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最偉大的美國社會學家，反對者一定不少；但若說她是最家喻戶曉的美國社會學家，卻并不夸張。《我在底層的生活》英文版問世于2001年，但時至今日，在美國任何一家書店的顯眼位置仍能看見這本書。1996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案》，對福利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項法案對那些有工作但只領取底薪的“窮忙族”有何影響？艾倫瑞克決定親自體驗一番。

艾倫瑞克何許人也？1968年獲得洛克菲勒大學細胞免疫學博士學位后，她選擇離開象牙塔，在紐約市政府工作一段時間后投身人權運動，成為許多社會倡議組織的創始人、領袖或智囊，并撰寫了大量報刊專欄文章。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艾倫瑞克已躋身美國最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之列。在四十年的時間里，她出版了十八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包括這本使她名聲大噪的書在內，她的著作剖析性別歧視、收入差距、醫療改革等現實問題。2009年，美國社會學會將社會議題報道年度大獎頒給艾倫瑞克，標志著社會學界對這位未受過正規社會學訓練的生物學博士的正式認可。

艾倫瑞克給自己定下了幾項原則。第一，不選對她的教育和工作經驗來說過于簡單的工作。第二，盡量尋找并保住薪水最高的工作。第三，在保證隱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尋找最便宜的住所。第四，排除流落街頭選項，一旦無力支付房租，立即叫停計劃。1998年春末，五十六歲的艾倫瑞克打點行李，離開舒適的別墅，以僅讀過三年大學（這屬于偽裝），急需工作糊口的離婚白人婦女身份（“離婚白人婦女”屬于事實），開始她的“臥底”之旅。

艾倫瑞克選了地理位置、文化、經濟與人口結構都大不相同的三個實驗點，在每個地方各工作了一個月。她尋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夠支付廉價住所下個月的房租。這并非“出生入死的‘臥底’冒險經歷”，作者強調，“我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出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使收支平衡。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們既沒有號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沒有像我一樣怕得發抖。”

首站是離家不遠的佛羅里達州西嶼市，一個以陽光和海灘而著稱的旅游勝地。艾倫瑞克的盤算是，如果她能拿到招工廣告上所說的七美元時薪，就能租上月租五百美元的房子，這樣每個月就能有四五百美元購買食物和汽油。報紙上的招工廣告很多，艾倫瑞克信心滿懷地填寫了約二十份超市售貨員和餐館、旅店服務員申請表，三天內卻沒有任何回應。她的第一個發現是，招工廣告并不可靠，它們往往是雇主的策略，意在需要雇人時有足夠的替補人選。

艾倫瑞克最終在一家平價家庭餐廳覓得服務員工作。工作時間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薪水每小時二點四三美元再加小費。為了減輕房租壓力，她在開車單程四十五分鐘的較遠處找到住所，月租五百美元。同事的住宿狀況也不比她好。一位女服務生和一名她并不喜歡的男性在廉價旅館合租一個房間，每周租金兩百五十美元；另一名懷孕六個月的女服務生被男友拋棄，和母親住在一起；第三名女服務生和男友每周付一百七十美元租一間單人拖車屋；一位廚師和女友絕望地想逃離和另外兩個毫無關系的人合租的兩室公寓；時薪最高的一位員工住在拖車屋中，每月付四百美元停車費。

“你叫我從哪里湊出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去租公寓？”這是同事的普遍反應。原來，艾倫瑞克忘記了一點，自己事先準備好的一千三百美元“啟動資金”對他們來說純屬奢望。“根本沒有什么神奇的理財方法能讓窮人維持生活”，艾倫瑞克意識到，“反之，卻有一大堆特殊開支要付。若你無法湊出兩個月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按周付高價去租一個房間。若你只租到一間房間，最多不過有個小保溫盤，也就無法煮能吃上一整周的大鍋扁豆來省錢。”看到這里，我不禁想起去年在紐約尋找住所時的窘境：唯一有房可租的廉價公寓卻要求提供年薪十二萬美元的證明以及三個月房租的預付款，銀行存款不足一萬美元的我只有默默離開。不僅如此，因為無力購買醫療保險，一旦生病，這些員工連看醫生甚至買抗生素的錢都出不起。

西嶼市的觀光業隨著酷夏高溫的到來而縮水，艾倫瑞克的時薪也從七美元降至五點一五美元。為了在月底支付房租，唯有找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連鎖餐廳找到另一份服務員職位后，她的工作日程變為從早上八點至下午兩點在連鎖餐廳負責早餐到午餐時段，之后在幾分鐘內吃完從快餐店買來的午餐，立刻趕至家庭餐廳，從下午兩點十分工作至晚上十點。但在幾天后，自認健康的艾倫瑞克發現自己實在無法承擔每天十四小時的連續體力勞動，尤其是餐館定下的即使沒有客人也不準休息或吃東西的規矩。在將早班工作換為旅館服務員后的第一天，艾倫瑞克在連鎖餐館晚間人潮來襲時徹底認輸，辭職不干。她未能通過第一個月的“窮忙族”測試。

艾倫瑞克的第二站是白人占絕大多數的緬因州波特蘭市。她在夏天來到這里，開始了擦擦抹抹之旅。盡管招工廣告眾多，但經濟學供需規律在這里似乎不起作用，時薪仍舊維持在六至七美元。為了支付房租，艾倫瑞克又一次干起了兩份工作：全職女傭以及阿茲海默癥療養院的周末飲食助手。

女傭公司每人每小時收費二十五美元，但女傭本人只能拿到六點六五美元。這是什么概念？每天五分鐘的午餐和休息時間，餓得頭昏眼花的女員工，智齒疼痛卻沒錢看牙醫的女傭，買不起八十九美分汽水的同事。無人承擔得起獨居的成本，所有人都和同一個屋檐下的人“組成形式上的家庭”。“他們的生活就算不用悲慘來形容，說是非常捉襟見肘也不為過”，貧困狀況令人觸目驚心。更有甚者，這些工作毫無尊嚴可言。女傭公司禁止使用海綿拖把，因為匍匐在地的清潔方式是其賣點，更不用說顧客對女傭防賊式的警戒。回到住所后，受盡屈辱的艾倫瑞克站在淋浴噴頭下，足足淋了十分鐘水，因為此刻，只有這些付了錢的水是她的。

一周之后，問題來了。艾倫瑞克并沒有領到第一周的女傭薪水，因為公司為了防止員工第二周不來，將第一周薪水扣到員工離職時才發放。因為旅游季尚未結束，房租也高于談定價格，再加上購買廚具和日用品的開銷，她發現唯有尋求救濟。經過七十分鐘的電話和開車時間，再扣掉兩點八美元的電話費，艾倫瑞克終于得到價值七點零二美元的食物。換言之，時薪三點六三美元。

最后一站是中西部的明尼蘇達。同樣，找一個負擔得起的住所成為巨大的挑戰。艾倫瑞克終于發現，低收入者住房難是全國性危機。官方對貧困的度量以家庭食物支出為標準，但食物價格相對穩定，真正飆升的是住房費用。1999年，食物成本只占美國家庭預算的百分之十六，住房開銷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七。在朋友處借住幾天后，艾倫瑞克搬進了一家烏煙瘴氣的汽車旅館。經過屈辱的尿檢和其他測試，她在沃爾瑪找到了一份時薪七美元的賣場工作。但在尋找第二份工作和更便宜住所的嘗試皆告失敗后，艾倫瑞克的明尼蘇達之旅狼狽收場。在沃爾瑪，她最大的感受是，賣場就是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這里的員工沒有抱怨，沒有反抗，也感受不到其他世界的存在，每天將被顧客蹂躪的衣服重新整理和上架就是她們的生活。“你真正賣掉的，是自己的生命”，艾倫瑞克如此感嘆。

三個月的“窮忙族”臥底之旅，艾倫瑞克發現，即使是身兼兩份工作的人，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一方面，房租對市場極度敏感，富人購房抬高房價后，窮人若不愿意長距離通勤，就只有支付昂貴的房租。但與此同時，最底層的工資卻一直不見起色。雇主寧愿提供免費餐點、交通車和購物折扣，也不愿加薪，因為薪水不易降低，其他福利卻可隨時取消。在政府公共住房支出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底層生活的艱辛就不難理解了。那么，為什么不見員工的反抗？艾倫瑞克的經歷告訴我們，人越窮，行動力越有限。除了必須有車這些實際限制，換工作遠比想象麻煩。用她的話說，“你往往不愿意拿已經認識的惡魔跟不認識的惡魔換”。不僅如此，由于底層勞工的信息不暢和雇主的刻意隱瞞，工資信息往往成為口耳相傳的秘密。

“羞愧”，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感受！艾倫瑞克向社會發出控訴。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號稱史上最繁榮，但在這樣一個富足豐裕的社會，無數身兼兩份工作的勞動者卻連像樣的房子都住不起。窮人可以從電視和雜志封面上看見富人；富人卻對窮人的生活一無所知，仿佛他們完全生活在另一個世界。

2004年，美國社會學會會長邁克爾·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號召社會學家們重拾社會學的公共關懷和道德擔當，關注公共議題，面向公眾寫作。《我在底層的生活》正是公共社會學的杰出代表。如作者所言：“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本書存在可商榷之處，如缺乏隨機化處理，書中穿插的評論（如對基督教會的嘲諷）以及作者的某些決策（例如在明尼蘇達舍棄了一份更高薪的工作）讓人不免對其最終結論產生質疑（重復類似實驗者不乏其人，但結論不一），但它對“窮忙族”活靈活現的展示卻足以傳世。雖然處在不同的社會，中國讀者同樣不會對書中的故事感到陌生，畢竟，我們也有窮人，我們也有邊緣群體，這是屬于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實。我也借此機會向社會學同行發出倡議，真實生活是最好的社會學數據，不要怕弄臟手，到生活中去做調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