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國日本”系列試圖從戰后心理和認知角度出發，展現日本社會對本國的身份、中日關系、西方國家的多元理解。

美國的戰略

美國人看好中國經濟的潛力，普遍認為“經濟大國”日本的時代早已過時了。2013年美國進行的輿論調查的結果表示：美國在亞洲地區最重要的伙伴，認為是中國的受訪者占39%，是日本的受訪者才35%。

有趣的是，選擇中國的受訪者當中，80%的人以經濟貿易關系為由，以政治關系為由的僅11%。可是選擇日本的受訪者當中48%的人以政治關系為由，而39%的人才舉經濟貿易關系為理由（數字來源依據日本外務省網站）。

諷刺的是二戰之后，日本就擁有起碼的自衛武裝，很多日本人認為經濟建設才是核心任務。可美國的輿論調查似乎表示日本在政治、安全保障方面才能當美國的“大老婆”，而在經濟方面的“小三化”傾向已經很明顯。

當然即使日本人愿意調整自己的角色，美國人好像也不是無條件地支持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說過“侵略”這個概念沒有學術性定義，參拜過靖國神社，表示過不繼承（承認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罪行的）《河野談話》、《村山談話》的可能性。安倍的基本立場是否定（以美國為核心的聯軍在二戰后建立的）戰后格局，總是試圖修改（美國“強迫”給日本的）《日本國憲法》。

安倍的這種態度自然讓作為戰勝國的美國感到不安，自然也有人懷疑安倍是不是過度保守的反動分子。尤其是公民運動出身的奧巴馬總統對安倍一直都保持若離若即、不冷不熱的態度。因為如此，安倍有時候也只能做個秀，向美國示好。比如在奧巴馬總統快要訪日的2014年3月，他發表過不打算修改《河野談話》的立場，就是一個例子。

美國需要的盟友當然不是法西斯時代的“大日本帝國”，而是尊重戰后格局、并跟美國共有“自由”、“民主”、“人權”理想的、跟美國并肩作戰的“東亞英國”。

日本的情緒

與此相比，日本社會的思潮中好像沒那么多戰略因素，情緒因素卻多點。

20世紀90年代之后，亞洲各國的經濟繁榮促使形成公民社會，尤其是在因特網普及后，普通老百姓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話語權。而且國際法界開始分離國家對國家的賠償（reparation）和國家對個人的補償（compensation），也就是說，即使自己的國家放棄了對加害國家要求賠償的權利，個人仍有索賠權。于是亞洲各國二戰時期的受害者開始以個人的名義索賠，日本政府只能面對有關“從軍慰安婦”制度、強制勞動等案件的索賠訴訟了。自然，中國、韓國等國家也形成了聲援受害者的輿論，開始聲討“不認賬的加害國家”日本了。不少日本人卻認為這是無聊的舊話重提，甚至公開表示反感。

美國人的態度反而看起來很“寬容”。近四年的太平洋戰爭中，美國也付出了不少代價，犧牲了很多戰士，但美國卻很少拿歷史來批評日本。自然這20年日本輿論容易傾向于美國，其程度比冷戰時代還要明顯。

安倍政權也許認為這種“嫌中”“親美”也可以算是政治資源吧。2012年重回首相寶座之后，他在經濟、貿易方面推進TPP談判，加強美日的經貿合作關系，對中國主持的AIIB卻保持冷漠態度。在政治、安全保障方面，安倍政權執意建設沖繩邊野古的新美軍基地，也要制定新安保法案，確立日美兩國的集體安保體制。這對《日本國憲法》實質上是無形的修改，因為日本一直以來認為《日本國憲法》不允許日本擁有集體防衛權。而修改憲法就是安倍政權夢想的擺脫戰后格局的重要一步。

但日本民眾的“親美”“嫌中”畢竟不過是某種情緒，而不是經過戰略思考的結論。日本民眾在大選上支持自民黨不是因為安倍的政治、安全保障政策，而是其以“安倍經濟”為口號的經濟政策。對大半數的日本人來說，自己的生活質量才重要。安倍政權一直都能保持較高的支持率，也是因為這幾年來股市呈示好景，經濟成長的假象成功地蒙住了人們的眼睛。但安倍政權開始討論“新安保法案”之后，大部分的日本人開始翻臉了。曾高達60%左右的支持率據今年7月各家媒體的調查都降低為39%（朝日新聞）、40.1%（時事通信社）、41%（NHK），而不支持率卻上升至42%（朝日新聞）、39.5%（時事通信社）、43%（NHK）。

這回安倍首相也被處于進退兩難的窘境了。推進新安保政策就會得罪日本民眾，而放棄新安保政策就會得罪美國。

公民的價值觀

怕戰爭總比愛戰爭好。但思維也需要超越自我的價值坐標軸。只考慮自身利益的“和平主義”沒有深度，作為反戰武器也沒有長久性。這種厭戰情緒很可能敵不過美國的戰略。只有堅定的價值坐標軸才能克服戰略的狡猾和情緒的曖昧。

安倍在8月14日發表的戰后70周年“談話”中作了兩種秀給美國人看。第一個秀是“反省歷史”。他應該知道再也不能表露自己的戰前意識形態來惹怒美國。第二個秀是“為和平做出貢獻”。他強調戰后的日本作為“和平國家”做出了不少貢獻，今后還按照新安保政策或“積極和平主義”負擔更重要的角色，跟美國并肩作戰。

作為國家的主人，公民都要用自己的價值坐標軸來判斷那是真反省還是假反省，“積極和平主義”是真和平還是假和平。

別說今后的“積極和平主義”，原有的“和平主義”也該反思一下。17世紀明軍以朝鮮半島為根據地，攻擊清軍，于是皇太極派軍攻占朝鮮，并親自興師問罪，朝鮮國王仁祖被迫跪下謝罪，向其行君臣之禮。允許別國在自己的國土上屯軍作戰，對作戰對象國來說是明顯的敵對行為。20世紀60年代，美軍從駐日基地出動，殘忍地在越南人民的頭上投下了凝固汽油彈和含有二惡英的橙劑。幸好隔著日本和越南的不是小小的鴨綠江，而是太平洋。但在當時的越南人民的眼里，日本真的無罪嗎？在歷史的審判前，二戰之后的日本真的算是和平國家嗎？

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經說過：有兩種東西日本人不好接受，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基督教。因為這兩種思想都提供系統性的世界觀，而系統性的世界觀正是日本人最不拿手的。想想日本的確沒有哲學傳統，也沒有世界性宗教。但若要真正總結過去的歷史，日本人總有一天必須克服這樣的“不拿手”。

戰后70周年本來應該是一個化解一切矛盾的好機會，但其前提是我們每一個日本人都必須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有系統性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心中有了價值坐標軸，才能反思眼前的許多問題。比如那些中國、韓國的受害者起訴日本，是“沒完沒了”“對日本的侮辱”還是他們的靈魂渴望尊嚴的吶喊？“慰安婦”制度是普遍的不值一提的制度，還是男性對女性人權的嚴重侵犯？日本的和平憲法真的過時了嗎？美國的戰爭真的有正義嗎？

最遺憾的是，目前的日本看來似乎仍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的條件，整個社會仍然充滿了渴望生活質量提高的聲音和“嫌中”“親美”的情緒。

(作者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