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到臺北被要求接受思想訓練

1949年5月底，王蒲臣率領青島站全體人員和家屬八十多人撤退臺灣。坐軍艦從青島抵達高雄左營軍營時，因為一下子找不到民用卡車運送，王蒲臣不得不去左營的海軍總司令部找到政治部主任，說明原委。這位主任還算幫忙，不到半個小時就派出三輛大卡車，把他們送去高雄車站，這才來到了臺北。

到了臺北也不順利。王蒲臣來到保密局的辦事處，意外遭到值日官的拒絕，因為他無法證明自己這些人是奉命撤退的。王蒲臣只好帶著這些老老小小，在火車站露宿一夜。第二天保密局出面證明，辦事處才派出一輛無棚的卡車，頂著大雨，把他們送到保密局總部所在地——臺北芝山巖的一座廟里。王蒲臣算是嘗到了倉皇撤退的滋味。

在臺北的保密局（1955年改名為情報局），王蒲臣先后擔任情報局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和大陸工作發展室副主任等職。從昆明逃到臺北不久，王蒲臣收到一項命令，要他去某地接受思想訓練，這明顯是對他在昆明被軟禁導致的不信任。他極為憤怒，認為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隨后寫信給毛人鳳局長，大發牢騷。毛人鳳閱后也感到不妥，慰勉后勸王蒲臣回家休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遠離了北平，辦公室的平靜反而使王蒲臣非常不適應，因為無實際工作可做。出于照顧這些大陸來的老同志，保密局設立了一些二線機構，把他們“養”了起來。王蒲臣所在的這些委員會，看上去還是忙忙碌碌的，他們有時考核從大陸來的人員，有時審查教材講稿，有時做點專題研究、專題報告。不過王蒲臣很清楚：因為對局本部的一切情形甚少了解，所研究的東西，自然隔靴抓癢，多不切實用。五十二歲那年，他甚至寫報告給上級，強烈要求工作：“年過半百，精力尚佳，頗欲竭盡綿薄，圖報萬一。”但是大陸是回不去了，王少將只能在臺北的辦公室里慢慢消磨。

晚年撰寫回憶錄成為軍統史罕見資料

1962年，六十周歲時，少將王蒲臣退役，從此成了臺北的榮民。

大概王蒲臣自己也沒有想到，在退休后，他又活了四十三年，比他在軍統工作的時間還多了十六年。這四十三年中，王蒲臣旅游、讀書、打麻將，優哉游哉。

王蒲臣晚年撰寫的有關軍統史的回憶錄，尤為珍貴，特別是他撰寫的《一代奇人戴笠將軍》先后在老家浙江江山和臺北出版，還有一本自印回憶錄《滾滾浪沙九十年》，從他個人的角度披露了不少軍統局早期鮮為人知的故事，特別是他本人的一些經歷，現在已經成為軍統史研究的必讀書目之一。另外，他在保密局主辦的《健行》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包括懷念毛人鳳的文章等，也已經成為罕見的文獻資料。

在撰寫過程中，王蒲臣還到處向老友核實有關資料。1999年時，他給已經回到上海安度晚年的張冠夫寫信，詢問有關戴笠“十人團”的確切名單。王蒲臣表示他有七個版本的不同說法，而張冠夫是“十人團”之一，應該知道真實情況。可惜張冠夫年邁失憶，無法具體證實。

96歲高齡返回江山故鄉

1997年，業已九十六歲高齡的王蒲臣，不顧年邁體弱，回到了故鄉浙江江山。在老家，王蒲臣受到江山市黨政各界的熱烈歡迎，見到了近半個世紀未見的親朋好友，還特地去出生地的老屋徘徊良久。除了大門口一堵磚墻和附近的一口井尚能模糊記憶外，“其余皆已面目全非”。王蒲臣還特別去大溪灘，他少年時坐帆船外出讀書的地方，當地小朋友“已不知有帆船之一物矣”。不過半個世紀以來家鄉的日新月異，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997年9月22日，王蒲臣來到母校江山中學參觀，看到校門口大樹上掛有 “歡迎王蒲臣先生蒞校指導”的大木牌，激動得連說不敢當。當時王蒲臣捐獻七十萬元新臺幣（按照當時牌價折合人民幣二十萬元），設立“王蒲臣助學金”，每年獎勵十二名品學兼優的學生。

在上海，王蒲臣兩度與九十九歲高齡的張冠夫見面。他們久別重逢，滔滔不絕地談了幾個小時，“幾無別人插嘴的余地”。10月2日，王蒲臣告別上海，張冠夫親自到旅館送行。王蒲臣在回憶錄中寫道：此時此刻大家“心中都有一種感受，希望我們真能再見”。

回到臺北后，王蒲臣和張冠夫還是一如既往，彼此信函不斷，直到2000年張冠夫去世。

2005年，王蒲臣去世，葬于臺北郊區翡翠水庫旁的花園公墓。這是臺北市的浙江同鄉會開辦的墓地，1980年開始營業，可以看到昔日國民黨大佬、老寧波俞濟時（1904-1990）的題字。在同一墓地中，還安葬著毛人鳳胞弟毛萬里（1903-1982）和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1898-1979）。

2014年11月11日，筆者站在王蒲臣夫婦的合葬墓地，意外地發現，緊貼著的就是張冠夫夫婦的墓地。“生而為友 逝而為鄰”，墓地門口的這幅對聯言簡意賅。在這塊有著臺北“千島湖”美譽的翡翠水庫旁，這對出生江山的老鄉、老同學、老同事從此可以朝夕相處，用老家江山的土話，隨意盡情地談笑了。

（鳴謝臺北“國史館”、臺北花園公墓和張守榮先生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