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的想象中，印度之所以最為人所知，或許是因其輸出了咖喱菜、瑜伽和寶萊塢電影。但另一種輸出品也正在成為贏家：大型跨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其中若干企業位于美國。新近加入這一日漸壯大隊伍中的是出生于印度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他剛被任命為重組后的谷歌公司首席執行官。在他之前，出生于印度的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于去年成為微軟公司首席執行官；來自印度的首席執行官已經或者會繼續執掌諸如花旗銀行、萬事達信用卡和百事公司這種大型企業。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刊發的一項研究，截至2013年年中，印度為那些總部不在其母國的《財富》雜志全球五百強企業貢獻了30%的首席執行官。這一比例令印度在版圖上可以與瑞士和英國這樣的國家相提并論。由于這些職位至關重要，出生于印度的那些首席執行官在競爭慘烈的全球商業競技場上的成功，引來了他們的印度同胞相當多的關注。想想看，直到最近，印度仍被視作貧窮困苦的同義詞，而眼下，這個國家正在向全球性的標桿級企業輸出世界一流的首席執行官。這是民族自豪感的源頭。

但多半而言，諸如納德拉和皮查伊這樣的個人，是在美國而非印度的頂級大學和企業獲得他們的研究生訓練和管理專業技能的。換句話說，這些出生于印度的首席執行官在美國取得的成功，關乎美國做對了什么——或者至少是在9·11事件之后移民審查變得愈發嚴格之前曾經做對了什么——的象征意義，與關乎印度做對了什么的象征意義一樣巨大。事實上，那些成功故事或許與印度次大陸出了什么問題更加有關。

至少對印度人來講，值得自豪的一點是，在這一領域，印度人正在擊敗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確實，在2014年2月納德拉獲得微軟公司任命之后，中國出現了不只是一星半點的自我反省：據2013年年中的數據，有三位出生于印度的首席執行官正在印度之外領導《財富》雜志五百強企業，而中國在這方面毫無建樹。這三位印度人是鋼鐵巨頭安賽樂米塔爾公司（ArcelorMittal）的首席執行官，德意志銀行的賈殷（Anshu Jain ）以及百事公司的盧英德（Indra Nooyi ）；納德拉和皮查伊現在已將這個總數增加到五人。（安賽樂米塔爾公司首席執行官為Lakshmi Mittal，同時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賈殷為德意志銀行聯席首席執行官[Co-CEO]；盧英德同時擔任百事公司董事長。——譯注）

中國之所以在這方面表現差勁，有一些簡單原因。受過大學教育的印度人一般都能講流利的英語，并能輕松適應美國的企業文化；而他們的很多中國同道尚做不到這一點。并且，在微軟和谷歌這類科技企業的例子當中，就像是印度的那種對豐渥科技文化的天然親近感，滋養了納德拉和皮查伊這樣的商業領袖。

但是，你不只將看到擔任首席執行官的中國人遠遠少于印度人，在大型西方跨國企業的高級管理層，情形也是這樣。何以如此？個中緣由對印度而言遠非正面。相反，它提醒我們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相對力量以及印度持續落后的一些領域。

比如，中國的大型企業向高級管理層支付的薪酬大體上與美國的類似職位相同，或只是略遜一籌；但依據實際匯率而非印度盧比的購買力兌換后，印度在這方面的薪酬依舊落后。2014年由咨詢公司韜睿惠悅（Towers Watson）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兌換為美元后，中國高級企業管理者的薪酬平均而言是印度的兩倍以上。

而且，盡管存在對中國污染狀況的擔心（雖然印度的污染與中國有得一比，假如不是更糟糕的話），作為受歡迎的移民目的地，中國還是輕松贏得世人厚愛。這一點可能令人驚訝。2013年由匯豐銀行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部37個國家當中，中國位列首選移民目標國家的首位。

事實上，印度的企業似乎絕少有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上搜羅高級經理人的渴求。印度的大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由當地的首席執行官，通常是企業創始管理層的家族成員掌控。即便發展到了業內最頂級，印度企業依舊保持自給自足以及內向封閉的特點，一些高度全球化的印度企業也是如此。印度企業如此行事有充分的理由，盡管那不必然顯示出印度經濟好的一面。

若干年前，塔塔集團領軍人物拉丹·塔塔（Ratan Tata）退休，之前尋找接班人的工作拖延許久。最終，如一些人先前預計的那樣，塔塔的繼任者并非外國人，而是塔塔家族外圍成員、完美的內部人士塞勒斯·密斯特里（Cyrus Mistry）。假如印度最有世界性影響的跨國企業尚且認為堅持選用家族成員而非從海外挑選優秀首席執行官是明智的，那么，特定的地方性知識和網絡——包括與強勢官僚和政府部長的勾兌——在印度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當中就必定依然非常重要。在這方面，印度與日本或者中國相似得多，而不那么像美國或者英國。（塔塔集團創辦于1868年，是總部位于印度孟買的跨國企業集團，旗下擁有超過100家運營公司。拉丹·塔塔于2012年12月卸任塔塔集團董事長一職。塞勒斯·密斯特里在接任塔塔集團董事長一職前于塔塔集團下屬多家公司任高管，其父親亦曾任職于塔塔集團下屬公司。——譯注）

所以，在印度人贊揚他們自己輸出優秀首席執行官之前，他們不妨考慮一下，這反映了這個國家怎樣的失敗。印度如何才能形成一種可以與西方跨國企業所在環境媲美，滋養諸如納德拉或者皮查伊這種成就卓越的個人并為他們提供激勵和機會的商業環境？其次，印度如何才能打造更有競爭力和富于創新精神、可以催生微軟和谷歌之類新興企業的環境？

當印度人享受同胞在美國獲得的榮耀之時，真正的贏家是印度裔美國人。他們將觀察那些能加以效法的模范人物，而無須擔心那些妨礙其事業成功的隱性障礙——歸根結底，那是非常美國式的成功故事。印度總理納倫達·莫迪正準備于下個月訪問硅谷，深入思考這一點，他或許會干得漂亮一點。

（作者系印度經濟學家、評論員、自由編輯，現居孟買。本文原刊于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 8月18日發布，原題：“Why Are So Many of the World’s Best Companies Run by Indians?”。聽橋譯。）

文章出處：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8/18/why-are-so-many-of-the-worlds-best-companies-run-by-indians-google-sundar-pichai/?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20Campaign&utm_term=Flashpo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