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中國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2015年8月25日，由上海市社聯、上海廣播電視臺、上海師范大學共同主辦的“上海南市難民區”史料影像發布會，在上海市社聯大樓舉行。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從發布會上了解到，本次發布的關于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的影像資料絕大多數為首次發現，其中包括了原南市區十六鋪小東門一帶在戰前的繁榮影像，饒家駒和難民在一起以及管理難民區的活動影像等。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表示，長期以來，人們對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的史實知之甚少，更鮮見研究。他認為，本次史料影像發布會的舉辦，一方面挖掘和完善了上海抗戰歷史資料，另一方面可以幫助人們更多地了解饒家駒的事跡，弘揚上海抗戰的國際性以及不分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

親歷者：我們都喊他“大胡子爺爺”

上海南市難民區也叫饒家駒安全區，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由一名叫饒家駒的法國獨臂神父創立、專供中國難民居住的軍事中立區。

饒家駒神父于1913年來到上海傳教，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就曾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出入戰區救治傷兵難民。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后，饒家駒倡導建立“南市難民區”，并為此四處奔走。在他的努力下，南市難民區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難民區位于上海南市區方浜中路以北、人民路以南，毗鄰法租界。難民區一直延續到1940年6月，先后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

現場出席發布會的93歲老人李秀鳳回憶道，當時她正和家人一起逃難，途中聽到人們都在傳這樣一件事，“他們說南市那里有個難民區，里面是安全的，日本人不會進去抓人。”于是她也隨著人群涌進了南市難民區，被安置在當初的上海面粉交易所5樓。

李秀鳳只是當時眾多難民中的普通一員。隨著越來越多的難民涌入，難民區的收容所最多時曾達到130多所，由饒家駒為首，中外各方人士組成監督委員會負責管理、籌備經費、維持秩序。

李秀鳳表示，當時難民所內每天向每位難民定量提供兩頓飯，以面包和饅頭為主，“肯定不會讓你餓著肚子”。

88歲的劉復田則清楚地記得，除了難民區提供的伙食，毗鄰難民區的法租界內，常有好心人士隔著鐵柵欄扔過來一袋袋大米。

另一位難民區親歷者傅劍秋回憶道，有一次因為法租界關閉了和難民區相連的鐵門，導致難民區內出現了短暫斷糧，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他的祖父當時在點春堂工作，響應上海米業公會的號召，在豫園入口處辦起了施粥廠，幫助難民渡過難關。

蘇智良表示，從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到，饒家駒幾乎每天都會在難民區內巡視，安撫緊張不安的難民。劉復田老人表示，當時難民區內的兒童，都非常喜歡這位留著大胡子的外國傳教士，“我們都喊他‘大胡子爺爺’。”

寫入《日內瓦公約》的“上海模式”

長期研究“南市難民區”的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上海南市難民區開創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先例，這一模式后來被《拉貝日記》的主人公約翰·拉貝學習效仿，從而開創了南京安全區。“在《拉貝日記》中，拉貝一共13次提到了饒家駒，提到了饒家駒對自己的影響。”

根據蘇智良的研究，后來在武漢、杭州、廣州、福州、漢口等地相繼出現了類似的難民區，保守估計至少讓50萬中國難民幸免于難。1949年頒布《日內瓦公約》時，饒家駒的“上海模式”被寫入其中，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

上海廣播中心常務副主任孫向彤介紹，為了發掘出饒家駒的事跡，東方廣播中心、上海音像資料館和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年初聯手發起了“上海南市難民區”親歷者的尋訪和見證人的“口述實錄”項目。

項目組實地探訪了不少當時居住在南市難民區的老居民，通過廣播征集相關線索，確認被訪者名單，上門進行親歷者口述實錄以及拍攝工作。被訪者中有當時在難民區壽材店干活的伙計、身處法租界自發做大餅油條拋向難民區的居民、在上海逃亡如今已在華盛頓的猶太孩子等。在半年多的采訪中，項目組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甚至來到位于德國柏林的圣湖墓地——饒家駒墓地所在地。

孫向彤表示，項目開展以來，采訪和拍攝的“南市難民區”見證人以及有關專家共計30多人，累計素材總量達50小時。

上海廣播電視臺版權資料中心主任暨上海音像資料館館長楊海生介紹，本次發布的饒家駒和南市難民區影像十分珍貴，不僅能充分反映抗戰爆發前后上海市區發生的變化，而且影像均有著較高的清晰度。“這些影像大多數是由當時的新聞記者拍攝的，清晰度和畫面構圖都有很好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