政治化”的立場，將布爾什維克革命、軍事強人和法西斯主義并為一談，將革命視為一種技術，可被任何政治勢力運用來奪取現代國家的政權。正如作者在此書結語中所說：“國家自衛的藝術和奪取國家的藝術受同樣原則的支配；適于革命的境況，不必是屬于一種政治社會秩序的，也不依靠國家一般的情況。”

這樣寬泛意義上的“革命”，多少符合蔣介石作為“革命領袖”的自我認同。他又是如何理解這本書的呢？

蔣介石怎么讀《變亂與革命技術》

有人評論《變亂與革命技術》的英譯本，抱怨此書寫得“磕磕巴巴，不通順”，有鑒于作者本人是個作家，他將此歸咎于譯者的水平不濟。我比對了英譯本和中譯本，感覺中譯本譯得晦澀難懂，所用譯名大多與現在通行譯名不同，語言更“不通順”，再加上原書作者喜歡引經據典，時不時引用羅馬時代的歷史與言論，也沒有譯注說明，常給讀者不知所云的感覺，也不知道蔣介石是如何耐著性子讀完的。然而，從日記來看，他讀此書的確讀得津津有味，頗有心得。到底是哪里打動了他？

5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首次記錄開始讀這本書，并未多提感想。5月1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看《變亂與革命技術》至‘拿翁尊重法律及議院革命的機械’一節，深有所感，乃知革命為一深妙之藝術，既須深謀遠慮，又須臨機應變，應時制宜也。”關于拿破侖的這章是此書第五章。之前的四章，第一章提出1917年托羅茨基策劃的“十月革命”是現代政變技術的第一次成功運用；第二章談列寧死后，斯大林如何吸取托羅茨基政變的教訓將其反制，并迫其流亡；第三章講1920年華沙之戰時紅軍的失敗，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華沙城里沒有與之相配合的政變；第四章則討論1920年柏林的卡普政變，雖然短暫地以軍事力量奪取了政權，但很快由于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大罷工，軍政府無法運作而崩潰，以此顯示了“階級革命”的力量。顯然，蔣介石對這四章與共產革命有關的內容并無太大興趣，兩天時間就匆匆翻完，直到讀第五章有關拿破侖的內容時，才振奮起來。

這章其實寫得并不好。作者假設讀者已經熟知拿破侖霧月政變的經過，因此議論多而敘述少，還摻入了大量羅馬共和國末年的歷史與法國當時情況作類比，使此章內容更為難懂。但蔣介石顯然讀懂了，他用自己的話“拿翁尊重法律及議院革命的機械”，準確地歸納了此章的大意。而這章吸引他的恐怕是最后描寫霧月政變過程的那段。拿破侖從埃及回到巴黎，雄心勃勃地想以戰斗英雄的身份，獲得元老院和五百人院議員的支持，然而他的演說遭到議員們無情的嘲笑。受辱的將軍一怒之下打算率領士兵以武力迫議員屈服，正在此時，拿破侖的弟弟呂西安（也即五百人院的議長）趕到，安排了第二天的選舉，成立執政府，使拿破侖以符合程序的方式奪取了政權。蔣介石所感嘆的“臨機應變，應時制宜”，指的就是這兩日政變。

作者這樣評論霧月政變的意義：“拿破侖所最關心的，是保守合法形式，及在議會進程范圍內行事，他的行動就像一個近代自由主義者。在這一點，他是一個傳統的創始者。后來打算奪取政權的所有武人，都對這個原則保持忠實，直至最后非用暴力不可。”蔣介石讀到這段的時候，可能會忍不住撫掌嘆息，自己也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啊！蔣介石身為武人，其權力的來源是武力，但他不管怎么搞專制獨裁，自始至終都沒有在名義上放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還要講從“訓政”到“憲政”。而當他看到拿破侖受議員羞辱憤而離開的時候，可能也會生起惺惺相惜之感，聯想到他當年與黨內元老如胡漢民等的沖突。

5月10日寫了關于拿破侖的讀后感之后，蔣介石似乎好多天沒看這本書了。直到5月25日，他又在日記里提到此書：“本日看《變亂與革命技術》，莫索利義章完，甚嘆，莫氏深謀遠慮，策略步驟之良，組織之強也。”描寫西班牙軍事政變的第六章似乎沒有給蔣留下印象，他記的是寫墨索里尼的第七章。由于作者是意大利法西斯政變的親歷者，對其中細節所知甚詳，所以這章寫得是整本書最好的。作者描述了從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黨開始，通過黑衫軍沖鋒隊控制了米蘭的橋梁、車站、鐵路、谷倉、武器廠、電廠等關鍵公共設施，并以此為基地，不斷擴大影響力；到了1922年初，“法西斯蒂運用有秩序的暴力，漸漸支配住意國所有緊要的中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軍事，及工團主義的組織，遍布于全意”，沖鋒隊以武力搗毀共產黨組織，并破壞了一次長時間的總罷工，同年10月法西斯黨“羅馬進軍”勝利，墨索里尼因此而被任命為總理，合法地奪取了政權。法西斯黨為奪取政權作長達三年的準備，難怪使蔣介石生出“深謀遠慮”之慨。

兩天后，他在日記中提到已看完此書，并在5月28日的日記中，寫下對整本書的要點總結：“對外重策略，對內重紀律，合法與暴力之分別，軍隊革命為手段，議會革命為目的，憲警與沖鋒隊之長短，防護與奪取之方法，交通機關與政府機關之重輕，中心區域與重要據點之占領與控制，罷工與襲擊之比較，掃除反動各組織之策略與參加反動之陰謀，議會之叛徒與國家之忠仆之分。此乃革命技術之內容也。”6月1日，他在寫上月總結時也提到“看革命技術完”，并自陳“對革命事業，建國方針亦覺有心得，乃足自慰也”。可見他讀這本書還覺得收獲不小。

晚年蔣介石

然而，從蔣的總結來看，這本書中他認真讀過的只是拿破侖和墨索里尼兩章，尤其他總結的如何奪取政權的革命技術，幾乎全從墨索里尼那章來。換言之，由于這本書作者親法西斯主義的立場，蔣介石已經毫無心理障礙地將法西斯的暴力手段與革命聯系在了一起，并從拿破侖和墨索里尼身上學到了以武力在合法的框架內奪取政權的方法。

蔣介石從中歸納出的革命技術也沒有錯，他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如何更好地鞏固其政權，打擊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作者寫此書的目的，本就是希望警告歐洲的國家領導們，現代國家的治理依靠遍布全國的公共設施，而后者建立在大量現代技術基礎上，因此只需要少數訓練有素的沖鋒隊員就能在精心策劃后通過掌控這些公共設施而控制政府，進而奪取政權。因此，一旦掌握“革命技術”，就能在任何現代國家發動政變。保衛現代國家，也因此需要有區別于一般治安（police）手段的措施。蔣介石從1932年開始在國民黨內培植絕對忠于他的秘密組織“力行社”，并設立軍統、中統等特務組織維護其統治。這本書的內容恰好與其策略合拍，難怪他對此書贊賞有加。1936年，力行社下屬的拔提書店還專門重版了此書。

然而，可能是因為相隔時間太過久遠，蔣介石終究還是忘了這本書希望留給讀者的教訓。在解放戰爭中，大量共產黨的地下黨員配合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在進攻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時，迅速掌控了電廠、機關、物資倉庫、交通線等關鍵設施，使國民黨軍隊無法固守城市，也無法破壞這些設施，只得節節敗退。蔣介石到底沒能防衛住“變亂”，而馬剌帕爾脫的觀點本就有問題，奪取政權固然需要“技術”，但民心所向還是革命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