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日本自民黨干事長谷垣禎一來到早稻田大學進行了一場內部演講。席間，他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作了這么一段評價：“安倍首相是個現實主義者，務實主義者，（戰后）70周年談話，就他個人來說是打從心底里不想道歉的，但是考慮到國際環境還有鄰國，肯定會想一個折中的辦法”。8月14日傍晚，這份“折中的辦法”展現在了我們的面前。

不出意外，至少國內媒體都將焦點集中在了安倍是否表達道歉、承認侵略以及慰安婦問題上。然而，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作為日本多年來少有的強勢首相，我們有必要關注的是，安倍到底如何折中了這份談話？他通過加入侵略、道歉、感恩等字眼來安撫鄰邦的同時，需要達到什么目的？因此，拋開聚光燈下的因素，我們會發現安倍談話別有洞天。

侵略亞洲＝解放亞洲？

眾所周知，安倍政府上臺以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背負著一座大山——村山談話。此次，安倍雖然明言將繼承歷代內閣的立場，但談話內容恰是對前者的強硬回擊，是一次對日本官方右翼史觀的重塑。與對日本侵略事實直言不諱的村山談話不同，安倍在談話開頭就稱，受到西方殖民浪潮沖擊，日本通過近代化完成了自立，并且“日俄戰爭給與了當時處在殖民支配下的眾多亞洲人和非洲人以勇氣”。這句話，恰恰是典型的日本右翼史觀，即認為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戰爭其實是對亞洲的解放戰爭。

不可否認在當時，孫中山先生也確實受到過來自日本有識之士的支援。但正如東京大學教授松浦正孝在《大東亞戰爭為何爆發》一書中所說，就主流而言，日本存在的“亞洲主義”思想本質是要建立以天皇為頂點的日本帝國體系，這一目的被巧妙地包裝成了“解放亞洲”、“抗擊西方帝國主義”的誘人口號推動日本走向戰爭道路，更不幸的是，這種“解放思潮”直至戰后都沒有被根除，反而成為了日本右翼翻案的思想來源。安倍贊美日俄戰爭，卻選擇性忽視了19世紀70年代吞并琉球王國以及90年代發動甲午戰爭的史實就是最好證明。

二戰＝日本自衛戰爭？

緊接著，安倍談話開始美化侵略戰爭。他談到一戰后，伴隨著國際聯盟的建立，戰爭被違法化，“日本在當初也是緊跟這一和平潮流”，但伴隨著世界經濟恐慌，歐美國家實施區域經濟集團化（即宗主國與殖民地建立關稅同盟，對外設立貿易壁壘）使得日本經濟遭受巨大打擊，日本感到被不斷孤立以至于山窮水盡才最終走上戰爭道路。這樣看來，日本發動戰爭不（只）是自身的錯，也是世界的錯。這就形成了日本右翼的又一典型史觀，即二戰是自衛戰爭。

這一點，當我們翻閱上世紀30、4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書籍和言說可以發現大量類似的說法，比如宇都宮太郎、松井石根等認為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對抗歐美的經濟封鎖、拯救東亞經濟于水火（事實上，大東亞共榮圈同樣是一種區域經濟集團化的表現）等。既然是迫不得已的自衛，則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們自然應該好好憑吊一番。如果國人“有幸”去日本右翼大本營——靖國神社游就館走一遭，就會發現安倍這番話和游就館中的展覽是如此一致，即描寫日本軍士們如何因為保家衛國而客死他鄉、妻離子散的動人故事。

試圖破除自虐史觀

對日本侵略歷史的“反省”在談話后半段達到了高潮，安倍聲稱“在日本，戰后出生的人們目前超過全體人口的80%左右。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系的子孫后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其實，日本民間對于曾經受害國大多抱有反省和謝罪之心，日本年輕人也并非會為反省和謝罪感到“宿命”般的壓力，筆者熟識的日本大學生更是主動學習對他們來說“不光彩”的歷史，認識到保持正確歷史觀的重要性。但安倍無視民間的正能量，之所以急著為日本人民“卸下包袱”，除了他本人就屬于戰后世代外，實則恰恰為達成日本右翼的第三個夙愿，即破除“自虐史觀”。戰后，日本右翼將主流歷史學界對于戰爭的反省稱之為“自虐史觀”，認為日本必須停止謝罪（還有諸如批判東京審判、聲稱二戰不是侵略戰爭等）。

值得警惕的是，國內媒體雖然轉載了安倍談話的所有內容，但在日本朝日新聞的版本中，安倍在念完談話內容后，還進行了一小段發言（非談話內容），稱“我在開頭提到，我將21世紀構想懇談會（此次安倍談話的智囊團）的建議作為歷史的聲音來接受。同時，我們要對歷史保持謙虛的姿態。所謂保持謙虛的姿態，就是我們是否有錯過別的聲音，對此我們必須時刻關注歷史”。這里，安倍提到“別的聲音”究竟是什么？一個可能的推斷是，根據日本新聞報道，在21世紀構想懇談會上，有兩位學者對于在談話中加入謝罪、道歉等字眼表示了反對。那么安倍指的聲音是不是這兩位學者呢？

妄圖敲打中國

如果說，重塑日本官方的右翼史觀在這份談話內容被精美包裝，那么敲打中國的意味則顯得更隱秘。在談話的最后部分，安倍暢談了日本今后如何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

第一點，他認為，日本對任何紛爭都秉承尊重法律支配的原則，不行使武力，通過和平和外交去解決的方針，并努力呼吁世界各國也來遵守。但顯然，日本在“釣魚島國有化”問題上尊重國際法了么？那么這段話是說給誰聽的？如果，我們翻閱日本近年來的外交白皮書和防衛白皮書，類似“尊重法律支配原則”、“不行使武力”等說法所圍繞的問題幾乎都與中國相關，即指責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采取的態度和行為。

第二點，安倍自作主張地認為，過去發生的戰爭是根源于區域經濟集團化，因此現代的國際經濟體系應該是不受任何國家恣意控制的、自由公正的、開放的。除了再次為日本二戰動機開脫之外，其言下之意是在二戰7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國家想要恣意控制國際經濟體系。這個國家是美國么？聯系到TPP問題上的美日分歧，并非沒有可能。然而，我們再仔細回顧過去發生的一系列與國際經濟有關的話題會發現。安倍曾在與非洲、東南亞等國家首腦會談中，不點名地批評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是原材料換商品的新殖民主義；今年亞投行的成立，日本響應美國的號召質疑亞投行的透明問題，妄言其是中國為實現本國利益的一言堂；對于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也始終將其認定為是中國要控制地區經濟的表現。

第三點，安倍突兀地采取了“日本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的說法（未見于歷屆談話），認為日本吸取了這一教訓，今后要和那些共享民主主義、人權、自由的國家聯手，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該說法可謂既荒謬且諂媚，一戰和二戰時期的國際秩序是什么？是帝國主義瓜分全球。日本當時實行帝國主義政策，這完全是國際秩序忠實的追隨者，何來挑戰者之說？那么日本挑戰了什么？用安倍談話的內容來說就是“我們與作為敵人的美國、澳洲和歐洲各國進行了慘烈戰斗”（此處不見東亞各國，這就是“解放亞洲”思想在作祟）。

要注意，安倍隨后又一次自作主張地提出決定國際秩序的三要素（民主主義、人權、自由）來營造一種國際秩序的“政治正確”。那么，日本的外交公文中誰代表了這種政治正確？美國及其同盟（澳洲及歐洲各國）。由此，安倍通過塑造日本的失敗者形象，一方面將國際秩序的內涵等同于民主主義、自由、人權，以表達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其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誡國際社會，要小心那些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問題來了，哪些國家沒有和美日共享價值觀？哪些國家近年來被不斷描繪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安倍大力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的背景是什么？中國，中國，還是中國。所以，安倍表面上對中國道歉，實際上早已埋下了制衡中國的種子。

最后，一些關乎日本國內政治的問題也被嵌入到談話中。前文所述的“積極的和平主義”與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憲法之間的關聯已無需多言。又如安倍借慰安婦問題（文中使用的說法是“尊嚴和名譽受到傷害的女性”）強調日本要為21世紀引領女權而努力的背景，是為了推動安倍經濟學中的重要戰略，即提高女性對社會的貢獻（如就業問題）。至此，我們發現安倍談話哪里是道歉呢？而是一份精心制作的施政報告。

日本前首相村山在談話發表完后的第一時間就向媒體表示，安倍談話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回避了直接道歉。每日新聞評論員古賀攻則表示，安倍故意在談話中多次談論中國，而怠慢韓國，主要就是為了能夠早日達成訪華之旅，改善中日關系。

日本領導亞洲的夢沒有做完

在談話中，安倍零散地放入一些安撫性的單詞（侵略、道歉、感恩等），用所謂“發展的眼光”來淡化了當下的道歉立場，迎合了相當一部分日本國內人士的需求；同時，其談話中顯然流露出日本如何看待國際秩序這一問題，為今后進一步提升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鋪了路。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主義者領導下的日本，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一則，安倍政府必然認識到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巨大影響力，東亞地區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問題的解決不能夠沒有中日兩國參與，而兩國的民間交流也是逐年向好，其絕不會也不敢與中國鬧翻；二則，日本領導亞洲的夢沒有做完，遏制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政府外交戰略的最優先事項，近年來其聯手菲律賓、慫恿東盟在地區問題上鼓吹中國威脅論就是最好的體現。已有報道稱，安倍有意向在2018年繼續參與日本大選，即便安倍落選，中日之間的博弈格局短期內不會得到改變，中國政府須保持高度警覺，鞏固自身發展，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 

(作者系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