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微信公號“賽先生”以《中國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為題發布了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社會學教授謝宇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內容。 謝宇憑借嚴謹的量化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國社會所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的程度和特點，在網絡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謝宇教授目前已正式入職普林斯頓大學，近日《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對他的專訪，其中涉及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中國發展智庫存在的困難、“大數據”概念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的均值和差異等受到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

在謝宇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秉持科學的精神，追求客觀性，讓學術回歸學術本身，不能過于強調實用性，太強調為政治、經濟服務。由于偏見、偷懶或缺乏訓練等原因，很多需要用系統、客觀、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的社會現象沒有人研究，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太多空白。

在美國，智庫是社會科學學者影響社會的重要方式。謝宇指出，做智庫首先需要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作為學術基礎，同時需要中立的態度，但中國的智庫因為政治性的特點無法客觀地提供不同意見。無法建立具有學術基礎的、非政府行為的智庫，社會科學就無法為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幫助。

談到中國的統計學，謝宇認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數據的收集者和政府的職能部門都將不公開數據作為掩蓋自己工作弊病的一個手段，必須通過一些制度和觀念的轉變，讓學者公開數據稱為一種文化，對不公開的行為應該進行譴責。

對于國內風靡的“大數據”的概念，謝宇認為“大數據”應該是指“不是專門為了研究收集，而是本來就有的現代社會工作和生活中自然產生的數據”。他進一步指出，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沒有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區別，大數據并不能完全替代小數據。做大數據得先從小數據做起，有大數據就自以為什么都知道了是危險的。

在社會學研究中，謝宇認為“差異性”比“均值”更有意義。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不僅指人與人本身的不同，還包括每個人所處的不同的環境、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不同。受柏拉圖影響而產生的社會物理學強調對“平均人”的研究，但謝宇認同高爾頓把達爾文進化論強調個體間的差異的觀點移植到社會科學中的做法，認為在研究社會學問題時，“平均值貢獻有限，個體的特性、差異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社會學家可以協助謀殺嗎？

社會學家愛麗絲·戈夫曼（Alice Goffman）去年出版的著作《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以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描寫了貧民社區中黑人青年的生活以及他們與警察和法庭等權威機構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學界受到如潮的好評，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今年六月，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史蒂文·盧貝特（Steven Lubet）對戈夫曼發難，指責她“參與策劃了一場未遂的謀殺”，思想市場6月8日的國際思想周報介紹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1339169）

近日，“政見”微信公號發布了劉冉的《社會學家可以協助謀殺嗎？——關于研究倫理的爭議》一文，再次梳理了這場席卷美國社會學界的風波始末，并深入討論了這一事件背后的研究倫理問題。

學術誠實和保護研究對象的兩難

盧貝特的指控根據的是戈夫曼書中對黑人青年“查克”（化名）遭 仇人槍殺后主動參與復仇活動這一情節的描述。查克是戈夫曼親密的朋友和室友，查克遇害后，戈夫曼曾和他的朋友麥克一起去尋找仇人，為他開車，并在書中進一步表達了自己“復仇的渴望”。

盧貝特指出，如果描述屬實，根據賓州法律，即使事實上無人死傷，戈夫曼的行為也已經構成了協助策劃謀殺的重罪。面對這一指控，戈夫曼專門撰文回應稱，在她看來這場尋覓只是一場 “哀悼儀式” 。但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書中的描述是否為了給讀者營造一種緊張的錯覺而存在夸大？

一方面，在對邊緣人群和犯罪行為進行民族志研究時，學者似乎難以避免地會卷入某些違法行為。對此應該如何處理，學界并沒有十分清晰的規定；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倫理的吊詭之處在于，為了保護研究對象，許多民族志研究都是無法復制和求證的，其結果是民族志研究的可信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學者的人品。

也就是說，面對質疑，戈夫曼無法透露研究對象的身份或提供原始證據來洗清自己，同時她也承認，為了保護這些青年，她在書中故意修改了一些可能回暴露他們真實身份的細節。

事實上，在這個信息發達的年代，要想徹底隱藏研究對象的身份幾乎是不可能的。盧貝特很容易就找到了戈夫曼的幾位研究對象，但在她的要求下同意不公開這些信息。但《紐約雜志》也設法查出了查克的真實身份，對查克母親和朋友的采訪證實了戈夫曼研究中細節的真實性。

但是，盧貝特通過對查克的死亡過程的調查提出了更多的質疑。這些質疑已經不僅僅是針對戈夫曼個人的研究，而是關乎整個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問題。

西切斯特大學人類學教授 Paul Stoller 在 《赫芬頓郵報》 上對此進行了討論，認為民族志的意義并不是呈現百分之百的事實，而是讓人們了解原本陌生的人和事，讓不同文化能夠意識到對方的存在并進行對話。

對于 《在逃》 的質疑已經漸漸冷卻，也并未傷害到戈夫曼在學術界的地位。但是，如何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社會邊緣群體進行學術研究，如何在保護研究對象的同時建立更嚴格的學術調查機制，如何在社會學研究中更客觀地理解和呈現事實，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和反思的問題。

從馬云被“逼捐”談“富豪慈善”的本質

天津爆炸事件發生后，馬云微博下出現了大量“逼捐”的留言。網友的這種行為，遭到了各路自由主義者的譴責。這些人認為用“道德”來“綁架”富人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財產權”。

面對爭議，破土網發表了林島的《馬云們的慈善，改變不了民眾被“倒提”的命運》一文，試圖揭露“富豪慈善”的人性光輝背后試圖維持“不平等”制度的本質，辛辣地諷刺了中產小資被富人們的慈善行為蒙蔽而猛烈反對“逼捐”言論的行為。

“倒提”一詞來自魯迅的同名雜文，其中寫到當時的租界里，來自西洋的很多慈善家們是很怕看到虐待動物的，看到“倒提”著雞鴨走過租界的人就要罰款。這引起了一些華人的憤怒，認為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人的地位還不如雞鴨。魯迅以為，西洋慈善家之所以恩寵雞鴨，是因為它們不能言語，不會抵抗。而人能組織，能通過反抗獲得平等，因此得不到慈善家們的憐憫。

林島指出在當下的中國，富人們一方面在媒體上表現得樂善好施，一方面卻不愿意改善自家工廠工人的生存條件，并引用一位美國富豪的剖白來解釋這種悖論，“當我對一些人的貧困狀況深深擔憂時，就會反稱出自己處在美好又溫暖的人性光輝中：我樂意為他們慷慨解囊。…… 但是‘不平等’則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這個詞其實都會觸及一個論題，即我的收入是否正當、是否合理？”

而一些中產小資們，在富人的慈善和布施活動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卻看不到富人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有意維持社會不平等制度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