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在《清華大學學報》上刊發(fā)一篇題作《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的論文。文章發(fā)表后，蒙三聯(lián)書店總編舒煒先生青睞，主動提出將其作為一本小書來出版。既然是一部著述，標題就應該簡潔一些，同時也想更清楚地點明主題，于是，就有了這本《制造漢武帝》。

《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甫一發(fā)表，即引發(fā)比較廣泛的關注，學術界有種種議論。近日，因書籍出版在即，《澎湃新聞》的記者，希望我能就此書撰述的緣起和自己對一些相關問題的想法，做一些說明。考慮到這一段時間里已經(jīng)看到、聽到不少很不符合我本意的解讀，因此，就在這里再談一談我的一些基本想法，以供想要了解而且也可能了解的人來了解。隨口說的話，表述很不嚴謹，只不過是一篇寫成文章模樣的“訪談”。

一、對于我來說，歷史學首先是史料學

前此，在今年5月8日，我已經(jīng)就《澎湃新聞》記者提出的問題，簡單講述了這篇文稿的主旨，是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但很多寫過文章或者看過文章的人都明白，文章的撰著緣起以及寫作過程，與這一宗旨，并不完全吻合，有時甚至會有很大的出入。換句話來說，我并不是為寫史事構建問題而切入司馬光對漢武帝的構建。

關于怎樣做歷史研究的問題，就像人的一生應該怎樣走過一樣，永遠不會有一致的解答。我自己的情況，還稍微特殊一些，上大學是念理科的，沒有跟老師上課學過歷史學的基本知識，對此尚缺乏通貫的了解。所以，在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看來，對歷史的感覺不好，更不用說深刻的思考了。至于怎樣做研究，才算得上是一種高層次、有境界的研究，直至追慕當代某某大師的腳步，連想都沒有想過。原因是自己資質(zhì)駑鈍，三十多年來摸爬滾打，一直還處于學習基礎知識的階段。努力寫下一些東西，也只能算是讀書筆記，備忘而已。

過去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學方法導論》，曾經(jīng)簡單概括說：“史學便是史料學。”對此，他還更進一步，做有形象的說明：“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當年跟從史念海先生讀研究生，學習歷史地理學。先師極力倡導野外考察與歷史文獻記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學術界影響很大，而我領悟到的更重要的研究方法，卻不是這一點，而是先生反復和我講到的“讀書得間”這四個字。不言而喻，所謂“讀書得間”，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說分析比較記載各異的史料。

讀書做學問，和棋牌等游藝項目有些相像，往往規(guī)則越簡單，操作起來，難度越大，對能力的挑戰(zhàn)越高。這么說，只是講傅斯年先生所說史料比較的復雜性和困難性，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高深的追求。我只想做一個努力的學徒，窮此一生，多學習一點兒知識，特別是基本的史料學知識。我來北大歷史系教書以后，抽時間到北大考古系聽了一個學期徐蘋芳先生的城市考古學，去清華聽了一個學期李學勤先生的金文課，都是本科生的基礎課程，就是基于這樣的想法。

正因為這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很好地掌握和運用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花費很多筆墨，概括講述了若干類別的例證。實際情況是，對具體史料的認識，往往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還常常翻來覆去，不總是直朝著一個方向走。這就需要一代代歷史工作者，在研究中，結合具體的問題，不斷深化、拓展對相關史籍的了解。很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史學方法導論》中，稱道“中國詳述比較史料的最早一部書，是《通鑒考異》”，并且說從“這里邊可以看出史學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標準”，但在我看來，恰恰是司馬光的《通鑒》和《通鑒考異》，在其史料特性方面，還有很重要的問題，需要重新分析。——這一事例，可以說是很戲劇性地告訴我們，正確認識史料，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假如說像我所認為的那樣，日本的市村瓚次郎先生和中國的田余慶先生對《通鑒》史料價值的認識有所偏差的話，那正是這一認識過程中所必然要出現(xiàn)的狀況，而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深化認識，則是我輩的本分和職責，即使做對了，也絲毫不值得自喜。

就我自己來說，本來從讀研究生時起，就一直日積月累地想多具備一些基礎的史料知識，而到北大歷史系講目錄學課，為備課又逼迫自己集中針對一些基本史料，多做一些功課。講紀傳體正史，我寫了考辨《三國志》本名應為《國志》的文章，自己覺得揭示出一個很多世代學者未曾注意過的基本問題；講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是重頭，我想向學生盡量清晰一些介紹《通鑒》各個部分的史料價值，這一簡單的需求，帶著我把坑越挖越深，最后就形成了關于司馬光與《通鑒》這篇文稿，變成了解析“構建”的問題。

做這種史料學研究，需要的是出干巴巴的力氣，做仔仔細細的梳理，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觀念。我的文章發(fā)表后，有贊同的，說寫得好，夠層次，走的是科林伍德的路子；貶抑的說，無聊，不過是給科林伍德加個腳注而已。罵我的人也實在是抬舉我，真的一概敬謝不敏。固陋如我，根本不知道這位姓科的是何方神仙（這并不是什么好事，是年齡大了，沒有精力汲取新知識了。況且我不懂西文，中文翻譯的東西，也不大敢信。我希望我的研究生能盡量學好外文，特別是西文）。至于其他，很早就風聞有人把我歸入“史料批判”那一撥人當中，對此同樣愧不敢當。如上所述，我只是從一個很土鱉的問題出發(fā)，用很土鱉的方法，做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的史料比勘而已。

我的眼光，一直放在很低很低的層次上，學習非常非常簡單的歷史知識。研究一些問題，也只是辨析史料而已，實在沒有能力躍升到某一研究模式的高度，更絕不想采用某種受人推崇的范式來研究那些高大上的問題。我在北師大出版社出版過一部文集，取名為《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起初，擬了好幾個其他的書名，出版社都不同意，說層次不夠，無可奈何之下才憋出這個名目。業(yè)師黃永年先生見了，問我腦子是不是發(fā)昏了，怎么不說人話？我請他老人家諒解，一個無名鼠輩，人家給出書，不要補貼，還給了點兒稿費，不能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身在矮檐下，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當時覺得也沒有太多人關注“空間”是個什么勞什子，混混也就過去了。沒想到這兩年“空間”之學勃然振起，一看到自己那個書名，真是羞煞人也，無地自容。

對于我來說，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問題；一篇史料，就是一篇史料。我沒有抽象概括史事的能力，也很不喜歡對史事做過多的抽象表述和解說。歷史知識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件事一個樣，一個人一個樣，千奇百怪，變幻無窮。

上次澎湃新聞的記者小于采訪我時，我曾向她談到，最近關注過一組與司馬光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性質(zhì)相近的史事，因不同程度地都涉及史事構建的問題，將來若是能夠順利寫出，或許可以編成一部專題文集。其實我把書名都擬出來了，想叫《結構與解構》（現(xiàn)在一單獨出這部《制造漢武帝》，還能不能湊成本書，就很難說了）。看起來與上文所說，好像前后矛盾，不喜歡“空間”，又如何艷羨起“結構”與“解構”來了？其實本質(zhì)還是一樣的。因為我不懂什么叫“結構”，更不懂什么叫“解構”，就像用你不熟悉的方言或者外國話罵人，不覺得臟，望文生義地把它用作“你用紙糊個房子我來把它拆穿”就是了，這是在弄個無傷大雅的噱頭，更多地是出于調(diào)侃。這次這書定名為《制造漢武帝》，其實也是如此，同時又鮮明生動一些而已（有人說這個書名是模仿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這也是抬舉我，我對其人其書，同樣一無所知）。可我是學“空間”那玩意兒出身，總算懂得多一些，一看就有生理反感。況且即使真的出版了這樣的文集，也一件事兒一個做法，一切從具體的史料出發(fā)。自己根本不懂什么理論和范式，想套也套不進去。

總之，寫《制造漢武帝》，是出于深入了解史料性質(zhì)的需要，實際的分析論證，也都是老老實實的史料比較考辨。

二、科學的認識，需要循環(huán)往復的論證

《制造漢武帝》這部書稿，在論證過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直接針對以市村瓚次郎先生和田余慶先生等中外著名學者的觀點。有很多有追求、有境界的歷史學者，對這種做法，頗為不以為然。這些學者認為，寫文章，與別人論難，立意低，層次更低。從一開始讀研究生時起，我就知道絕大多數(shù)歷史學專業(yè)出身的人，都是秉持這一態(tài)度。《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這篇文章，最早投給京城一家大牌刊物，沒發(fā)出去，編輯部的人就曾語重心長地開導我，謂大學者要以自己立論為尊為上，不必多涉及別人的觀點。當然，這些同仁還都有一個共同的追求，要做大師，至少立意要做高端學者。

對此，我一向持有不同看法。首先，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一位高層次的學者，為學術做出什么像樣的貢獻，只是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學習一些知識，盡量多弄懂一些自己過去不懂的事情。這樣一來，遇到問題，難免就會叫叫真兒，看看到底是什么樣的。這不是跟人叫真兒，是跟事兒。為此，免不了會核對史料，針對既有成說，做一番權衡比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從專門做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我也一心一意想做一個匠人，能做好匠人就心滿意足了。現(xiàn)在年齡大了，知道連這也根本做不到，在很多方面，實在都很蹩腳。這樣想，也就沒有必要為從事低端工作而感覺有什么不應該的。

另一項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本科沒有學過歷史。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這種想法的合理性在哪里。按照自己受過的數(shù)理訓練來講，歷史學假如還算是一門科學，那么，像所有科學的認識一樣，正確的結論，只有一個，而檢驗其正確與否的關鍵，就是前面談到的史料。史料放在這里，看你能不能過去。過去了，就對；過不去，就錯。學理科出身的人，腦子結構簡單，一根筋，想不到還有別的什么門道兒。作為一門科學，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切實的進展。一個人提出一種定理、一個公式，全世界具有同等能力的實驗室、具有同等水平的科學家，會同時開動，驗證這一新的說法。這就是科學，這也是科學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

歷史學的研究，有些內(nèi)容固然比這復雜，涉及到價值判斷層面，更幾乎言人人殊。但歷史學最基本的內(nèi)容，也是所有論述最要命的基礎，仍然是史實的認定。在這一點上，我不認為與自然科學有什么實質(zhì)性差別。所以，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說自話。在這一點上，誠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另一方面，在我很低下的眼光看來，在歷史研究中，要想針對既有的觀點，就其主要論據(jù)，一一做出辯駁，也不是誰想做就都能夠做到的事情，并不止是你屑于、還是不屑于做的問題。大師固然有大師的偉大之處。比如建筑設計大師，不管他想出多么匪夷所思的建筑圖形，最后終歸是要依賴一個堅實有力的團隊，依賴這些匠人，給你做出具體的工程設計，這些建筑大師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歷史研究不行，沒有人給你做這種具體工作，需要自己親力親為。這樣，挑戰(zhàn)就來了，其中一項能力，就是對各種不同史料的認知和把握，這需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這是所有自說自話的高端學者都能做好的么？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當然，這涉及到對歷史學根本屬性的認識，更涉及到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么。如前所說，我只想求真求實，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求知。我知道很多同仁是負有很強社會使命感的，讀史書，論史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是要借古喻今，整肅世道人心。這是一種精神的寄寓，更像宗教。宗教是信仰問題，當然不需要論證，也不能論證。自己信自己的就是了。還有人視歷史學研究為藝術創(chuàng)造，那更要隨心所欲，不同流俗了。跟別人討論問題，可笑又可憐。不用說高端學者，就是學徒小工匠，也是恥而不為的。看起來都像是一樣的歷史學工作者，本質(zhì)上卻是天差地別的。

作宗教，作藝術，我都不行，一點兒也沒有感覺。雖然只是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正是嚴謹?shù)目茖W探索，才能給我這樣的滿足。所以，遇到想要探討的問題，就不能不對既有的觀點，做出分析判斷。除非這個觀點實在無足輕重，才可以置之不理。

同時，按照嚴謹?shù)目茖W要求，提出討論的對象，一定要清晰明確。所以，我對所討論的對象，通常都是指名道姓，說清楚是誰，在哪一種著述中提出了什么樣的觀點。對于我來說，這正是對對方尊重的體現(xiàn)，而不存在不尊重他人特別是前輩學者的問題。至少別人和我討論問題，要是說什么“有的人”如何如何，既不提名，也不稱姓，我會覺得在對方眼里，賤名不值一提。至于臨文不諱，一律省卻尊稱敬語，則是嚴肅學術論著正常而又合理的表述形式，更不涉及禮敬與否乃至抑揚褒貶的問題。

總之，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對這部書中涉及的兩項基本問題，做出上述說明。最后需要再一次強調(diào)指出的是，這只是在講我自己的真實想法，抱殘守缺，自言自語而已，而且自知既卑且陋，無意與別人討論，也無意博取他人的認同，更絕對無意評判別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