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組北平站情報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保密局北平站轉為地下活動。由于繼任的站長徐宗堯棄暗投明，作為投誠中共的獻禮，王蒲臣先前布置在北平的五個潛伏組織，先后被中共破獲。

在此背景下，王蒲臣在青島等地招募了一批家庭背景單純的青年，經過短期訓練，馬上派往北平從事地下工作。其中一位特務叫王振華，化名王介民，擔任北平站平津潛伏組組長。

1949年3月26日，王振華從青島經過重重關卡抵達北平，3月底已經向王蒲臣發出第一份工作報告，說明經過數日的努力，已經重新建立起特務網絡。他的工作人員遍布北平、天津和保定，每位特務都詳細列出了本名、化名、年齡、籍貫、學歷和社會關系等。王振華還提出一份《返（北）平后工作計劃概要》，打算在未來的情報工作中分七個步驟進行。“不幸”的是，一個月后，王蒲臣從中共北平的地方報紙上得知，王振華已經被北平市公安局逮捕了！

王蒲臣又于1949年5月派出張百陽，重組北平站的情報工作。5月16日和26日，王蒲臣對張百陽分別發出兩次電報譯電守則，以《死去的太陽》和《虹》兩書為密底，詳細說明譯電方式。沒想到巴金的名著《死去的太陽》和茅盾的名著《虹》，竟然成為軍統特務的密碼本！同時為了避免中共的破譯，王蒲臣強調：“為隨時保持機密，底碼譯用時，應在起始點及終點作一記號，絕對不可重復使用。”他還要求特務熟記譯法后立即焚毀，不可留下任何記錄。

5月16日張百陽在向王蒲臣報告時，詳細記載了執行潛伏任務的方式，包括他們以經商為職業掩護，運用親友和社會關系從事特務工作。張百陽還報告了他的化名、身份、職業、地點和暗號；用粉筆將門牌號碼數字記在門框右面，見有此暗號即在該處，沒有就不在；對答暗號每周更換一次，以便確定彼此的身份；開設照相館用來掩護電臺等等。為了獎勵特務潛伏，保密局規定，潛伏特務均比照原級發給雙薪，“但其電臺停止通報時，則一律取消雙薪”。

另外一份《北平站布置潛伏組簡報表》則按照名字、化名、經歷、掩護職業、聯系地址和暗號等內容，將潛伏特務逐一登記在冊。一位真名叫凌子華的特務，曾經有好幾個化名。北平站考察結果，認為這個特務“過去成績最優，老練可靠，生活簡樸，且抱犧牲精神”。他潛伏北平時，以收買舊物（北平稱之為打小鼓）為掩護，聯系地址在地安門大街路東杏花天23號，如有機要事項，找后院有人可以聯系。在這份簡報表中，類似的特務有八位。同時王蒲臣還在青島和濟南等地如法炮制，派出大量潛伏特務，和新生的中共政權對抗。

保密局機密會議記錄

在四百多頁的文件中，有三次1948年底保密局北平站秘密會議的完整記錄稿，令我們得以了解保密局最機密會議的過程。

第一次是在1948年11月1日晚上八點，文件題目為《公密單位特別會報記錄》；第二次時間為1948年12月7日下午一點，文件題目為《本站各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會記錄》 ；第三次在1948年12月7日晚上八點，文件題目為《公密單位同志聯合座談會記錄》。會議地點都在弓弦胡同15號，其中第二次會議和第三次會議是在同一天召開，可見會議安排之密。

三次會議均由站長王蒲臣主持。以第一次會議為例，包括三個議程：主席報告、討論事項和閉會。參加者包括王蒲臣，有著公開身份的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和稽查處處長毛惕園等十四人。

在主席報告中，王蒲臣提出，在北平各公開和保密單位中的同志共有七百八十余人，為“應付此非常時期，勢必要先準備萬全以免臨時倉皇失措”。與會者對以下諸多議題進行了討論： 鑒于北平公開和保密單位的特務身份多已公開，要物色有職業年齡不在服兵役勞役者加入組織，彼此之間嚴禁發生橫向關系，除負責人之外彼此不得聯系，電請南京保密局局本部派新人來北平指揮，暫定弓弦胡同15號為聯系地點，必要時由北平站另外指定新的地點，嚴加考核各單位所屬人員思想言行，實行嚴厲的連坐連保制度，剪除短波收音機，建議國立各院校南遷。會議結果，除去物色新人員加入北平站一條通過外，其他提案均需要進一步研究而沒有明確的決議。

另外，王蒲臣的屬下特務，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潛伏計劃建議。1933年2月就參加北平的特務工作、在蘭州訓練班接受戴笠訓示的楊福全，1948年11月9日向王蒲臣提出五頁的《對本站及各組潛伏工作之建議書》，就潛伏工作提出八項極為嚴密的建議。

由此可見，北平站上上下下的特務，對潛伏工作還是高度重視的。

周養浩被俘

王蒲臣逃離北平后，按照毛人鳳的安排，先去青島擔任保密局青島站站長，5月率領青島站全體人員撤退臺灣，9月再奉命去重慶籌辦保密局重慶干部訓練班。毛人鳳擔任主任，王蒲臣為副主任負實際責任。隨著解放軍逼近重慶，毛人鳳下令解散這個訓練班。12月9日，王蒲臣撤退到昆明。無巧不成書，就在這天晚上，云南省主席盧漢宣布起義，剛剛抵達昆明的王蒲臣被俘。

當天晚上，盧漢就將原已掌握的國民黨特務大部分抓獲。至13日，共逮捕保密局、中統和國防部第二廳系統的特務兩百余名，其中有二十多位有頭有臉的大特務，特別是保密局西南局局長徐遠舉、副局長周養浩和云南站站長沈醉等六位特務少將，其中周養浩的被俘最有傳奇色彩。

周養浩剛剛抵達昆明機場就發現情況不妙，于是把少將軍服脫下來換上便衣，準備伺機逃走。不過，前來搜查的昆明警察最終在一輛破汽車里把他搜出來，因為他參加過鎮壓昆明民主運動，并親自審訊過被捕的民主人士，不少警察都認識他！

王蒲臣僥幸脫險

和周養浩比較，王蒲臣就“幸運”多了。按照2010年臺灣“國史館”出版的《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匯編》（第三十五輯）的《王蒲臣先生事略》透露，王蒲臣這次在昆明被俘四十五天，直到1950年1月才脫險昆明，1月26日撤退到貴陽。究其原因，是王蒲臣“運用舊組織關系伺機回臺”。

1991年，王蒲臣在他的回憶錄《滾滾浪沙九十年》中，詳細記載了他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

重慶干部訓練班結束后，王蒲臣帶領保密局的幾十位同事，搭乘國防部的軍用飛機準備從成都直接飛往海南島或臺灣。不過此時成都機場等待撤退的人過多，于是國民黨空軍安排先飛往昆明，再從昆明分批撤退。王蒲臣早知道云南王盧漢態度曖昧，昆明并非安全之地，但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變化會這么快，同時這么富有戲劇色彩！

1949年12月9日下午三點，王蒲臣飛抵昆明。在機場門口看到架著兩挺重機槍，就有點疑惑。因為計劃中下榻的旅館已經住滿，他們不得不在機場等候。當天晚上機場就被云南方面的武裝人員全面控制了。

第二天，盧漢起義的消息正式廣播了，云南方面的部隊開進機場，機場中的人員失去了自由。王蒲臣馬上命令部下焚毀密電本和機要文件，以及各自攜帶的會暴露身份的所有物件。

作為一位老特務，王蒲臣隨身帶有各種不同身份證明，此刻他只保留了一張青島教員的假身份證，隨后溜進廁所，把這個空白的假身份證填寫好，再把私章和手槍等處置掉。中午時分，云南方面派來汽車，把這些人送到了翠湖邊的原云南講武堂的房子內，開始了囚犯生涯。其中有位仁兄不識相，看到居住環境太差提出抗議，云南方面回答：“朋友，請放明白一點，這不是做客！”

由于國民黨部隊對昆明有攻城乃至空襲的軍事行動，城內一度比較混亂。這些被軟禁人員，也有機會外出自由活動，王蒲臣借機尋找好逃離昆明的具體線路。與此同時，他對看守人員做了不少的工作。他首先告訴他們，他是這架國防部軍機飛行員的小同鄉，因此才有可能登機；其次，給這些看守人員代寫書信，下棋講故事，彼此感情變得非常融洽。有次王蒲臣還資助一位家庭經濟困難的看守一些錢，幫助他度過難關。

1950年1月18日，王蒲臣看到昆明的報紙宣布，20日開始要對這些軟禁人員編隊，深知大事不妙，因為編隊后一定要有坦白，其身份再無法隱瞞。他花一兩黃金，行賄門衛，于1月19日逃離軟禁處，隨后搭車逃離昆明，再輾轉貴陽，最后抵達臺灣。

由此在昆明對國民黨特務的大逮捕名單上，少了這位王少將，否則他很有可能與徐遠舉、周養浩和沈醉一起坐上若干年的牢。