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晚明大變局》這本書，并非心血來潮。大約十年前，我在《解放日報》的學術版發表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晚明的大變局》，主旨是：近來人們常說“晚清的大變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變局。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這篇文章似乎沒有什么反響，于是我立志要寫這樣一本《晚明大變局》。這十年間，閱讀、收集各種史料，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補自己已有的認知，逐漸集中于六個問題，也就是諸位現在看到的，本書的六個章節。從各章的標題可以約略看到各個方面的“大變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高度成長；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新氣象：文人結社與言論。

晚明的大變局自然不是中國內部悄悄發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說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蕩下逐漸顯現的。

大航海時代下的全球貿易：巨額白銀流入中國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些發現，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類的活動不再局限于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類的視野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占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從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他們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后，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國市場卷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澳門—果阿—里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澳門—長崎貿易，澳門—馬尼拉貿易，輸出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輸入以白銀為主的外國商品，人們概括為“絲—銀貿易”。

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后，繞過美洲南端，橫渡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1580年（萬歷八年）以后，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往墨西哥的貿易航路——太平洋絲綢之路，這就是馳名于歷史，持續兩百年之久，溝通菲律賓馬尼拉與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聲名遠揚的“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是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運回的是墨西哥銀元。

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還是后來的荷蘭，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所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則是最重要的白銀凈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它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根據他的研究，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噸至10000噸，約占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通過貿易渠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最終流入中國。不管具體數據有什么差異，巨額白銀流入中國流入中國是確鑿無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它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

工業革命之前，來自江南的絲綢棉布流行世界

在全球化貿易浪潮頻頻襲來之際，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依然沿襲著開國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外國商人貿易。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貿易雙方都不遺余力地沖擊這條禁令，東南沿海走私貿易非常興旺。走私與海禁較量的結果，終于使得統治集團明白，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海禁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涂澤民上疏，請求朝廷開放海禁，準許人民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朝廷權衡利弊得失之后，批準了這個建議。在東南沿海的港口，設立海關，向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船征收關稅，使得“私販”轉化為“公販”，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轉折，顯示了晚明時代對外開放的胸襟。

各種力量的作用，鑄就了晚明對外貿易的輝煌。正如全漢昇所說：“中國的絲織工業，因為具有長期發展的歷史背景，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故各種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賣，連原來在那里獨霸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要大受威脅。因此，當西班牙帝國自歐洲本部擴展至美洲和菲律賓后，中國絲貨的輸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國內絲織業者與海外殖民者間的嚴重沖突。這一事實告訴我們： 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而創造這一頁光輝燦爛歷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具體地說，是江南的絲綢業市鎮。太湖流域的絲綢業市鎮，其四鄉以出產一生產優質生絲而聞名于世，統稱為“湖絲”，它的著名品牌“輯里絲”（七里絲），就是以南潯鎮的輯里村（七里村）為中心的地區出產的“湖絲”，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成為各國商人爭購的搶手貨。用這種“湖絲”織成的各色綢緞，也是行銷海內外的名牌產品。或者從福建的月港銷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大帆船橫渡太平洋，運往美洲；或者從澳門銷往印度的果阿，再轉銷歐洲。外銷商品中，僅次于絲貨的棉布，主要產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布業市鎮出產的精品棉布，號稱“衣被天下”，不僅行銷全國，還遠銷海外。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國商人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絲、綢緞，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國的棉紡織品還由馬尼拉大帆船運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紀末，中國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1600年，從澳門開往日本長崎的葡萄牙商船運去3000匹棉布，見于博克瑟（C.R.Boxer）的著作。其實，中國的徽州海商，早已從寧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籌海圖編》就已記載，運往日本的中國商品，第一位是生絲，第二位是絲綿，第三位就是棉布。而這些棉布的產地就是江南的棉布業市鎮。

西儒利氏和“西學熱”：中國士大夫放眼看世界

隨著歐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通過澳門這個渠道，進入中國。他們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傳播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文化，不僅使得中國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學”以前所未見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識的士大夫們，短短幾年，就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無怪乎西方學者把利瑪竇稱為“科學家傳教士”，中國士大夫則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中國知識線與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佛學傳入對于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學東漸的影響可以與之媲美，或許更勝一籌，使得中國人看到了歐洲先進的天文歷算、數學物理、農田水利、機械制造等領域的新知識。

在耶穌會士的影響下，中國人開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現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瞿汝夔、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們與耶穌會士合作編譯各種歐洲科學著作，向國人普及新的科學理念，一時間鉆研西學蔚然成風。裴化行神父在《利瑪竇神父傳》中說，16世紀的中國出現了一場文化倫理革命，其先鋒“并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只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統引入遠東世界”；贊揚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的徐光啟，可以和英國人文主義最純凈的代表人物托馬斯·莫爾相媲美。徐光啟起用耶穌會士修訂歷法，編成《崇禎歷書》，吸收歐洲先進的天文學知識，使中國傳統天文學轉型，開啟了中國人認識宇宙的新階段。李之藻把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刊刻出版，并且加上許多文字說明，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的觀念，讓中國人認識到人類居住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圓球，中國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從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人們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開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

崇禎五年（1632）浙江寧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國與歐洲相比較，感慨系之：“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歷之解，莫不窮源探委……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人們在驚訝之余，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應當急起直追了。

西學東漸的成功，還得歸功于晚明社會提供了一個寬松的接受氛圍。周振鶴教授說，此次天主教來華的運氣比較好，客觀環境正處于晚明“天崩地解”時代，有利于基督教義的傳播。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大大解放了讀書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資源。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號召。晚明的中國大環境讓傳教士們感覺到如魚得水。

文人結社：中國人的啟蒙時代來了

王陽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他認為，學問是天下的公學，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絕拜倒在圣賢和經典的腳下。明中葉思想界沉悶而無新意，科舉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的注釋作為考試的標準答案，士子們沒有自覺、自由的思想。王陽明的大聲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后，人才輩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為旨歸，形成波瀾壯闊的個人主義與博愛主義的思潮。

王陽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師說發揚光大，主張學貴自得，“不從人腳跟轉”。王門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經皆注腳”。所謂“六經皆注腳”，顧憲成把他解釋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從儒家經學的正統立場來看，這顯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種“原教旨主義”，使得人們的思想僵化，只知背誦教條，人云亦云。要想打破牢籠，自由思想，“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必然的選擇。經典的生命力就在于與時俱進，不斷賦予新的解釋，為我所用。王門后學宣揚“不從人腳跟轉”、“六經皆注腳”，被正統派視為“非圣人之道”，斥為“異端”。王艮反唇相譏：“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與“非圣人之道”的衡量標準唱反調，主張“百姓日用”才是衡量是否“異端”的標準。李贄也被貶為“異端”，他的應對策略更為巧妙、機警，揚言說，既然假道學把我看作“異端”，索性以“異端”自居，我行我素。他著書立說，大膽地責問： 為什么千百年來無是非？答案只有一條：“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振聾發聵，令思想界“莫不膽張心動”。

沖破思想的桎梏，掙脫名教的牢籠，思想解放的浪潮滾滾而來，思想界流派紛呈，講學之風盛行，互相辯駁詰難。有了這樣的氛圍，使得西方科學文化得以順利地傳播、弘揚，培養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一個啟蒙時代來臨了。

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識，文人結社蔚然成風。在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江南，涌現出許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應社、松江的幾社和活躍于江南的復社最為有名，影響所及，遍于全國。學人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暢所欲言地交流心得，無所顧忌地高談闊論，成為晚明社會一道明麗的亮色。復社鼎盛時期，擁有三千多成員，遍布全國各地，主要集中于太湖周邊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杭州、湖州等最為富庶的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又以蘇州府為最多（有五百多人）。崇禎六年（1633）春，復社在蘇州虎丘舉行大會，盛況空前，陸世儀《復社紀略》寫道：“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余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于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 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豈但三百年來所未有，此后也不曾再有，簡直是空前絕后，令人嘆為觀止。

德國學者耶格爾（Friedrich Jaeger）在《德國歷史中的記憶文化》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意識并非只瞄向過去，歷史恰恰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提出晚明的大變局，并不是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至17世紀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不僅對于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于看清近代史以及當代史，都有莫大的好處。

（《晚明大變局》，樊樹志著，中華書局2015年8月。本文系《晚明大變局》一書引言。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