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后，從延安解放區走進北京城的周揚，已成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具體領導人了，而在新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前，一直在上海對舊文學工作者協會從事組織領導工作的胡風，工作卻遲遲未曾落實。

在胡風毫不知曉的情況下，有關方面發出通知，讓舊文藝工作者協會從上海搬到北京。

周揚找胡風談話，安排胡風到《文藝報》任編委，被他拒絕了。

后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曾找過胡風，向他再次談了工作的安排。這工作共三項，由胡風自己選擇：

一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

二是《文藝報》負責人；

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書。

胡喬木要求胡風書面而不是口頭給予答復。

胡風后來做了書面答復，但對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與胡喬木談一次，陳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難。可是再未得到答復。

1944年在重慶的時候，胡風與周恩來有過交往。主要是國民黨當局吊銷了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胡風為此十分氣憤，便下決心再辦一份雜志。但是當時要申辦新的雜志，必須先交一筆保證金，胡風手頭沒有那么多錢，雜志也就辦不成。這事被在重慶的周恩來知道了，就積極支持胡風，并想法弄來一筆資金，讓胡風交了押金，新辦的雜志《希望》得以出刊。

從此胡風與周恩來往來較密切，并在文藝方面得到過周恩來很多具體的指示。周恩來高尚的人格和親切感人的工作作風，使胡風非常佩服。

正是這種關系，處于苦惱中的胡風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要求與之面談。

共和國初建，百廢待興，忙于國務的周恩來沒有時間，同樣是委托胡喬木與胡風面談。

胡喬木的談話不像前一次那樣平緩了。

胡喬木與胡風談了幾點：

一是胡風對于黨的文藝事業是做過“真誠強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風“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與共產黨不同”，同時說這一點還不是“群眾”的意見；三是胡喬木勸他，說是“脫離了共產黨就是脫離群眾。應該和整個共產黨做朋友……”

胡風聽后很震驚。

不過，固執的胡風還是向胡喬木談了自己心中的憂慮。

胡風認為，自從建國后，負責領導文藝工作的人在一些認識和觀念上存在著問題，這樣發展勢必影響到整個文藝事業的發展。例如將“五四”以來的文學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白區文藝工作基本上沒有肯定，同時還有所貶低。在這些文藝負責人眼里，除了解放區的文藝之外，別的文藝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認。在文藝理論上，也是一種公式化和形式主義的東西占了上風，如此發展下去，是會直接地影響到建國后整個文藝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正如魯迅所說，胡風是個耿直的人，他開口就一下子說出了自己的整個想法，然后還說出了自己的擔憂，真擔心“文藝上會出現一個灰色時期”。

胡喬木沒有同意胡風的這些看法，當即進行了駁斥。

“二胡”相見，談得并不投機。

太固執、太天真的胡風幾天后再次給胡喬木寫信，要求恢復他的黨籍。

據了解，胡風早年曾加入過共青團，這是我參加“胡風專案”之后，在一次有關胡風案件的報告中傳達的。

由于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彭柏山被劃為“胡風分子”，遭到逮捕和審查，中共中央派石西民同志前來上海擔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同時擔任“胡風專案”的負責人之一。在一次報告中，他對我們曾說過：“胡風早年曾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

那時的許多團員，后來基本上都轉為了中共黨員，但胡風卻一直未曾明確這個關系。

胡喬木再次與胡風會面。

胡喬木回答說，關于組織問題，可以給予考慮。

可是，知識分子過于敏感的神經使胡風退卻了。

胡風見胡喬木對此事說得平淡，并沒有勸他趕快解決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談話中提到他對世界對歷史的認識與共產黨的看法不一樣等話，使胡風對自己也產生了懷疑，這樣夠不夠一個共產黨員呢？

后來他又曾為此找過負責作家協會黨組織工作的丁玲，丁玲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有的人要看幾十年哩！

敏感的胡風認為這是作為黨員作家的丁玲在拒絕自己。

為新中國的成立曾激情滿懷地寫過《歡樂頌》的胡風，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困惑。這不得不使他想起在1949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作為大會主席團副總主席的茅盾所作的報告，這個報告的題目叫《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

這是胡風在這次文代會上拒絕參加起草的一個報告，因此茅盾在報告前，還特地向全體到會者作了說明。

報告的內容令胡風不能接受，因為在這個報告里，除了對胡風認為在國統區很有發展前途的小說家路翎的作品進行批評外，還對胡風本人的一些文藝思想進行了批評。

在這個報告的第三部分，關于文藝思想理論的發展中，茅盾專門單獨列了一節《關于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于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的問題》，來闡述對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斗爭：

……然而有人以為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足以使作家“說謊”，以為發揚作家的“主觀”才會有藝術的真實表現。他們以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場，如果本來沒有革命的立場，怎樣努力去學習和改造都是空的。他們以為，作家過著怎樣的生活就可以怎樣的“斗爭”，這樣的說法在國民黨統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剝奪時，本來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但他們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眾的現實斗爭相結合的必要。他們一方面強調了封建統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點，以為和人民身上的缺點斗爭是作家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又無條件地崇拜個人主義的自發性的斗爭，以為這種斗爭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現，他們不把集體主義的自覺的斗爭，而把這所謂原始生命力，看做是歷史的原動力。他們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與個人的自發性的突擊來反抗現實，所以這在實際上正是游離于群眾生活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在這里，報告經過一大段理論的闡述之后，毫不客氣地指出：

……到現在卻仍舊繼續用這種看法來對待新的社會關系以及文藝工作在新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等等，那么我們勢必落后于時代，乃至為時代所唾棄。

胡風對新中國滿懷著一個詩人的熱情，參加各種會議，寫詩歌頌這個全新的時代，歌頌帶來這個新時代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她的領袖。這一連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風在“進入新社會”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無一點思想準備，感到一種深深的不解。

這難道純粹是文藝界之間的恩恩怨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