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社會生活研究”國際論壇在復旦大學召開。本次論壇作為復旦大學社會學學科建設90周年系列學術研討活動之一，由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聯袂復旦大學出版社、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復旦大學-UCLA社會生活比較研究中心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等單位召開。

21萬封民間書信

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在張樂天教授的發起下于2011年成立，次年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國研究中心閻云翔教授合作設立“復旦大學-UCLA社會生活比較研究中心”。

據該資料中心助理研究員李甜介紹，該中心設立的初衷，就是盡可能搶救來自民間的第一手文書資料，因為這些資料正在迅速消失。從中心成立到現在不到4年的時間，他們重點搜集的地域涵蓋了上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目前已掌握20萬件社會生活類文書資料，初步構建了以長江流域民間資料為核心的館藏資料體系。另外，還搜集到21萬封主體為1960-1990年代的手寫信件，以及超過2000本的日記筆記。

這些原始資料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基層單位文書檔案（包括城鄉基層政府文書、企事業單位文書、會議記錄）、基層單位數據資料和個人與家庭的文書（契約、日記筆記、民間書信）。

“由于資料規模龐大，我們中心正在集中整理、出版民間書信這一部分，目前已整理出6萬封信，其中有4.8萬封（計12萬頁）書信已經掃描存檔，并將陸續開放給學界。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未來幾年依然是資料搜集的黃金時期，一旦過了這個黃金期，這些資料很可能會變得像徽州文書一樣，由于門檻過高而很難實現批量規模的收買。”李甜說。

“書信的價值在于它幾乎是毛澤東時代人與人之間唯一的交流工具”，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張樂天說，“同時它還具有信息的完整性，特別是在夫妻等家庭成員之間的通信中尤其能夠感受到，可以說是無所不談，而且如今我們能夠收到的基本都是寫信人或者收信人有意保存下來的。”

當然，一兩封信件能夠傳遞的信息畢竟有限，張樂天特別強調對于量的積累。“假如說我現在有幾萬封知識青年的通信，那么肯定會對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研究具有重大價值。我搜集的這些書信，如果再和其他資料，比如地方志結合起來，那一定會對理解當地發展有很好的幫助。”

當代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與保存

這些年來，張樂天和他的團隊為了搜集民間資料可謂用心良苦。2011年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張樂天并沒有明確的搜集目標，他只是泛泛地告訴那些民間聯絡員，只要是手寫的資料他都要，鉛印的不要。

但在搜集過程中，張樂天明確了幾個搜集原則：一是追求完整性，比如一個工廠連續10年的文件，“很簡單，就是追求麻袋，麻袋越多我越高興”。另外，凡是檔案館有的資料，張樂天就不會重復搜集，“復旦圖書館在葛劍雄當館長期間，搜集了全國的很多地方志，所以我的這些資料也可以配合這些地方志來使用。”

另外，張樂天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明確了搜集重心：一類就是個人書信，“這是我覺得我這個中心最特別的收藏，因為與其他材料相比，它們最能反映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價值觀、道德觀等等。”第二類就是個人日記，不過現在民間市場上，日記漲價漲得厲害，已經不容易搜到了。第三類是各種不同基層單位的會議記錄，比如張樂天手上有一份當年安徽省“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歷次會議的記錄，“毛宣隊”當時屬于省級文藝單位，進駐的工宣隊、軍宣隊、農宣隊總稱“毛宣隊”。同樣被他視為“寶貝”的還有一份“文革”時期造反司令部的完整會議文件。

談及對于這些資料的整理工作，張樂天表示希望和國際接軌，他可以聘請復旦圖書館的幾位專家來整理，從而確保編目和分類的國際化，但由于此項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經費，所以暫時還未啟動。目前，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優先整理、掃描書信，并根據研究者的需要，提供相關資料。

會議期間，張樂天還邀請與會學者參觀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一間65平方米的屋子內滿滿地堆放著各類紙頁泛黃的民間資料，有大量還未整理的資料只能先存放于紙箱和麻袋之中。

由于其中很多資料來自于廢品回收站，不免帶有各種細菌、蟲害，因此資料室還要定期滅菌、抽濕，不過好消息是已經有相關從業者表示可以利用日本最先進的技術對資料中心進行無償消毒和維護工作。

如何研究當代民間資料

與會的中山大學歷史系陳春聲教授還就這些資料的研究困境發表意見，首先他認為由于民間文獻的海量存在，哪怕是進行歷史復原這種描述性的研究工作，也會超出學者個人或小團隊的承受能力，“真正想要了解某個地域的整體社會生活，必須梳理這些資料的內在脈絡，但這些民間資料跟我們去讀二十五史那種別人已經幫你整理過的材料是不一樣的。”這確實對學者構成體力和智力上的挑戰。

其次是傳統的論述方式需要變革。以往的史學論文一般就是成段地引述史料，然后結合研究者自己的觀點進行論述，但對于民間文獻，包括書信來說，這種表述方式就顯得不再適用，“通常會發現材料抄不勝抄，而且讀完這堆很啰嗦的東西之后，基本就會忘記自己想要說什么了，學者后面的歸納也是強加上去的。”

還有一點就是在做當代社會生活研究的時候，必須加強制度史的修養和訓練，要對這些材料背后的國家制度有很清晰地了解，這也是一位歷史學家的基本工作。

此外，著名人類學家閻云翔教授認為可以依靠這些資料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秩序的變遷與重構”，包括制度的安排、生活意義的產生，以及生命個體在這二者之間的作用。“也就是說，個體在國家制度的安排下，為什么會覺得活著還挺有勁的，從1950年代一直到現在，這種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且還在不斷重構。比如有一套夫妻書信集跨越25年，它告訴我們的不僅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起起落落，還涉及到當時幾乎所有的國家大事，那時候的夫妻之間非常政治化的。”

據悉，8月20-25日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會在上海田子坊舉辦“信有靈犀”七夕特別展，帶領市民穿越時代，感受“革命時期”的戀愛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