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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與我一起買古書的老楊
前天聽說老楊病逝了,心中襲上一股很重的涼意。俗話說,兔死狐悲,大概就是這種感覺。雖然本行專業是語言學,而且師從于語言學界大師呂叔湘先生,但按照世俗社會對人地位、價值的判斷來說,訃告上所寫,老楊生前最有榮耀的頭銜,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國家級古籍版本權威專家,這個職位似乎要更重要一些。這個頭銜,標志著他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是古籍收藏圈子里的頂級精英。
我認識老楊,是因為古刻舊本的收藏;二十多年來的交往,也幾乎全部集中在一起購買古刻舊本上。現在,老楊留下那些耗費大量心血購藏的古籍,撒手遠行。雖然說作為抽象的道理,沒有什么人不懂,這是古往今來所有收藏家的宿命,但當你面對自己身邊在這個“行道”上一同走過很久的人真真切切地離去的時候,還是難免心生悲涼。為離去的老楊,為一代代藏書家,也為自己。
鮮談藏品的藏書家
初次拜識楊成凱先生,大概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期,我剛剛調到北京工作不久的時候。一次,業師黃永年先生來京講學,他到賓館來看望黃先生,我正好隨侍于永年師身邊,有幸借機向他通報了自己的姓名。我稱“楊先生”,他很謙和地說,自己癡長幾歲,以后徑呼“老楊”便是,不必客氣。

此番相識之后,前后有十年左右時間,因購買古刻舊本,或在琉璃廠各家古舊書店中,或在京城古書拍賣會上,我們時常相見,相互咨詢協商,往往得其指教。
收藏家按照其對外界開放或是封閉的態度,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類是淺薄型的,一類是深沉型的。前者好顯擺,買到自以為得意的書,便招搖過市,生怕別人不知道,甚者還寫文章,編書籍,肆意表暴。后者深藏不露。蓋所藏越豐富,越能更深切地體會“書囊無底”這句話,知道山外面還有更高的青山在,隨便顯擺,會叫高人笑話。我雖然算不上是“家”,但對所積攢古書的態度,就屬于前面很淺薄的那一類型。老楊則與我完全相反。老楊做人深沉,做事沉著,很少聽他談論自己的藏品。在這里,我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觀察,對他收藏的特點,略述一二。
上峰聘請他出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并不是隨便給的榮譽。老楊藏書,重視基本典籍的早期重要版本,這是傳統學術精髓所在,也是正統版本學家關注的焦點。我買書,總琢磨著找一些稀僻古怪的罕見版本,即業師黃永年先生斥之為“旁門左道”的東西。老楊和黃永年先生談古書,總是談得很融洽,關鍵就是兩人趣味相投。
重視這類名著名刻,固然值得稱道,而在當下,要想買來收藏,就不是老楊的經濟實力所克承負的了。所以,對這類書籍,實際上他大多只能購買一些影印精品。由于一心一意想撿一些罕見的品種,那時我想,影印的書,印得再少,也是晚近時期批量生產。所以,除了個別專業研究迫切需要的書,一般并不去買。一次,我們一同遇到日本昭和初年皮紙影印的宋刻單疏本《尚書正義》,大概他自己已經藏有一部,反復幾次勸我說:“小辛,這價不貴,你做研究,是應該買的。”我卻依然不為所動。直到近五六年來,因稍微多花了一點兒力氣讀書,才逐漸認識到這種影印古本的價值。可惜書價不可與昔日相比,已經沒有能力購藏了。現在回想起來,更為敬佩老楊的眼光和學術修養。
與業師黃永年先生情趣相同的是,老楊注重的基本典籍,還有清儒學術名著。剛剛拍賣古籍那幾年,偶然我還會在中國書店的小拍(即層次、價位較低的小型古籍拍賣會)上買一兩種需要的書籍,但由于囊中羞澀,每次去買想要的書,都是預先設定價位,多一點兒也不加,免得臨場失控,被競爭對手帶到一個很高的價位,以致無法收拾。一次,遇到一部嘉慶原刻本張惠言著《儀禮圖》,這是葉德輝在《郋園讀書志》所說“原版至為難得”的幾種清儒學術名著之一,老楊對此早已爛熟于胸,而我還沒有讀到此書。他雖然沒有明說,但我揣摩,應當已經收有一部,所以,極力勸我將其買下。拍賣會上,我倆并排坐在一起。當我出到預定最高價1,500元后,再有人加價,我就放棄不要了。老楊幾次用胳膊肘撞我,示意應再多出價,我都置之未理,結果便與此書失之交臂。后來老楊還再三為我感到惋惜,說“你做學問,這書早晚用得上,是應該買的”。那時若稍微多加一些錢,就可以買下。待后來書價暴漲,再遇到時,已經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上面談到的經史子集四部名著,是關系稍疏遠者不一定都能了解的老楊藏書的一個重要特色,而他更為京城內外書友熟知的收藏專項,是歷代詞集和詞學著述,尤其是清人詞集。在這一點上,老楊和李一氓先生的藏書路數很相近。我偶然也買到過幾部詞集,都很平常,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部清人馮登府的《穜蕓詞》,為初刻試印樣本,很罕見。因老楊專精此道,故呈請鑒定,得到了連聲贊揚。老楊不僅不大與人談他的藏書,也絕口不談自己的學術設想。他比我年長很多,又不便貿然開口詢問。我捉摸,老楊花費很大精力收藏的這些詞集和詞學著作,大概是想編著一部同朱彝尊《經義考》和謝啟昆《小學考》相類似的《詞籍考》,但或許更加注重版本的特征和差別。現在老楊已經駕鶴西行,亦不知我的揣摩是否符合他的本意,以及是否寫成了詞籍研究方面的系統著述。

和老楊淘古書的往事
老楊偏重購買詞籍的傾向,很惹眼。由于他在京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書友當中,名氣大,威望高,引得很多人也都學步其后,著意收羅這一主題。古書的價格,同所有古董一樣,求之者眾,就必然飆升。最讓老楊不知說什么是好甚至哭笑不得的是,帶頭起哄,挑起這一追慕風潮的人,是同他、同我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
在一次拍賣會上,我親眼見到老楊想買一部清人詞集,老楊舉一次牌兒,這位朋友就跟一次,使得書價一路狂漲,最后他付出比所預定高出兩倍多的價錢,才買了下來。散場后我和老楊開玩笑說,那人既然這么喜歡湊熱鬧,你以后不如換個專題,改買曲子。老楊的性格,是不大開玩笑的。他很正經,同時也很無奈地說:“哎,我買了幾十年了,哪能說改就改。”
另有一次,我很偶然地搭乘京城中一位藏書大家的車,閑聊中說起老楊的收藏。我勸那位朋友說:“老楊這么好的人,他是要研究詞,才集中買詞集。你們不做研究,沒有這樣特別的需要,何必非跟他競爭,把價錢抬這么高呢?”不料惹得這位朋友一臉不快,氣呼呼地跟我說:“辛老師,你這么講話,就是看不起我們不搞文史研究的人,以為我們沒文化了。老楊的工資,就那么兩個錢。要說做研究,他到圖書館看不是一樣么?他那么高水平的人,要是這詞集不珍貴,不能升值賣錢,他會花幾千塊錢買一部書做研究么?你說這話誰信呢?”一時間竟說得我啞口無言。對于有些人來說,這還真是一個說不清、講不明的道理。這是名氣的光環在給老楊贏得普遍尊重的同時,所附帶的一項很麻煩的消極作用。
經老楊指點,我買下的最好的書籍,是一部《道光御選唐詩》。那是在有一年秋天琉璃廠的古籍書市上,中國書店扔出一大堆殘卷零本古籍,也有一小部分首尾完整的全書,吸引古舊書癮君子搶購,其中就有這冊《道光御選唐詩》。這部書很奇怪,是用歪歪扭扭、大大小小的活字擺印,印制的效果不大像樣,然而卻是藍綾面,明黃簽條,明黃絲線,是皇家氣派十足的“宮裝”。究竟是由誰主導、為什么制作?以及是用怎樣一種活字印制?都是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一小冊書,標價500元,可以說是全場書市中最貴的古書,因而,直到下午三四點時分,還是無人理睬。老楊特地把書拿給我說:“小辛,你信我的話,就趕緊買下來吧,這書不算貴。我已經有一本,不然的話,就自己買了。”當時我是半信半疑,多少有些勉強,收了下來。后來在摩挲展玩間才越來越了解到它的可貴之處,也愈加感謝老楊的盛情。

由于關注的重點不同,而且對于我來說,絕大多數書,都是可買、可不買的,老楊是兄長,更不能和他爭。一塊逛書店,只要老楊說他想買,就都先由著他。但老楊買書,往往不夠決斷。一次,和他一起遇到一部道光刻本《愛日精廬藏書志》,我本來也有興趣,但老楊說,他很想買,只是還要考慮一下。我就花1,200元,另買了一部書店同時上架的嘉慶刻本《小謨觴館詩文集》。因為作者彭兆蓀的學問和詩文都不錯,覺得買下是很值的。那部《愛日精廬藏書志》,老楊考慮好久,直到幾個月后被別人買走,他還沒有想好到底該不該買。由此一事,就可以看出,遇事猶豫不決,是老楊性格上的一個重要特點。過后,他倒是對我買《小謨觴館詩文集》一書贊嘆說,還是像你那樣好,想買,買了就是了。其實,以我的性格,亂花錢,濫買書,買爛書的糗事,數不勝數。人的性格,是很難說優劣得失孰多孰少的,能由著自己的性子做事,就是最好。

和老楊相比,我買書起點低、起步晚,眼力學識更不能望其項背,所以,篋藏舊籍沒有多少能夠入他法眼。不過,他對我關注一些稀見史料,還是給予充分肯定的,有幾次和旁人說:“小辛買書雖然晚,但‘書運’奇佳,買到不少好書。”盡管只是歸結于“書運”,我不大服氣,但能夠得到老楊的夸贊,還是很受用的。
一次,我在琉璃廠一家書店,買了兩本清康熙年間人余光耿的集子《一溉堂詩集》,就是康熙時期的刻本,很初印的樣子。回來查了一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著錄,僅社科院文學所一家有藏本,顯然十分罕見。過了一段時間,老楊聽到消息,問我可否出讓此書,并問多少錢可以出讓?懂舊書的人都知道,像這樣珍稀的書籍,可遇而不可求,通常是不會出讓的,這不是錢的問題。不過,在這之前,我已經從其他渠道知悉,當時書店同時還上有這位余光耿的詞集《蓼花詞》,也是康熙刻本,與此詩集,應是同時刊刻,同樣流傳極罕,而老楊已經買走了《蓼花詞》一書。于是,我就問老楊,是誰想要這部詩集?是不是您想要把它和《蓼花詞》配到一起?老楊看我說破,便實話相告,問我可否割愛,并讓我開價。我說除了您,不管是誰、出多少錢,我都不會出讓。但若是您想要,我一定以原價轉給您。其實原價只有600元錢,按照其應有的市價來說,這等于是出于對老楊的尊重,送給他了。附帶說一下,與此書相關的是,我在外地,還買到一部這位余光耿的《一溉堂雜存》,舊寫本,薄薄一冊,卻完全沒有見到過著錄,流傳更為稀少。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老楊不僅不大和別人談自己的藏書,我聽他談所有事情,都很謹慎,但在專業學術問題上,卻很有內在的定力,有強韌的堅持,而且十分認真。他曾對我說,對現代漢語語法,他有一整套完全不同于通行說法的建構,雖然目前并沒有得到很多人的理解,但自信終究會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在古籍版本方面,他告訴我,曾耗費大量精力,四處奔波,幫助訂定《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的舛錯,嚴厲抨擊某某某人造成大量本不應有的謬誤。老楊真正起到了“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所應發揮的作用。
只把書當古擺設,實在是糟蹋了
由于書價暴漲,我在調離歷史所以前,就已經不大去買古書,但老楊是語言所的人,同在一個大院里上班,時或還有見面機會。到北大歷史系工作以后,我更是閉門讀書,學術會議都很少參加,就不大見到老楊了。
最后一次在古書方面和老楊有所交結,是很多年前,他身體剛開始出現不適后,我聽有人講,老楊自覺精力衰減,著手處理一小部分不大用得上的古書。我想到他有一部《蘇藩政要》,是清末寫本,記錄清朝后期江蘇巡撫的各項政務,具有很高史料價值,卻不是他主要感興趣的方向,因而或許有意出讓。于是,打電話給他,求問可否轉讓給我。老楊略一沉吟,講道:“你是做學問的人,這書也只有讓給你才有用。書應該放在有用的人手里,那就給你吧。”就這樣,他以低于市價很多的價格,把書讓給了我。

古籍拍賣興盛之后,富商大賈,紛紛入市收藏。老楊對這種情況,非常不滿,不止一次和我談過,這些人只是把書用作古董當擺設,實在是糟蹋了。他很慷慨地把這部《蘇藩政要》轉讓給我,就與這一觀念具有直接關系。但在另一方面,我理解,他也很珍視我們兩人之間的交往,算是一位兄長送給我的禮物,作為人生相識一場的紀念。意識到這一點,我想,只有趁精力尚好,充分利用各種古刻舊籍,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才能不負兄長的情誼和期望。在古書面前,雖然每一位收藏者都是過客,但能夠在藏書、讀書之后,留下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就猶如與古書一道獲得了永恒。
2015年8月16日晚記
(原文題作《一起買古書的老楊》,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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